《唐山大地震》编剧：灾难下的亲情更温暖有力

徐帆、苏小卫（中）、冯小刚在拍摄现场

　　本报记者 周南焱

　　作为一名编剧，苏小卫非常低调，不爱在媒体上露面，开口就自谦为“业余”编剧。但就是这位“业余”编剧，编写出了《那山那人那狗》、《暖》、《生活秀》等多部获奖剧本，得过国内外几十个奖项。即将于7月22日上映的冯小刚新片《唐山大地震》，也由苏小卫操刀编剧。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她明确说，《唐山大地震》不是《2012》那样的类型灾难片，“我不会写灾难片，对生活情感戏更有信心。”

　　特意安排姐弟俩相遇汶川

　　《唐山大地震》改编自海外华人作家张翎的小说《余震》，讲述了一个普通唐山家庭在震后32年间的悲欢离合。找一位女性编剧来完成剧本改编是制片方和导演冯小刚的初衷，2009年春节前后，苏小卫接到了改编小说的邀请。“当时制片方已考虑得很成熟，创作方向很清晰。因为改编小说，故事的开头和结局已经确定了，我要做的就是如何用电影的方式把故事讲出来。”苏小卫说，编剧和作家不一样，没有那么主动和自由，就是把导演的要求写出来。

　　说起唐山大地震，苏小卫至今记忆犹新。当时她还在北京上初中，地震后在简易棚里住过很长一段时间。但这次当编剧，她仍然查阅过不少相关资料，并三次去唐山了解当年地震情况。“剧本修改一直持续到影片完成，大概改了五六稿，大的改动只有一次。”苏小卫说。

　　“制片方对电影定位得很清楚，《唐山大地震》不是一个类型灾难片，地震只是一个引子，主要还是表现人物的情感、心理和命运。”苏小卫坦陈，自己不会写灾难片，更善于写生活情感戏。原著中没有汶川大地震的情节，编剧的时候特意加进去了，还有意安排剧中失散多年的姐弟俩在汶川相遇。“导演希望写得温暖一点，表现地震后一家人的情感变迁，这是大家的共识。”而写温暖情感题材，素来是苏小卫的拿手好戏。

　　从单线人物改成家庭群戏

　　小说《余震》中，有一个细节成为全篇的支点。地震发生后，姐姐和弟弟同时被压在一块水泥板下，而母亲在两难中只能选择救一个孩子，最终她选择救了弟弟。后来意外获救的姐姐方登从此心里形成一个难解的结，影响到此后的生活。电影也采用了这个关键情节。“这个情节设置了悬念，观众想知道这件特殊时期的特殊事情发生之后，对每个人后来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就会跟着故事往前走。”苏小卫说，写到母亲两难的选择之时，自己是感同身受，因为生活中自己既是母亲也是女儿，特别理解母亲的愧疚之情。

　　虽然剧本保留了原著的大部分内容，但人物线索却一分为三。小说中重点写姐姐方登治疗心理创伤的过程，主要展现一个人的情感世界。苏小卫透露，剧本则改为母亲、女儿、儿子三条线索，塑造的人物形象更多，还增加了养父(陈道明饰)的戏。“这和电影的制作有关系，电影中的年代跨度很大，应该表现更多的角色。”她说，自己本来也想多写几个角色，表现不同的人地震之后怎样生活，跟导演的要求不谋而合。

　　苏小卫觉得，《唐山大地震》中的这个家庭，因为地震每个家庭成员的生活都改变了，也都不在一个城市了，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情感寄托，都跟曾经存在过的那个家是有关的。电影中的母女32年没有相见，但越是不相见越是说明女儿对母亲当初的选择不释怀，而不释怀的根源就是中国人对家庭的那种执著。

　　祝福生活中有矛盾的母女

　　正是母亲在地震中的选择，使得方登长期蒙上心灵的阴影，并形成古怪或偏执的性格。在原著中，方登此后遭遇了继母病逝、继父的性侵害、丈夫移情别恋、女儿离家出走等诸多不顺的事，最后躺在了心理医生的病房，并多次试图自杀。相比之下，电影剧本要温暖许多，并没有那么阴暗、残酷。苏小卫说，电影毕竟要给人温暖慰藉的，不要让观众失望。

　　“其实姐姐方登的心理症结，我们也可以理解和体会。别人身上的灾难其实也是我们的。姐姐对母亲的不理解和不原谅，有一个比较极端的原因，就是母亲的放弃。”苏小卫认为，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原因不太多见，但是母女之间的不理解是很常见的，有时是因为很小的事情就会产生很大的矛盾。“但是，有矛盾的母女也是母女，彼此不会不在乎对方。只是都生活得更艰难，更纠结，剧中这对母女最终的和解是我们对有矛盾的母女的祝福吧。”

　　对于电影所表现的人物情感，苏小卫觉得应该能引起观众的共鸣。她感慨地说，这部电影跨度32年，揭示了人物命运和他们之间的感情纠葛，最终表达了一个温暖人心的主题，加上冯小刚导演的影响力，应该是一部观众众多的电影。“观众的参与会使这部电影的意义超出电影本身，我们将一起思考关于灾难，关于重建，关于亲情和家庭，关于生命和理想的很多话题。这是我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