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星音乐会策划者追忆当年“新星”往事

程玲

张滨龙

吕会民

邓壮

　　30年前的那个中秋节，9月23日和24日，北京首都体育馆座无虚席。一群怀揣理想与勇气的年轻人，在36000名现场观众的见证之下，唱响了中国当代音乐史上最为震撼的乐章之一。

　　这是人们期待已久的声音，她结束了长达十余年的休止符，让人们重拾歌唱的愉悦。这旋律如此深入人心，迅速传遍大江南北的每个角落。时至今日，每当人们追溯中国流行音乐的发端，仍会提起这个响亮的名字——新星音乐会。当这一切早已成为温暖的集体记忆，当年曾经策划和主办了那场音乐会的人重又聚首，在上周召开了“新星音乐会30年纪念座谈会”，尽管青春已随岁月远去，但在他们的点滴叙述之中，理想还在，勇气还在。

　　两场演出，催生“新星”之梦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晚报刚刚复刊，人们对我们有一种寄托，希望借助晚报去反映心声，希望能够看到人民群众真正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当时整个晚报编委会都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要带头冲破一些东西，而我心里非常明白，这在当时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李士民(原副总编辑，时任文体组组长)

　　历史上的198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那是一个拨乱反正之年。5月17日，中共中央为已故国家主席刘少奇举行追悼大会；6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宣布“文革”错判干部一律平反。那是一个百废待兴之年。2月15日，停办多年的于2月15日正式复刊；8月26日，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地设立经济特区。铁池是复刊后文体组的首批年轻记者之一。铁池记得，当年在中山公园观看一场演出时，他被当时的新人歌手苏小明演唱的《军港之夜》深深地打动了。回到报社，铁池便找到时任晚报总编辑的王纪刚：“咱们能不能找苏小明这样的歌手，办一场音乐会？”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想法是大胆甚至犯忌的。据当时晚报副刊编辑邓壮描述，那一年，百货大楼里的砖头录音机成了抢手货，年轻人偷偷翻录、传唱着邓丽君的所谓“靡靡之音”，但街头的喇叭里却仍在放着“行进式般的歌曲”。晚报副刊当时组织了一场关于通俗唱法的讨论，以“泣声唱法”出名的李谷一，成了被批判的典型对象。

　　这些“叛道离经”的歌曲究竟能不能唱？能不能听？

　　时任晚报文体组组长的李士民做了一番调研。听说位于八王坟的印刷一厂礼堂里有场民间自办的音乐会，他就和年轻记者沙青钻到了礼堂后台去看个究竟。“满场啊，而且还有站着的观众，气氛非常热烈。”更让他惊讶的是，把一个礼堂搅得轰轰烈烈的演唱者，竟然只是个13岁的小女孩，个头不高，叫做程琳。这场演出给了李士民很大的触动。他说，当时的社会空气确实比较沉闷，一批年轻人有艺术才华，但是音乐没有解除禁锢，群众却听不到好歌，“我们报纸不是要起桥梁作用的吗？我们应该带头冲破点儿什么。”他说出自己的想法后，让组里的年轻人跃跃欲试。不久之后，听说苏小明在工人体育馆有演出，铁池又拽着王纪刚专门跑去看了一场。他当场向总编辑提出：“就是这种唱法，就是这种音乐，咱们到各地发掘演员去，来这么一场，怎么样？”王纪刚是一个开明的总编辑，他当即拍板：“好，你们就去办吧！”

　　两个使命：推新人，唱新歌

　　新星音乐会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这不是你想推就能推得出来的，而是当时的社会气候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条件。过去的观念对文艺形成了一种桎梏，怎样才能做到百家争鸣，百家齐放？怎样才能打破过去的框框？这是在人们心中酝酿却没法诉说的，我们搞新星音乐会，就是把人们心中想说的东西抒发出来了。

　　——张滨龙(时任文体组副组长)

　　读者是在1980年9月18日的上第一次看到“新星音乐会”这个名字的。当天报纸的头版不仅刊登了晚报举办这场音乐会的消息，还配发了一篇题为《推出新人，推出新歌》的文章，署名为“本报编辑部”。文章直接回答了一个至今仍然被人提及的问题：为什么要办这场音乐会？“为什么叫《新星音乐会》？新星，就是新的明星。过去，人们忌讳提明星这两个字，我们认为，为实现四化，各行各业都应该有明星，都应该有自己的尖子。我们报社应当宣传这些新人，宣传这些尖子，宣传这些年轻的新星。这就是我们举办《新星音乐会》的主要目的。”李士民记得，当时为了筹办音乐会，晚报编辑部曾经召开了多次会议，有一次，总编辑王纪刚坦诚地表达了这样一个想法：“以前文艺界的很多著名演员，都是党有意培养出来的；现在这个工作因为‘文革’中断了一段时间，我们就应该在党的领导下，帮助党培养一拨新人出来，繁荣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那篇文章中还提到，“我们应该有广大人民群众爱听和爱唱的歌曲，举办《新星音乐会》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向广大听众推荐新的歌曲。”因此，当时准备参加这场音乐会的“新星”们必须接受一个特殊的要求：每个人不仅要唱一首各自拿手的歌曲，还必须唱一首新歌推荐给观众。

　　第一首新歌的诞生

　　我们正别无选择地经历着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我们为怀旧情绪所搅扰，是因为我们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消费主义浪潮的冲击。当年，我们很难想象今天物质的富足以及对物质的崇尚；现在的年轻人已难想象，当年物质匮乏，却孕育着一个抒情年代。不过一场音乐会，竟留下了如此多的抒情诗篇。

　　——沙青(原文体组记者)

　　在新星音乐会的筹备过程中。谷建芬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幕后人物。那场音乐会推出的新星中，绝大多数都是由她指导过的学生，音乐会上演唱的新歌中，也大多都是由她创作的。不久前，提起新星音乐会时，这位老音乐家说了一番耐人寻味的感言：“我居然在75岁见证了这样一段历史，这是活着的人不易见到的。”沙青是到中央歌舞团为新星音乐会挑选演员时偶然结识了谷建芬的。谷建芬的家位于帽儿胡同，面积并不宽绰，最奢侈的家具就是一架棕色的立式钢琴了。那时沙青经常坐在床边或者靠着钢琴，听谷建芬弹唱她新创作的歌曲。

　　一首旋律轻快的歌曲背后，却藏着一个听起来并不轻松的故事。1980年夏天的一个傍晚，谷建芬去北海公园散步时，遇到一群聚在一起弹吉他的年轻人，她停下脚步，听着小伙子们扯着嗓子号叫般一通乱唱，心情顿时变得有些沉重。“没有适合他们唱的歌。”谷建芬突然感到了自己作为作曲家的责任。回家的路上，她便琢磨着要写一首可以用吉他弹唱的歌曲。后来，她找来了词作家张枚同发表的一首歌词，便开始进行谱曲。谷建芬告诉沙青，在创作的时候，她的脑海中一直浮现着公园里那群小伙子弹着吉他唱歌的情景。歌曲写好后，她又特意找来隔壁一位弹吉他的年轻人试唱，那个年轻人立即喜欢上了这首歌。沙青说，在筹备新星音乐会的时候，谷建芬已经创作了200多首新歌，他一边静静地听着音乐家弹唱，一边思忖着要挑选哪首新歌在音乐会上演唱。所有的歌曲弹唱一遍，他们的讨论又总是回到那首歌上来。这时候，究竟该挑选哪首歌曲，似乎已无需再说出答案。于是，新星音乐会上的一首新歌就此确定下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有人毛遂自荐，有人擦肩而过

　　新星音乐会名义上只是一场演出，实际上却是一个政治事件。这一事件不仅在音乐界引发了一次强大的地震，而且还对每一个人的思维，在价值判断和价值取舍上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现在看来，这等于是对当时社会形势的一次扳动。我们在那个时代去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就是在书写历史，在创造历史。

　　——铁池(原文体组记者)

　　当年参加演出的8位歌手和1位报幕员，确实因为新星音乐会而一举成名。不过在筹办之初，能否挖掘到真正的“新星”，用铁池的话说是“一点儿谱都没有”。所有这些当年的新人，都是年轻记者们从北京的各家演出团体和大小音乐会中发掘出来的。为了这场音乐会，晚报文体组的记者们全都承担演出的筹备工作，除了做好日常的新闻报道工作，每天还要挤出时间采写新人专访。有时忙得回不了家，就在办公室里用三张木椅子搭张床凑合一宿，睡醒了再接着干。回想起那段忙碌的日子，铁池说：“我们把这当作一种事业来干，就什么都不会计较。”

　　不过，也有些歌手遗憾地和这场音乐会擦肩而过。

　　当时年仅13岁的程琳和歌手李默同在海政歌舞团，当时凭借一首《小螺号》已经在民间小有名气。李默入选新星音乐会后，曾经主动向铁池推荐：“我们团有个拉二胡的女孩唱得不错，要不要一块儿试试？”铁池琢磨了一下：“够呛，我们现在就顶着雷呢，再弄个才13岁的小孩上去，这我们不敢。”另一位未能参演的歌手，就是正陷入争议漩涡之中的李谷一。按照最初的设想，大家打算请她做压轴演出，但是李谷一却嗓子充血无法演出。没想到的是，就在音乐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李谷一就给正在报社的沙青打来电话：“你们的演出太好了，我激动得一晚上没睡着觉。”为了避免招致非议，在挑选歌手时，记者们已经有所考虑，不仅要请通俗唱法的歌手，还要请美声唱法和民族唱法的歌手参加。不过，铁池至今还有个遗憾，就是音乐会推出的新星中，只有一位男歌手吴国松，而且由于找不到合适的男声原创歌曲，在谷建芬的建议下，便唱了一首由日本歌曲编译而来的《男子汉宣言》。

　　卖节目单，收了一车毛票

　　新星音乐会当年能够取得成功，是因为在经历了一次“文革”的断层之后，社会大众对于文化有着一种强烈的渴望；我们把握到了来自老百姓的这种渴望，并且把满足这种大众需求当作了媒体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现在想起来，那时的我们也都很年轻，在那个年代经历了这一切，也是对自己人生的一次历练。

　　——程玲(原文体组记者)

　　1980年9月18日第四版的右下角，刊登着一则新星音乐会的广告。广告上写着详细的售票信息：“19日上午9时起在首都体育馆、北海体育场、宣武区体育场、新街口南大街清华体育用品商店、王府井大街利生体育用品商店、海淀区体育场售票。”但是当读者拿到第二天的报纸时，同样的位置刊登着同样的广告，文字被替换成了一行黑体字：“票已全部售完”。就连作为音乐会主要组织者之一的沙青，也没有料到会发生这种情况。他清楚地记得当年的票价：“背面观众席的是5毛钱，两侧观众席的是6毛钱，正面观众席的是8毛钱。”以当年北京市民的消费水平来说，这样的票价并不便宜，以至于后来还有读者给报社来信抱怨，当年的演出票价确实有点儿贵。已经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观众的热情。因为担心音乐会的票卖不出去，售票当天清晨5点多钟，沙青便跑到首都体育馆的售票现场打探情况。出乎意料的是，此时距离正式售票还有3个多小时，但等候在售票窗口前的人流已经从这里排到了动物园。没用一两个小时，两场演出的3万多张票便这样被一抢而光。

　　不过，现场的一万多人当时并不知道，那天的主席台上坐着一位特殊的观众。

　　就在筹备新星音乐会之前，刚刚复刊不久的，曾在副刊上组织了一场对老电影《孤岛天堂》的讨论。当年这部抗日题材的爱国电影中，曾有一首著名的插曲名为《何日君再来》，但是在“文革”期间，这首歌曲却成了“反动歌曲”，作曲家刘雪庵也因此被扣上了“汉***”的帽子。晚报副刊的那次讨论，实际上是对那部电影和那首歌曲的一次拨乱反正。当时在副刊工作的邓壮把见报后的讨论文章搜集在一起，送到刘雪庵位于广安门外的家中。当时，老人已经因为脑血栓而偏瘫，讲不出话来。在那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简陋的小平房里，留给邓壮印象最深的，就是老人那双一直不停流泪的眼睛。在总编辑王纪刚的安排下，新星音乐会演出当晚，邓壮特意把刘雪庵请到了首都体育馆的演出现场。老人坐在轮椅上，被人从贵宾通道推入主席台。在演出进行时，邓壮不时观察着老人的举动：“那天唱了什么曲目，我想他未必听得清楚，但是他的手自始至终都在哆嗦，热泪盈眶……”

　　演出后电话响了一晚上

　　在新星音乐会演出之前，我们大家没想到会有什么压力，但是事情发生以后，却遭到了强烈反对，那个时候把通俗歌曲妖魔化了。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的领导是思想非常活跃的，没有他们的力主，这场音乐会恐怕也办不起来。

　　——吕会民(原文体组记者)

　　今天的人们依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重温当年新星音乐会的演出盛况。一是来自中央电视台的现场录像，只是当年电视台架设的机位几乎都是固定的，画面都没怎么动过，看上去更像是对一个历史事件的现场记录。还有便是中国唱片社出版的塑料薄膜唱片。新星音乐会一张薄薄的唱片使中国唱片社实现了扭亏为盈。当时，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工作人员还曾拍摄了胶片，但如今却已找寻不到。演出结束后的当晚，文体组的记者们便立即赶回报社。没想到，这一夜报社里电话持续不断，人们纷纷打来电话，诉说他们观看演出之后的激动之情。由于当时没有录音设备，负责接电话的程玲一边听着观众的感言，一边复述，铁池、过士行等记者用这种原始的方式记录下了那一句句真实的心声。铁池回忆说，在那个打电话只能去公用电话的时代，这情景是不可想象的。不过，截然相反的声音也传来了。演出结束不久，在西苑饭店召开的一次研讨会，新星音乐会成了众矢之的，的压力可想而知。尽管受到来自各方的争议与阻力，但是新星音乐会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已经永远不可能再被逆转。音乐会首演次日，中央电视台向北京地区转播了演出实况；一周后的国庆节当天，中央电视台又向全国播出了这一节目。沙青说：“用这么多时长播出一个节目，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节目播出之后，当的记者们奔赴外地采访时，在火车站、百货商场，甚至边防哨卡，所到之处都能够听到新星音乐会的歌声。不久前，在梦回1980——新星音乐会30年纪念演出的新闻发布会上，常务副总编辑张明非引用了这样一番耐人寻味的话语：“历史中有属于未来的东西，找到了，意义就永恒，价值就永恒，思想就永恒。”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所有人来说，“新星”这个响亮的名字，早已被牢牢铭记心中，成为一座历史的里程碑。(记者 周键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