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雄心勃勃的政治家，一位善于玩猫捉老鼠游戏的战略家，一个生命力旺盛的男人，喜怒无常的怪人，爱才如命的伯乐，一位神思飞扬的诗人，一位头颅里经常有小人儿在窃窃私语的偏头疼患者，一个说不尽的艺术形象，才是我们所期待的。
活得太久的民族，面对一块石头都会产生很多历史联想，真实的石头变成了历史的标记。我们仿佛不是在看一棵树，而是在欣赏历史遗产。面对具体的事物和个人，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将它变成历史标本。面对历史，我们就滔滔不绝、头头是道；面对个体、自我和灵魂，我们便哑口无言、三缄其口。历史记忆成了宗教，听说书人讲历史演义仿佛在做礼拜，看历史电视剧取代了祈祷，抚摸历史老僵尸成了经常的功课，翻阅“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成了民族成长仪式。历史像乌云一样笼罩着我们的头颅和心灵。
为了让历史便于记忆、深入人心，我们发明了历史演义这种特殊而奇怪的文体，而不是英雄传奇和长篇小说。英雄传奇塑造的是先民中强大而完美的人格典范。长篇小说关注的是弱小而有缺陷的个人在历史中的遭遇。历史演义则对那些在历史酱缸中捣糨糊的人津津乐道，比如概念化的刘备、孔明、曹操、孙权、袁绍、董卓。在古典叙事文学中，《三国演义》(新版旧版)是文学性最差的一种，其中的阴谋、虚伪、暴力、谎言、妖术，都是少儿不宜级的，至少是家长指导级的。拍成电视剧之后更是如此。
最近，多家卫视在同时播放新旧两种版本的电视剧“三国”，引起了许多议论。议论最多的话题，自然是哪个版本更好、更接近历史。叙事文学“三国”无须完全忠实于史书“三国”；电视剧“三国”同样无须完全忠实于小说“三国”。它们是不同时代的人对历史事件和小说人物的不同理解和诠释。对于文学艺术而言，问题的关键不在“尊曹抑刘”还是“尊刘抑曹”这一历史酱缸内部的分赃逻辑，而在于是否有艺术创造和现代眼光。艺术创造不是对历史事件的宣传，而是对人物性格和命运的重新理解和再现。
从表演角度看，新“三国”比老“三国”要好一些。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如果重复老“三国”，甚至不如老的，那这十五六年我们大家就白活了。老“三国”简直是惨不忍睹：样板戏腔，矫揉造作的表情，虚假的哭声和笑声，对白语言和身体动作的不协调，京剧脸谱般的妆容。我弄不明白，演员为什么三五个镜头就来一次哈哈哈的、程式化的大笑。所有的观众都没有笑，只有演员自己笑得不亦乐乎。
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是“卧龙吊丧”那场戏，看得人浑身哆嗦，想吐。因为那不像孔明在哭，而像孔明的老婆在哭。为什么要强化这场“哭戏”？为什么不强化孔明在听到周瑜死讯前后的两次大笑呢？可见在处理“哭”和“笑”的时候，他们大脑一片混乱，历史演义思维和表演煽情思维搅成一团。新“三国”的这场戏也没有什么长进，几乎是对老版的克隆，就差用头撞周瑜的棺材了。总之，他们的笑让人想哭，他们的哭让人想笑。
新“三国”在处理曹操和刘备两个形象时似有新意。曹操不同于常人的奇异性格有较好的诠释，作为中国男人中极其罕见的偏头疼患者的性格，刻画得较为生动。但演员表演有时收敛不够，使曹操露出一种前后不一致的轻浮性格，比如随地大小便、当众照镜子。刘备性格中增加了“大丈夫”成分，但冷峻刚毅过多，狡猾猥琐不足，艺术上显得突兀，说服力不够，仿佛要将曹操取而代之。孙权演得幼稚，仿佛在演青春偶像剧。几位女性演员选得不对，显然是草率从事。中国历史从来就不重视女性形象，这部电视剧也是如此。
如果还有人想重拍的话，应该在曹操的性格刻画上，下更大的工夫。一位雄心勃勃的政治家，一位善于玩猫捉老鼠游戏的战略家，一个生命力旺盛的男人，喜怒无常的怪人，爱才如命的伯乐，一位神思飞扬的诗人，一位头颅里经常有小人儿在窃窃私语的偏头疼患者，一个说不尽的艺术形象，才是我们所期待的。历史剧要摆脱演义思维，进入艺术思维，让复杂的人物性格和艺术形象深入人心，而不是让阴谋、虚伪、暴力、谎言和妖术深入人心。 □张柠（北师大中文系教授）（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