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评选结果近日揭晓，代表山东参评的42集电视连续剧《沂蒙》突破重围，与《潜伏》等优秀电视剧一起赢得“优秀电视剧奖”殊荣。《沂蒙》此前在央视播出时不仅收获高收视率，且获得业内广泛认可，以小人物的视角平视抗战大历史，真实再现那段宏大历史的真实底色，被认为是《沂蒙》感动无数观众的关键。
立意：
为普通老百姓立传
电视连续剧《沂蒙》以抗日战争时期一个普通的沂蒙大家庭为故事着眼点，将历史事件与个人命运紧密结合，通过一系列生动曲折的故事，精彩地塑造了于宝珍、李忠厚、心爱、心甜、李阳等个性鲜明、生动真实的老区人民形象。
《沂蒙》的编剧赵冬苓告诉记者，接手《沂蒙》的剧本创作之前，她一度非常为难。说起“沂蒙”，很多人会想到“沂蒙六姐妹”、“熬鸡汤”，要从这些被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表现了无数次的内容中寻找新颖的看点，难度不小。
赵冬苓说，写沂蒙，与写井冈山、延安、西柏坡都不同，写井冈山等，党的领袖是表现重点，并且无法回避，而写沂蒙，无疑要把普通老百姓作为重点描写对象，《沂蒙》是在为普通百姓立传，“比如剧中的于宝珍，这个整天忙碌絮叨的农村妇女，像极了我们的母亲。她的革命与失落，也许不需要太响亮的理由，要好好活下去才是她的主题，她的苦与泪，是那段宏大历史的底色，也是宏大历史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探求：
沂蒙精神至纯至真
作为一部描写革命老区沂蒙的电视剧，《沂蒙》的故事一点都不宏大，甚至有点琐碎，反映的是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战争中老百姓的谨小慎微、尴尬与悲怆。但这不妨碍该剧很好地表现沂蒙精神。
何谓沂蒙精神？编剧赵冬苓说：“它不是政治口号，不是由外来者推销而派生出来的。它产生于沂蒙的大山深处，产生于沂蒙古老而久远的文化，产生于外敌入侵民族危难之时。历史和危难，这两种东西交织在一起，就使这个民族的这群人淳良和质朴的人性中闪现出那样一种大仁、大义、大恨、大爱。它属于沂蒙人，更属于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他们做的许多事情，在今天的商品社会里令人无法理解，会让今人产生疑问：到底值不值？这样问甚至这样想都是对他们的亵渎。他们那样做，源自他们至纯至真的人性，源自他们内心的真实诉求。今天看来高不可及，当时的他们却认为那是做人的底线。这就是沂蒙精神。”
李掖平
第25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的评选结果于近日揭晓，山东省42集电视连续剧《沂蒙》荣获“优秀电视剧奖”。作为一部全景展现和讴歌沂蒙人民参军参战、拥军支前，无私奉献精神的平民英雄史诗，电视连续剧《沂蒙》在宏大的家国叙事结构中，采用朴素低调的平民视角，将民族危亡关头沂蒙人民大节大义的忠贞信念和操守与农民个人生活经历中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以及纠结在家长里短、杯水波澜里复杂微妙的人性细节，纵横交错地缝合在一起，用影像成功描绘出齐鲁大地沂蒙山区普通农民大仁大爱、大忠大勇的伟大灵魂，是重新审视、重新建构影视表现与历史叙事关系的一次成功探索与尝试。
《沂蒙》所建构的新影像历史叙事模式，是以战争中普通家庭、普通人为叙事主线的平民史诗模式。剧作从为普通老百姓立传的叙事立场出发，紧紧扣住马牧池村李忠厚一家这条主线，以多条副线的纵横交织，全方位真实再现了沂蒙老区千万个普通农民家庭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生动诠释了伟大的沂蒙精神。
从影像表达层面来看，《沂蒙》用真实甚至可以说是超真实的视听语言，带给我们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审美感受，标示出一种难能可贵的艺术创新。
《沂蒙》排斥大牌，排斥光鲜，排斥花活，排斥高调，把对质感、质朴、真实、切实的艺术追求推进到极致，这在几个层面上都体现出来。一是在演员的选择上，剧作坚持不用大腕明星坐镇，没有俊男美女闪亮登场。全剧自始至终没有出现任何光鲜靓丽的影视明星，而是启用了一批刚刚走出艺术院校的演艺新人，因为他们陌生的面孔混在群众中毫不起眼。同时以“扮丑”代替“饰美”，经过扮丑后的演员，邋遢的服装、脸上的泥土和皱纹、头发上的尘屑、黄垢的牙齿、说方言土语，与当时普通的贫苦农民在外表上完全相同，真正是“放在农民堆里也认不出来”。这样就成功转换了审美的维度，引导观众由习惯关注演员的漂亮容貌转变为开始关注并接受影片本身所蕴藉的人文核心价值，有效修正了一般大众“第一眼看美女”的观看习惯；二是在景别处理上较少运用大远景和大全景，基本没有宏大的战争奇观和刀光剑影热血沸腾的战斗场景，而是大量运用小景别如近景和特写，来淋漓尽致地表现人性的、贫瘠的、凌乱的、真实的乡土体验和日常生活的琐事细故。男女主角从面容到举止到话语各种土里土气的细微末节，在特写镜头中处处得以清晰的表现。对战争场面也没有进行革命浪漫主义或英雄主义的升华，当普通农民拿起农具冲向敌人时，不协调的动作真实显现在近景中，使真实而鲜活的纪实风格得到有力强化和凸显；三是全剧基本近似于黑白片的色彩运用，以青灰、灰黑色调为主，包括人物的服装色彩、环境色彩以及房屋建筑等，这种暗色调基本贯穿全剧始终。曾有人针对《沂蒙》整体色调的灰暗提出过疑虑，认为它太过沉重压抑，没有表现出沂蒙人民朝气蓬勃、乐观明朗的精神面貌。但笔者认为，这种色调恰恰是我们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历史风貌的真实写照。从处处透着贫寒之气的家庭场景，到萧瑟荒芜的山区自然景色，再到“灰头土脸”演员构成，剧作选择使用了大面积的暗色，以乡土化的村落风格彻底还原了当时当地原生态的地理景观。尤其在光源的选择与使用上，刻意的曝光不足与谨慎的室内补光，营造出一个人心惶惶战乱年代的暗淡氛围，战争中人民生存境遇的极度悲惨和心理的惴惴不安与画面中摇曳明灭的微弱灯光，真实得让人震撼，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达“超真实”之境。这一切，无论从心理感知还是切实体验上，都高度契合着影片整体叙事风格的绵延与沉重。与多数战争影视剧习惯性采用明亮的色调来表现“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不同，《沂蒙》没有出现对战争胜利的图解化表达，抗战胜利和解放之后色调的运用并无明显的变化。暗色调非常吻合普通人在战争岁月中的苦难命运和主题意蕴的深厚悲剧性以及编导悲悯大地的人文情怀。虽然这种“乡土化”和“真实再现”的暗色调在剧中一再被放大，却丝毫没有影响到“人”的地位，反而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朴素还原以及对大地荒芜贫瘠的悲悯，有效地强化了对人性的思辨与人文的关怀。这正是影像表达的核心价值。同时，这种独特的影像风格也真正实现了叙事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