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故事：杨耐梅——沦为乞丐的电影皇后

杨耐梅(资料图片)

　　□文/韩松落

　　1926年，上海《新世界》杂志举办电影皇后选举，当时的四位女明星被选为“四大名旦”，其中之一，是杨耐梅。

　　1956年，香港街头，出现了一个女乞丐，虽以行乞为生，却风韵犹存，气质不凡，人们悄悄打听她的来历，然后知道，她是曾经的电影明星杨耐梅。

　　上海滩最红的女明星，香港街头的乞丐，冰火两重天般的身份，竟能叠加在一个人身上。想起她，挥之不去的，是“命运感”三个字。

　　出道成名：浪漫张扬，性感为帜

　　她本名叫杨丽珠，是富商杨易初唯一的女儿，她就读的“务本女中”，是上海最好的学校。少年时代，她常陪着母亲到“笑舞台”去看文明戏，由此结识了戏剧界的泰斗郑正秋。

　　而她心目中最时髦的玩意，是电影，她一心想成为明星，玛琳·黛德丽是她的偶像。1923年，明星影片公司准备筹拍根据鸳鸯蝴蝶派文人徐枕亚小说改编的《玉梨魂》，却找不到合适的女主角，郑正秋把她推荐给了“明星”公司的张石川，在《玉梨魂》中扮演狷狂的小姑筠倩之后，她一举成名。为了继续明星之路，她选择与家庭决裂，21岁时，她出演《诱婚》，在其中扮演一个在俗世沉浮的摩登少女，成为上海滩的著名女星，并被赠予“浪漫女星”头衔。“明星”公司每月付给她500元大洋的薪金，拍片则另有报酬。与此同时，“街头巷尾，茶楼酒馆，人人无不以谈耐梅为见广识多”。

　　随后，她继续这种戏路，先后在《新人的家庭》、《空谷兰》、《四月里的蔷薇处处开》里扮演或浪漫或放荡的女人，成为当时罕见的以“性感”为帜的女明星。

　　使她声誉达到顶峰的，是包笑天根据托尔斯泰的名著《复活》改编的电影《良心的复活》，在这部电影里，她一改从前的戏路，扮演了一个贤良的母亲。当时尚是无声片时期，但导演卜万苍却做了一个别致的安排，影片公映时，在剧情即将到达最g.c时，将银幕升起，舞台灯光渐亮，而与片中装束完全一致的杨耐梅则登场演唱为这部电影所做的歌曲《乳娘曲》。电影连映20天，场场爆满。

　　另立门户：密会军阀，狂想实现

　　杨耐梅狂想中的场景都渐渐实现，住在爱多亚路的二层洋房里，穿奇装异服，在家里组织派对，和英俊小生朱飞恋爱，最重要的是，被千万人仰慕与关注。她成为中国第一位有自用汽车的女人，也是第一位在公众场合暴露玉腿提袜子的女人。她的坏脾气和坏嗜好，于是迎风见长一般地壮大起来。她赌博、吸毒，在拍片时迟到，并努力挣脱“明星”的约束，力图另立门户。

　　另立门户需要一个由头。1927年，她在报纸头版看到一则新闻，新闻的主人公，是一个叫于美艳的女子。这个女人，为了抗拒包办婚姻，逃往上海，有一天，她站在阳台上，看着路上熙熙攘攘的行人，突然热血涌上心头，开始将大把大把的钞票向窗外抛洒，引得路人哄抢，而她一边俯首下望，一边纵声大笑。杨耐梅瞬间就被这个故事打动，决定将于美艳的故事搬上银幕，但当她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张石川，得到的却是毫不留情的拒绝，张石川表示，公司不会投拍这样一部毫无意义的电影。她当即决定，要自立门户，首作就是于美艳的故事，而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奇女子》。但她当时并无积蓄，也不可能得到父亲的帮助，就在此时，山东军阀张宗昌派人来上海，转告杨耐梅，他仰慕杨耐梅芳名已久，邀请杨耐梅去山东小聚，回报是资助她拍电影。

　　张宗昌的劣迹，从他的诨号中就可见一斑——“狗肉将军”、“混世魔王”、“三不知将军”、“五毒大将军”，特别是“三不知”，是怎么个不知法呢：一不知兵有多少，二不知钱有多少，三不知姨太太有多少。他邀请杨耐梅去山东的目的，简直再明白不过，所有人都反对她赴这个约会，但杨耐梅仍决意前往，并在半个月之后带着巨款回到上海。

　　那半个月的生活成了一个永远的谜，但我们却知道它的结果，回到上海的杨耐梅，租别墅，购器材，成立“耐梅影片公司”，并请出包天笑任编剧，史东山、蔡楚生联合执导，拍成了《奇女子》，摄影棚中不但有当时最先进的设备，还设有赌局和鸦片。《奇女子》上映，票房大卖，更给了她挥霍的理由，她甚至曾在一夜间输掉八万银元。“耐梅影片公司”随之关门，她不得不复出，先是演话剧，因为薪水只有每月300元，她又加入“天一影业公司”拍片，但不巧的是，无声片时期已经开始，身为广东人，她国语不过关，慢慢从银幕上消失。1933年，在出演了“大东公司”的《春风杨柳》之后，她宣告息影。胡蝶、阮玲玉和夏佩珍，接过了她手中的接力棒。

　　经历动荡：复出失败，沦为乞丐

　　嫁人也是条出路。此时，她遇到了名门之后陈君景，陈君景的父亲，是曾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陈少白，陈君景本人，则是经济学博士。她嫁给了他。

　　经过一番跌宕，杨耐梅已经懂得惜福，她洗尽铅华，戒赌戒毒，安心操持家务，还生了一个女儿。她的父母看到此情此景，感到非常欣慰。只是，幸福生活没持续多久，抗战爆发，她先后经历了丈夫公司的倒闭、父母去世、家产被别人侵吞、移居香港，以及丈夫的失业。在香港，他们全靠变卖细软度日，在她以为已经沉到底的艰难生活里，女儿长大，并嫁给了一个小商人，随他去了台湾——这是她命运的一条重要伏线。

　　这期间，为了生计，她也曾思谋复出，香港没有合适的机会，她便跑回上海，和电影界人士见面。1942年6月27日《大众影讯》这样调侃她的回归：“耐梅的年华虽已老去了，但徐娘的风韵，依旧是万分的动人，也许沪上人士会得再度崇拜在她皮鞋脚下”。

　　她再次回到香港，继续她日渐溃败的生活。1956年，她和丈夫离婚，没多久，沦为乞丐。1957年，她的女儿女婿闻讯从台湾赶来，找到了她，接她去了台湾，她最后于1960年2月27日在台湾去世。

　　她一生的惨厉，是否该归咎于时代的动荡？似乎也不能。因为同时代的女星，得到善终的不在少数。倒是中国人最朴素的哲学可以解释她的生平：运气皆有定，是会用完的。她的乖戾和张扬固然扩大了鸿运在身时的刺激，却也加速了运气的流逝。

　　那些以截断众流姿态出现的人未必颠扑不破，那些低谷里的徘徊者也未必永远命若危弦，那些先发制人者未必占尽先机，那些后起之秀也不必含恨吞声，人生必须要不断地重新开始。不断地重新开始，是世界最基本的机能，不断地重新开始，是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东西——时间的必然节奏。

　　像玉娇龙那样好勇斗狠是不行的，那只会把自己重新开始的土壤彻底破坏。杨耐梅后来说：“余衷想前事，如春梦一场，甚思同业后辈，以余为借鉴，得意时切要留做后步，为老年时作计算。”这是她痛定思痛之后的感悟，并有一生作为笺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