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到了把幸福写成最大目标的时代(图)

白岩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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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文、编辑/巩晓莉 摄影/王同

　　这是一个50后、60后集体反思幸福的时代。从于丹到毕淑敏，到白岩松，他们无一不在反思、寻找。幸福是什么？你幸福了吗？如何才能幸福？如果一个问题到了一代人集体去反思的地步，那确实迫在眉睫了。在于丹看来，幸福感是一种生产力，在毕淑敏看来，只有健康的心灵才有感知幸福的能力。如果女性视角多少显得有点朦胧、感性，甚至矫情，或许白岩松的《幸福了吗？》能给你带来一种大时代下的思考。作为央视主持人、资深新闻评论员，白岩松用了10年时间沉淀了这本书，写尽了他本人和一个时代的成长困惑，他希望读者能从中读到自己，在掩卷之时叩问自己，幸福了吗？到底想要什么？他更想提醒大家，走得太远，别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幸福是安全的、平静的、感恩的……”

　　记者：在你的理解里幸福是什么？

　　白岩松：最近很多人在逼着我给这个事情下定义，我一直没有把它学理化。现在我慢慢觉得是这样的，我们常有误解，把幸福跟快乐、舒服、刺激、激情混在一块。很多人说，我很幸福啊，我昨天吃了一个特好吃的东西感觉特别幸福。不对，那不是幸福，幸福一定是可以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有一种感恩的感觉，笑容是任何人都看得到的，很有安全感，平静，看到世界的每一点都是乐观的。也许人只有在恋爱的那段时间很幸福，但是我为什么要强调可持续？快乐、舒服、刺激这些5秒钟也会有，幸福不会是5秒钟的。当我想明白这些，才该问自己，你幸福了吗？我现在听到大家更多的是抱怨，没有人不抱怨，所有人都在抱怨的时代一定有问题，然而不是时代让我们不幸福，而是到了该把幸福写成最大目标的时代了。

　　记者：书中说，没有信仰就不会有幸福，为什么这么认为？

　　白岩松：30岁到40岁之间的人一定会思考这个问题，这是生命本身天然具有的。信仰本身来自对生命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人们思考死了会去哪里？于是宗教诞生了，现代科学诞生了，人们对于死亡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宗教依然在扮演抚慰的角色。可是在中国不一样，信仰不是依靠宗教解决，而是武士道文化的杂糅，在《西游记》《三国演义》的故事中，但从五四运动开始这一切都被打碎了。信仰的好处就是有敬畏，敬就是知道什么是好的，往哪个方向走，畏就是知道什么是坏的，不会干，但是现在我们的问题是无敬无畏，在中国谈所谓的信仰问题就是我们应该重建我们的敬和畏。接下来中国的信仰到底是什么？我觉得中国不是一个能确定宗教信仰的国家，而是需要重新确立社会广泛认同的价值观。

　　“我们需要这么快的科技进步吗？”

　　记者：整本书的二十几万字是由您手写，夫人打字而成，为什么？

　　白岩松：我更习惯打电话、发短信，这更有确定感，有一种质感，邮件你经常发完之后不知道对方什么时候才看。我很喜欢游戏，但从来不玩电子游戏，我也喜欢打牌看大家斗嘴的过程，因为我觉得游戏本身的乐趣不在游戏而在人。我在纸上写字的过程跟我思维的过程刚好吻合，在电脑上我的手比我的脑子慢，其实写东西，当你被技术原因影响时，接下来的东西就都会受到影响。不是我矫情，只是因为同步是写作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

　　记者：听说您从来没有发过一封电子邮件，也没有写过博客，对于您来说网络意味着什么？

　　白岩松：网络有天使的一面和魔鬼的一面。魔鬼的一面每个人都能感受得到，比如虚假新闻、有价值的声音越来越少，包括我“被自杀”也是从网络上传出来的，但这一切都不如它天使的一面更值得捍卫，尤其在中国的土地上，它给沉默的大多数提供了发泄的渠道，在这里能听到所有的声音，加快了中国民主根基建设的进程。我觉得中国今天所有的厌倦都来自于教育的不平等和我们自己折腾得太久，大家说我们的素质还有很多要提高的地方，你凭什么要求一个没有受过太好教育的人一夜之间变得彬彬有礼？中国要变成自己期待的国民素养还需要几代人时间，网络上所展现的正是我们的现状。

　　记者：不可回避的是，网络已经是现在年轻人的主要生活方式，你怎么看待它对年轻人的影响？

　　白岩松：网络优势在于给我们提供了海量的、平等的信息，但咨询增加了我们变得更有文化了吗？QQ上我们有无数的朋友，每天都在聊天，但是真正的朋友变多了还是变少了？手机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可心与心之间的距离是近了还是远了？现在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自由了，可以做无数的选择，但是自由呼吸新鲜空气的权利越来越少了；买车的越来越多了，但是生命越来越多的时间堵在路上了……这个时候该计算是失去了还是得到了，人类从生活和生命的角度来说，我们需要这么快的科技进步吗？需要永远追赶变化的时代吗？我觉得不是所有的潮流你都应该跟上，否则就被潮流绑架了，我不希望自己被绑架，也希望年轻的弟弟妹妹不要被过于现代化的东西绑架了。

　　“我还没看到愿意让我放弃夫人去选择的人”

　　记者：毕淑敏老师说，对于女性，幸福就是把身边的男人的优点放大。其实幸福有很多层次，在你对幸福的定义中，有这样的层次吗？

　　白岩松：会有。我一直说女性有一种幸福是男性永远也不会有的，就是怀胎十月的幸福感，那真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幸福，男性永远不会有，所以女性比男性长寿四五岁，因为她真的有过幸福的时段。相对男性而言，女性有退一步海阔天空的空间，作为女性她的最高境界是成为一个杰出的女性，比如像居里夫人，但成为一个伟大的母亲也同样是很高的境界。而对于男性来说，你很难说这辈子的最高境界是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虽然幸福的来源各有不同，但幸福是一样的。作为男性，虽然没有十月怀胎的幸福，但为什么要放弃陪着孩子成长的过程？这不是生理问题，这是社会加给你的心理问题。幸运的是我没有放弃，回头看这就是一种幸福。

　　记者：你与夫人的感情被传为一段佳话，其实婚姻幸福也是幸福很重要的方面，你的秘诀是什么？

　　白岩松：这句话我夫人很愿意听，我还没看到愿意让我放弃夫人去选择的人，而且将来也遇不到。我从来不相信放礼花一样的爱情，我相信日子，再伟大的东西是过出来的。10年夫妻没离，别人不会夸你，20年没离，开始有人夸你，如果有一天你办一个五六十年的金婚钻石婚时，就是一个奇迹，能获得别人很少获得的东西。前年我去大连参加了羽毛球教练李永波父母结婚60年庆典，当时我就说，李永波取得了多少冠军，都不如这一时刻见证这个进程时所获得的荣耀。冯友兰说，人一辈子留三样东西：留言、留功、留德。留言是像孔子、老子这样，留下几代人的人生准则，这需要天赋，很少有人能做到；留功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的，因为需要机缘巧合；只有留德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但也是最高境界，因为需要日复一日地坚持，也因此变得更难，好的爱情是由累积的亲情过渡过来的。我们也会吵架，但总会找到和善的解决方案，像乐曲一样过去了。别相信礼花，别相信天天送玫瑰，那不靠谱，靠谱的是柴米油盐，日复一日。其实我觉得这种状态很正常，奇怪的是很多人会提这样的问题，现在所有正常的事情都不再正常了，这个时代的评价标准变了。其实这个问题本身也挺反映这个时代的问题。

　　记者：其实电视圈里挺浮躁的，包括阿秋和水均益他们的情感都在中年出现变故，你怎么看待？

　　白岩松：我运气好，碰上了不用离婚的夫人，夫人运气好，碰上了不用离婚的老公，就是这样，我们买的都是原始股。作为一个主持人需要从屏幕上去评价他好或不好，从这个角度上说，水均益和阿秋都是不错的。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

　　记者：如果让你选择回到年轻的时候，你愿意吗？

　　白岩松：我自豪我的童年，我们所有玩具都是自己做的，比如链子枪、气门枪、毽子……而现在的年轻人享受了毽子，能享受这样的过程吗？都说人到中年会留恋青春，但如果让我回到二十几岁，抱歉，我不愿意回来，因为我不愿意回到此时此刻二十几岁的青春。

　　记者：你觉得这一代人最缺失的是这些过程的体验？

　　白岩松：不能把板子打在这一代人身上，不是孩子的问题。前两天说武大开学，一个90后大学生，父母把4年的手纸都带上了。人们就讨论说，90后是被溺爱的一代，不对啊，这是父母的问题，是60后的事情，60后的父母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孩子？90后如果被溺爱，一定是60后的问题。有人说80后功利、现实、没有理想色彩、不够青春、不浪漫，我觉得这是时代问题。上大一就开始找工作，他能浪漫吗？我们那个时候上大学根本不用考虑这些问题，所以大学4年真的过得很开心。现在80后以住房为代表的现实、物质；以蚁族为代表的理想主义困境；以暗算为代表的职场，这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而是时代赋予的。我们当年是处于不正常的时代，所谓的“拨乱反正”实际上就是机会，领导年龄很大，年轻人迅速地顶上来，这就是机会，而现在的年轻人开始进入了一种正常的社会节奏，论资排辈，没有机会爆发。

　　记者：感觉你对年轻人很包容。

　　白岩松：我曾经开过玩笑，每一代人的悼词都是下一代人写的，你要想混个好的悼词，最好不要天天跟人家较劲。年轻就是有错也没关系，有大量的机会改。我觉得对于年轻人要关爱，不要溺爱，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季羡林老先生他们那一代人去德国留学，突然二战了，我问过季老，如果重新选择你真不去留学？他说真不去，愿意呆在母亲身边。他一去就是10年，你说这青春容易吗？再说说1949年、1950年出生的一代人，长身体的时候遇到了自然灾害，正经要考大学时又被取消了，想谈恋爱时男女不分，想结婚时突然考大学恢复了，是结婚还是考大学？想生孩子的时候突然计划生育了，想好好把精力放在孩子身上时下岗了。到我们60年代连想成为蚁族的权利都没有，因为有户口和粮票的限制让你根本没法成为北漂。青春就不容易，它被回忆的人美化了，我上大学时流行一首诗，叫“21岁走出青春的沼泽地”，我觉得这句话写得挺准。

　　“我对现在的回忆潮很警觉”

　　记者：电影《山楂树之恋》是对那个时代青春的回忆，在里边你是否看到自己的影子？

　　白岩松：这个电影我没看。但我想说，时代在进步，尤其在中国，不能因为怀念过去，就怀念过去的一切，我更愿意看到现在。因为我经历了人没有自由、没有选择，说话都会畏惧的时代，那个时代不好。有很多人在怀念50年代，多好啊，夜不闭户。可是仔细想想，闭户有什么用？家里有什么可偷的？过去大部分是不值得回忆的，但是不排除一些东西值得我们反思。人岁数大了都愿意留恋过去，但是不是所有东西都值得留恋。那个时候也有很多糟糕的东西，比如文化大革命时学生打老师、互相告密、批斗，这些更可耻，所以别被回忆蒙上了双眼，挑点好东西就好了。

　　记者：在你看来，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过去？

　　白岩松：最近我提出“折返点”的概念，我觉得中国的前行一定会有一个“折返点”，就是扬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回去寻找，但是更大的目标是向前走，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而且还早着呢，这些东西即使追回到唐朝也找不到，还得向前去找。我对现在的回忆潮很警觉，中国现在有很多与改革相关的博弈，这很要命，所以总的来说是要慎重回忆，不能加上一层玫瑰色。

　　记者：您说西方发达国家的人们眼睛是干净的，干净是一种什么概念？

　　白岩松：就是回到生命本身，他们看懂了很多东西，名、利、权，什么要取，什么要放弃。从美国回来时我曾说过，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我们是在退步。现在看美国更像一个乡村，纽约晚上8点多就很难找到吃饭的地方，人都回家了。去小镇子更是安静得可怕，晚上7点多街上一个人都没有，看见的只是温馨的灯光，他们所有的办公桌上摆放的都是家人的照片，在中国可能结婚的人还说自己是单身呢。但我相信一定有一天会放照片的。我写这本书最想提醒大家的是：走得太远了别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中国人到底要什么？中国到底要什么？中国改革往哪里去？现在是一个关键点。

　　“中国GDP第二了，得增加骨子里的自信”

　　记者：在书中专门有一个章节叫“让敏感的不再敏感”，您怎么看待“敏感”？从何而来？该如何“脱敏”？

　　白岩松：太敏感很多事情就会遮蔽双眼，比如有时候突发事件不报道，反而会引起恐慌。汶川地震报道了，起到了好作用；拉萨事件没有及时透明报道，结果引发全世界无数的谣言和谎言；“7·15乌鲁木齐事件”之后谎言、谣言就很少，因为没有给谣言、谎言机会和时间。快速透明的报道反而会成为稳定的因素。中国既然GDP都第二了，不能光满足于数字上的开心嘛，得增加点自信，而且是骨子里的自信。悉尼奥运会时，街上到处都是光膀子的人，开幕式一完，满地的啤酒瓶子和碎玻璃碴子，但没有人说悉尼不文明，因为凌晨我从窗户往下看，街道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说明一个城市之所以敢让人在节日里放纵，是因为它有结束放纵产生恶果的能力。所以脱敏就是一个自信的过程，中国GDP都第二了，却总能看到我们骨子里的某些心虚。

　　记者：近年来，您从新闻工作者逐渐蜕变成更有影响力的社会公众人物，怎么看待自己的变化？

　　白岩松：我从主持人变成了评论员，要发出更多的声音，跟社会有更多的关系，所以声音会被放大。红地毯我现在依然走不习惯，那不是我能走的地方，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开玩笑地说，人给你脸你还不要脸啦？有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没有一直生活在那么无菌的状态，但是我自己很清楚，红地毯不属于我。

　　记者：前段时间听你说自己不会永远做新闻人，希望将来能做读书节目？

　　白岩松：这里有误读，这个问题是有限定条件的，我当然希望自己能做一辈子新闻人，但这不由我决定，比如观众抛弃你，或者其他原因。这个行当没有退休年龄，但是假如由于很多因素决定你不得不离开，我觉得当老师或者做一个读书类节目是我比较喜欢的。我将来可能会做一档读书节目，现在都说大家不读书了，节目收视率下滑，我觉得还是节目没做好。现在的读书节目有两类倾向我很不喜欢，一类是过于追寻畅销，一类是过于追求阳春白雪。好的读书节目不是做书，是做人心、做感受、做人生，只要掌握了这3个节奏，不会做不好。

　　记者：你最近关注的新闻是什么？

　　白岩松：我关注的新闻永远是由新闻本身决定的，新闻对于我来说永远是明天和今天的概念，没有昨天和过去。作为个体，我最近关注的比如宝马碾人事件，居然把一个3岁多的孩子来回压4回，这已经不是人的问题了，他没有任何畏惧，起码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很可怕。还有就是中秋和十一了，这个假期让人感觉乱七八糟的，谁给了我们这样的假期？凭什么？这中间找了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我觉得没有一条是可以站住脚的，这个假期把大家搞成什么样子了？到现在让人们记住它都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