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导演任学安：如何《崛起》怎样《复兴》

任学安(受访者提供)

　　本刊记者 余楠 发自北京

　　二十四年前，一个青葱少年即将高中毕业。在面试考场，北京广播学院的老师问他：知道电视吗？他摇摇头说不知道。考官问照过相吗？他点头说照过。“那你用过照相机？”少年又摇了摇头。面试老师不解：那你在哪儿照过相？他回答：在照相馆。

　　随后一位老师问他怎么看1985的年“5·19事件”，他大胆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多年后，当任学安回忆起面试的这段往事时，他早已忘了当时的回答，只记得“老师很满意”。在他看来，他在面试中的表现已经体现了他所报考的电视新闻专业所需的两大素质：一要真实，二要有观点。而当年那个不知电视为何物的乡村少年，如今已经将自己的名字，定格在了《大国崛起》、《复兴之路》、《公司的力量》等多部大型纪录片总导演的位置上。

　　乍现的灵光

　　任学安和自己的团队第一次引起外界高度关注，是缘于纪录片《大国崛起》。

　　2003年11月26日那天早上，任学安开车上班。通过车里的调频，他听到了这样一条新闻：中央政治局于24日举行第九次集体学习，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齐世荣和南京大学的钱乘旦两位教授，就“15世纪以来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进行了90分钟的讲解，随后委员与他们之间进行了20分钟的提问和解释。讲解内容主要针对9个大国的发展历程和兴衰经验，它们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前苏联以及美国。

　　“大国崛起”这个标题就是在听完新闻之后，灵光乍现一般闯进了任学安的脑海。来到办公室，他停下所有事情，奋笔疾书，写下了纪录片《大国崛起》的创作提纲。

　　“那时在国内外有两种声音，一种是中国威胁论，一种是中国崩溃论。中国到底是崛起还是衰落，也是当时学术界激烈争论的话题。”任学安回忆说。他为这部片子拟定了这样的创作初衷：“让历史照亮未来的行程。”

　　节目创意很快获得了央视主管领导的认可，《大国崛起》的筹备迅速启动。任学安也为这个呼之欲出的项目兴奋异常，“它调动了你真实的情绪，也触动了你多年的积累”。

　　河北省平山县电视台是任学安作为电视人开始积累的第一站，这里更广为人知的是另一处地标——西柏坡。从广院毕业留校后，任学安被分配到这里“下乡锻炼”。一年后，他来到燕山石化“下大国企锻炼”。1993年，中央电视台面向社会招考，任学安通过考试进台。这是命运安排的一次绝处逢生的选拔，它重新打捞了一个人渐行渐远的新闻理想。

　　和绝大多数刚进台的新人不一样，扫地打水写报告是任学安在央视前两年的全部工作。“我的报纸摆得很整齐，办公室打扫得很整洁，领导的杯子总是有热水。”机会来临是在1995年初，任学安终于可以进入栏目组。二套当时有《经济信息联播》和《经济半小时》两档主打栏目，他选择了后者，因为“可以做有深度的新闻”。

　　深度记者给自己找的第一个选题是“钱袋子和米袋子”。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农村，为了提高收入充实钱袋子，很多农民选择种植经济作物，减少粮食种植。但在很多基层，抓好计划生育和确保粮食安全，是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两大指标。钱袋子和米袋子的矛盾如何化解？这期节目最终没能制作完成。“这个片子说穿了就是农民增收的问题，在当时，没有破解之道，即使今天也没找到。”多年后回想起这次失败，任学安这样反思。

　　这是任学安职业生涯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的一次失利，随后他参与的专题片《收获——中国农村小康纪实》获得了当年的中国新闻奖。他参与创作的第三部片子就成为项目组的样片，从那之后，他便担任起小组长、《经济半小时》制片人，直至日后领军大型创作团队。从入行之初，任学安的个人志趣便显露端倪：热衷于重大理论话题和社会热点。

　　“他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这些原创的选题。”这是《大国崛起》执行总导演周艳对于任学安的评价。“提出一个好选题，我们已经成功了一半。”在周艳眼里，一个优秀的项目管理者和领导，必须具备这种创造能力。

　　摄制《大国崛起》的第二年，任学安无意中陷入了一个新的关注点：在这样一个轰隆向前的商业时代里，有一个组织，它无处不在，跟我们每个人的吃穿用度休戚相关；同时又令人爱恨交加，追名逐利的同时又引领技术革新和文化再造。这个组织，就是公司。纪录片《公司的力量》最初的创意就是这样问世的。

　　2008年，当某些公司不良运作导致的全球金融危机席卷而来，《公司的力量》这个题材的特殊分量不言自明。

　　痛苦的折腾

　　“这个过程太痛苦，真的是掉几层皮。”任学安对《公司的力量》的创作过程如是感慨。

　　《大国崛起》执行总导演周艳，这一次既是总撰稿，也是制片人。据她介绍，这一次大家的工作，无异于一次标准的“学术整理”。在没有专门学术著作的前提下，整个创作团队要通过自己的资料搜集和整理，用影像语言阐述公司在历史长河中的作用，“以史为鉴，探讨公司发展和个人财富梦想、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

　　在广院求学的学生时代，任学安曾经在图片摄影课上交过一份名为《思考者》的作业：在白茫茫的雪地里，有一个人神情凝重甚至带有几分痛苦地在思考。这幅照片不乏学生腔的刻意和匠气，用光和构图毫无新意。这是一次纪实创作的作业，老师问他为什么拍摄这样一幅作品，他回答：我要在新闻和艺术中间找到一条平衡的道路。随即哄堂大笑，同学告诉他：新闻就是新闻，艺术就是艺术。他非要这么干，就是自作自受，踏上了一条痛苦之路。

　　在任学安带领下，一起踏上这条“痛苦之路”的是一个稳定而且成熟的团队。在《大国崛起》、《复兴之路》、《公司的力量》这几部重头作品中，核心创作班底的名单几乎没有大变化。

　　康健宁，这是上世纪90年代新纪录运动的一位旗手人物，他拍摄的《沙与海》、《阴阳》等作品直到现在依然是影视专业的创作教材。辞去宁夏电视台副台长职务之后，他依然是活跃在纪录片领域的自由创作者。在《大》、《复》、《公》等片中，他的身份一直都是艺术总监。

　　“我们做的这几部片子，每一个都要花好几年。”任学安介绍说，“所以在频道内部，最核心的创作人员只能有5、6个。在制作层面，我们会采用部分外包的形式，和一些跟我们的价值观、创作理念吻合的公司合作。”这几年一直有固定的民营影视制作公司跟他们合作。

　　和这些同道中人在纪录片领域摸爬滚打，任学安多年来一直乐此不疲。唯有一次，他对这种“痛苦的折腾”，有了一丝异样的感觉。

　　《大国崛起》成功之后，《复兴之路》的创作应运而生。这是一次献礼十七大的创作，一年半甚至两年的工作量，必须在10个月之内完成。从接到任务的那一刻开始，任学安就清楚，在节目完成之前，团队所有人元旦、春节假期都不可能休息。

　　2007年5月，剧组各个小队刚刚离京开始采访拍摄，任学安接到了母亲病故的噩耗。匆忙赶回家乡宁夏送别母亲之后，他一个人在村里的一间小庙呆了很长时间。那天下着小雨，空气里弥漫着油菜花的清香，风吹着庙里的铃铛，铃声忽远忽近在空中飘荡。“我真的不想再回到工作岗位。”任学安说。

　　在家中呆了5天之后，任学安回到北京。按照家乡的习俗，在随后脑力、体力强度巨大的3个月里，他一直戴孝，戒酒戒肉。

　　2007年10月5日，十七大召开前10天，《复兴之路》在央视一套首播。来自世界各地的40多位外籍专家、学者第一次出现在讲述执政党历史的电视专题片中，晚清变革图新的努力和失败、1927年到1937年民族工业的短暂繁荣、国民党在抗战时期正面战场的积极作用、1945年中国两种道路的选择失利以及文革等等此前的话语禁区第一次出现在了中国电视荧屏上。

　　《复兴之路》后来送达九位政治局常委观看，中央领导后来在批示中对于创作团队给予了这样的六字评价：有才华，很能干！

　　游离的嫁接

　　在相继获得收视和口碑的双赢之后，任学安和团队制作的这几部片子给电视学术界出了一道难题：该怎样定位这几部作品？很显然，这不是传统意义的人文纪录片或者文献纪录片，也不是从前那副面貌的政论片。

　　“我自始至终都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纪录片导演。”任学安并不喜欢自己身上的这个标签。“我一直都是一个新闻工作者。”他说将他划归纪录片创作者，是对他的一种误读。他自己追求的，一直都是“有思想、有深度的新闻”。

　　“谁在今天更有话语权？是先富起来的人？是明星那些公众人物？难道他们的声音就是我们的声音？他们的追求就是我们的追求？所以你说话语权是什么？我不知道。”任学安说，“在各种利益诉求都存在的错综复杂的情形下，媒体作为国家公器之一，不是要让一部分人舒服，而是要让大多数人接受。”

　　“《大国崛起》是在探讨大国兴衰，也是想告诉世界，我们用什么方式跟他们相处。中国公司正在亮相世界舞台，80后、90后创业时代即将到来，《公司的力量》想说明公司是万恶之源，但绝不是罪魁祸首，也想说明公司拥有独立的法人地位和人格主体。”任学安解释说。“这几个片子都不缺时效性，都是一个阶段的宏大主题和时代命题。”

　　“我做的所有片子，都是出于对新闻的迷恋。其实这些都是对现实思考的表达，不适合纪录片来表现。之所以一只脚踩进来，是因为我没有机会做新闻，所以才用了这样一种方式。”任学安说。在游离于新闻和纪录的同时嫁接二者产生一种新的作品类型，这是他对于自己创作的一种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