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史泰龙对着施瓦辛格的背影说“他想当总统”，银幕上的他和黑暗里的观众一起笑了起来。“兰博”和“终结者”的首次银幕相会，就以这样短短的5分钟而告终。不过，对于影片来说，好戏才刚刚开始。
上周五，美国影片《敢死队》在内地院线全面上映。影片的最大看点，不仅在于64岁的史泰龙导演并领衔主演，更在于其罕见地集结了杰森·斯坦森、李连杰、米基·洛奇、杜夫·朗格等一众已经过气和正在过气的功夫明星，甚至连施瓦辛格和布鲁斯·威利斯都来客串了一把。在一个动作片日益落寞的年代，如此豪华的演出阵容产生的化学反应是可想而知的——该片8月中旬在北美上映以来，连续两周蝉联了周末票房冠军。
然而，一切仍然无可避免地让人感到伤感——甚至，连片中那股子快意恩仇，都带着怀旧的气味。施瓦辛格，早就弃影从政；布鲁斯·威利斯几乎处于半退休状态；至于史泰龙本人，则在和《第一滴血》系列孜孜不倦的纠缠中快要把自己变成了笑话。如今，他们回来，在银幕上大秀他们已经不再紧实的肌肉，看上去更像演出结束后的返场——英雄谢幕，在时代彻底抛弃他们之前。
人性的完善成新命题
看《敢死队》，就好像听大叔们在讲过去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群为钱卖命的雇佣兵，只要有人出钱，从索马里海盗到南美独裁者，都可以成为他们的行动目标。和史泰龙们巅峰时期的那些动作片一样，《敢死队》里也充满了非黑即白的审美趣味、“坏人必须死”的情节设定以及大篇幅招牌式的爆破和格斗场面。敢死队的成员个个用肌肉思考，用拳头和刀枪解决问题，难怪影片在美国上映时，当地媒体集体给出了“怀旧”的鉴定意见。
真理永远存在于暴力之中，是非不过是一次次拳脚相向的理由，这就是传统动作片的逻辑。当粗胳膊一次次发威之后，最终胜利的拳头就是正义的象征和代表。于是暴力成了“兰博”唯一的语言，人们不会去关注他的残缺和与周遭的格格不入，忘了他本质上只是一个无助的悲剧老兵。
不过，《敢死队》若只是对过去的简单重复，又何来信心去召唤票房。当肌肉在身上渐渐松弛，老家伙们回望过去，发现曾经的辉煌其实是一种悲哀。没有人再需要无因的正义，暴力崇拜和暴力宣泄终将被抛弃；于是，人性的完善，成了《敢死队》带来的新命题。敢死队的成员，每个人都被设定了自己的困扰：史泰龙扮演的队长看似坚不可摧，却莫名地被他人的信仰所撼动；李连杰扮演的“小个子”渴望有自己的家庭，为幻想中的家庭成员提供更好的生活，成为他给自己寻找的杀戮理由；米基·洛奇客串的开纹身店的老图，多年以来始终纠结在当年的错误里，至今不敢面对战场；“圣诞”想过正常生活又难以向女友坦白身份；曾经的摔跤手因为耳伤而受困于人格交流障碍症……
同传统的动作片相比，这里多了一群有故事的人；最终，所有人的困扰都在暴力中得到一次性解决。这恐怕是他们作为雇佣兵所完成的最特殊的任务：没有拿到钱，却集体得到了解脱。
老家伙派对时尚热闹
然而，所有背后的故事，所有原本可以伸展出的无限可能性，最终还是停留在了浮光掠影上。那些曾经的功夫巨星似乎并不想用新招数来重振雄风，他们的这记回马枪，只是要过一把“我的地盘我做主”的瘾，顺便用“老家伙集结号”的名义赚一票。
毕竟，对敌人饱以老拳，仍然是老兵们最为驾轻就熟的路数。尚格云顿的转型只是个别，让这群平均年龄超过50岁的肌肉大叔演绎细腻的内心戏实在勉为其难；估计史泰龙的影迷们也不想在苦等多时之后，看到的只是他在“劈情操”。越战过后，若“兰博”离开了拳头，甚至不如阿甘；格斗场上，肌肉大叔离开了肌肉，也不过是路人甲。这一点，他们是知道的，所以那些寥寥可数的内心独白，还来不及到达观众的内心，就注定要淹没在枪炮与肌肉里。
更何况，今时不同往日，当年轻人的偶像变成了比尔·盖茨，当人们发觉最大的敌人就在自己内心，好莱坞便见风使舵地丢开了这些肌肉男，转而挖掘出新的英雄群体：特工。他们是汤姆·克鲁斯版的伊森·亨特，是马特·戴蒙版的伯恩，他们往往看起来平凡，却机敏而时尚；他们有深沉的眼神和丰富的内心，却也有凡人的烦恼；他们拳头并不无敌，却用头脑和特效来拯救地球；他们在善恶间考验真心，最终完成自我救赎。他们，才是这个时代的英雄。
算了，《敢死队》不过是一部热闹的商业片，我们无须再去挑剔史泰龙是否廉颇老矣，更无须盘问终结者是否还会归来。忆往昔，峥嵘岁月稠，这只是一场时尚热闹的老家伙的派对，终究不可能成为肌肉男的新生。而我们，也只是躲在影院一角，静静怀念当年午后的录像厅。
本报记者 邵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