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部“中国特色”的大片，《唐山大地震》其实并不是一部很多人想象中的“灾难类型片”。虽然在影片开场借助外国特效团队再现的唐山大地震场景可以说是中国电影特效水平的最高体现，但这部电影最重要的价值仍然不在于灾难场景的展示和个人英雄主义的颂扬。如同《唐山大地震》的英文片名《AfterShock》(余震)一样，这部电影其实讲述的是那些幸存下来的普通人，如何在地震之后的漫长时光里，重新找回丢失的家庭与亲情。从这个角度来说，《唐山大地震》如果一定要按照类型片分类的话，它更应该算做是一部家庭伦理电影。
作为一部从小说改编的电影，《唐山大地震》虽然具有一个气势很大的片名，但它的故事却仍然没有完成类型化叙事的突破。原著小说《余震》以姐姐的故事为主线，讲述了一个跨度三十年的故事；而电影《唐山大地震》则将故事主线一分为三，分别是母亲、姐姐和弟弟，而且母亲的故事线索明显是支撑起整个电影故事的主线。故事的切入点和改编思路，很技巧地回避了这三十年中国社会发生的激荡变革，重点则放在一个普通家庭的情感变迁上。
作为一部有唐山市政府参与投资的大制作影片，这种改编思路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中，自然是一种最为安全的叙事策略。整个故事的重心从姐姐转到母亲，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这部电影的市场切入点的改变。
作为一部目的明确的商业影片，《唐山大地震》并没有将重点放在唐山大地震事件本身，或者改革开放三十年中的普通中国人心灵史的层面，而是运用了大量通俗剧的手法，渲染和强化了一个唐山大地震背景下的奇情故事。整个电影故事的三条人物主线按照时间顺序平行铺开(但同时又非常技巧地错开了所有过去三十年中的重要标志性年份)，三个主要人物几乎毫无变化地跳跃完成了三十年人生历程，浓缩了几乎所有人生苦情场面。对于大多数普通观众来说，在观看《唐山大地震》的过程中，只要观众愿意在影院的黑暗中开闸泄洪，那么流泪这种生理反应几乎是不被个人主观意愿所控制的。换句话说，只要还是一个具有正常情感模式的人，只要观众不去故意违抗自然的生理反应，那么在看到《唐山大地震》中的诸多悲情段落时，流泪几乎是一种必然的观影反应。
这种配合商业策略的电影手法就其本身而言并无对错之分，现在的观众需要一部能够让自己释放各种压抑情绪的催泪电影。然而，作为一种流行文化的快速消费品，《唐山大地震》这部电影又要面对另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这部电影所讲述的巨大灾难和无法痊愈的心灵伤痛，都曾经真实地发生过，而且现在还在诸多普通人的心中悄然延续着。
《唐山大地震》等于是被迫遭遇了这样一个几乎是永恒的电影话题：如何完美地平衡一部电影的商业和艺术元素。从《唐山大地震》这部电影来看，它明显是无法完成这样一个艰巨的使命的。这部电影中出现的元妮一家人，固然悲惨的身世令观众不得不哭，但如果我们将视野上升到民族集体回忆或者普通中国人心灵史的层面来看这部电影的话，就会疑惑地发现，这部电影中元妮一家人几乎完全是和真实社会隔绝开的，这部电影的叙事结构中甚至连元妮家的邻居都没有出现过。
如果我们放弃对《唐山大地震》这部电影在艺术层面上的要求，仅从文化消费产品的角度来看《唐山大地震》，我们就能很明确地看出，它所有的叙事技巧都服务于一个明确目的：满足观众的好奇心和情感消费诉求，通俗点说就是要满足观众进电影院看到一场真实灾难的再现并为之洒下同情泪水的欲望。
类型化叙事的缺憾令《唐山大地震》这部电影在面对市场时可能会遭遇到尴尬：这部电影的故事基础是一场发生在34年前的真实事件，如何处理部分观众在进行文化消费的同时可能会产生的内疚或愤慨心理，则是《唐山大地震》无法回避的挑战。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作为一个民族的集体伤痛回忆，用何种历史观和态度来看待这场至今仍在悄然延续的集体伤痛，则会是观众能否和这部电影取得相互谅解的关键。而能否营造出一个适合全民参与的情感宣泄氛围，或许会是这部电影完成市场使命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