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葛优与他的叙事

　　2006年9月9日，电影《夜宴》首映礼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导演冯小刚带领主创人员亮相

1994年，葛优和巩俐出席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

　　“没有人像葛优，在镜头前有这样一张脸。”导演黄蜀芹在电话里说起1990年拍摄电视剧《围城》时，从摄像机里第一次看葛优演戏，这个当时还没有什么名气的演员就给她留下太深的印象。她预感到他将成功，不过这种成功最终还是超过了她所想象的程度。20年过去了，这张脸现在无可置疑地是中国最有票房价值的面孔——在2010年这个岁末，他同时担纲主演了4部大片里的3部，占据了内地所有院线的年底黄金档期，成为导演姜文、陈凯歌和冯小刚都要攥在手里才觉心安的票房号召。

　　主笔◎曾焱

　　与角色和解

　　仅以际遇和天分来解读他的成功缺少足够的说服力。在他和电影之间，试图寻找任何观念性的呼应和连接也显徒劳。他没有受过表演的学院教育，无派无别。从王朔电影《顽主》开始，到第五代张艺谋和陈凯歌，再到冯小刚的贺岁片，他从来没有追随或抗拒过什么趣味，在中国电影走向艺术和娱乐的商业化过程中，却成了每个标志性阶段都贴合的表现载体。没有人会反对，《活着》让他成为戛纳影帝，达到了他自己可能难以逾越的表演高度。他自己也说过，从法国回到香港的时候，觉得腰杆都直了。但对于内地观众，这部从未公映过的影片获奖与否，并不影响他们和葛优“相处”的方式。在1994年以后，葛优身上好像被赋予了一种奇特的、在其他演员身上没有发生过的二元并立：在观众眼里，“戛纳影帝”是葛优获得的一个角色，而那些他们熟悉的角色才是葛优本人。

　　赵宝刚评价冯小刚电影的一段话，也许可以给我们部分解答，为什么20年来葛优一直身在巅峰：“他所有的喜剧都是温暖的，给人带来愉快的，正是因为这一点人们才喜欢。”这么多年，观众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无伤害性的男人形象：冷面热心，有点小坏，反应慢半拍，心里特明白。这是角色和观众一起制造出来的葛优。角色是他的面孔，又是一道防线，将观众通常对明星所拥有的窥看愿望阻挡在现实的界域之外。有意思的是，这种阻挡通常是和善、礼貌甚至令人感觉愉快的。葛优接受采访时经常有问都答，在关于演戏的话题之外，观众甚至了解他的每一个家庭成员，熟知他和妻子的婚恋故事，认可他对父母的孝顺，同情他失眠……所有这些，反倒让葛优这么多年都可以站在安全距离之外，和观众保持着有克制的亲密。

　　为人处世是中国传统谈艺者所特别看重的。在老辈艺人里，梅兰芳是常被援引的例子：“四大名旦”里唯有梅兰芳获称“一代完人”，他艺术上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以在做人上对自己的求全责备来成全的。葛优就属于求全的一路，用冯小刚的话来说，“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很端正”。

　　但他承认自己活得很累。“演员吧，往好里说，人说你是表演艺术家；但往最不好里说，人说你是戏子。我是这么想：如果你给自己定成艺术家，那么有人说你是戏子的时候，你得扛得住，心里能承受就成。我呢，给自己定一个标准，就是戏子，当有人说我是艺术家的时候，我也别晕了。这很重要。”他比很多同行都更清醒。

　　朋友们看葛优，对人对事有一个“敬”字。所谓“敬”，在中国的精神传统里面，指的就是精神贯注的最高状态。

　　从《顽主》之后，葛优和中国电影环境的每一次改变始终表现得贴合。当中国电影走向艺术和娱乐的商业化结合时，葛优成了各个方面都最能接受的载体。相对于上世纪80年代观念性的激情和冲突，90年代的中国人接受了社会变化，开始寻找自己的位置，并和无力扭转的现实设法达成和解。其间中国电影文化一如整个中国社会文化，先锋性、前卫性、实验性因素在90年代急速消退，转而为现实和温和。葛优从代言消解一切的“顽主”的面孔，几乎了无痕迹地完成了转换，成为新现实处境中一代人的面孔。在第五代导演夏刚执导的《大撒把》里，葛优把日后助他立于票房不败之地的分属两个时代的角色特质成功地嫁接到了一起。凭借出国大潮中“留守男士”顾言这个角色，葛优获得了1993年的金鸡奖最佳男主角，这是他的第一个影帝加冕。

　　他被“杨重”激活了

　　就像当年戈达尔的“当代社会青年调查报告”一样，1988年，峨眉电影制片厂的米家山拍了《顽主》，这一年一共有4部王朔的小说被搬上银幕，被称为“王朔电影年”：《顽主》、《轮回》、《大喘气》、《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米家山向本刊回忆说，他曾预言这几部影片上映后，这批青年人的形象肯定会引起社会的关注。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被关注的其实还是《顽主》，另外3部影片没有产生预想的影响力。那3部影片的主演——雷汉、谢园、罗钢，形象都要比葛优好，但即便在当时他们也没有像葛优那样被观众喜欢。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命运爆发点，葛优的爆发点就是《顽主》。他被“杨重”激活了。在跑了10年龙套之后，葛优的现场表现力第一次有了合适的释放空间。3年前他在电影《盛夏和她的未婚夫》里面也演过一个好学上进的小角色，在传统的表演框架里面他显得相当拘谨，毫无光彩。但在《顽主》剧组，据米家山向本刊回忆，葛优在镜头前放松自如的状态到了令搭档顿感压力的程度。米家山记得很清楚：“张国立、梁天和葛优3个人在表演上实际是暗中较着劲的。当时剧组租了一个小单位的公寓楼，导演和主演都住在顶层，白天拍戏，晚上回来就讨论。国立在上这部片子前，一直是走正剧小生的路子，回来看完样片，他心里就急，找我说，怎么演着演着就觉得力不从心呢。国立是好演员，但当时我们拍戏的路子确实让葛优更加如鱼得水。”后来进《围城》，导演黄蜀芹对他的印象也是“平时比较谨慎，话不多，很收敛，但到镜头前他很放松”。

　　《顽主》成了葛优表演路上的奠基之作，虽然演员表上他排在张国立、梁天之后，但3个人里面只有他得了1989年金鸡奖提名，而且是最佳男配角的唯一提名——马晓晴和他一样，是最佳女配角的唯一提名。两个奖项最终都空缺了，但米家山说另有原因，与葛优、马晓晴的表演无关。在《顽主》里面，“替人排忧，替人解难，替人受过”的于观、马青和杨重，表面上和其他王朔小说里的人物一样玩世不恭，但观众更多感受到了他们内心的迷茫和善良，特别是葛优演的杨重，成了在中国银幕上一类从未有过的小人物形象的开端，他是4年以后《编辑部的故事》里的李东宝，5年后《大撒把》里的顾言，10年后《甲方乙方》里的姚远，20年后《非诚勿扰》里的秦奋。

　　中国影帝

　　葛优认为35岁是他的幸运年，这年他演了《活着》，帮他拿下戛纳影帝。葛优个人的幸运年，放到中国电影的大环境下放大了看，却正是中国电影的一个关隘。关于这一点，可能要在四五年后和冯小刚携手打造中国内地市场第一部贺岁片《甲方乙方》的时候，葛优才真正有所感受。

　　1993年1月，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广播电影电视部出台了《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独家经营、统购统销的电影生产流通模式被打破，各电影制片厂开始经历前所未有的震荡。一年后，广电部、电影局授权中影公司每年引进10部“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和当代电影艺术、技术成就的影片”，并以分账方式由中影公司在国内发行，这是海外大片的最早引进。欧美电影进来，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为国内观众的欣赏路径带来观照，刺激了中国电影市场，也开始试探大片操作。1995年，国产片按照大片的方式开始以票房分账的形式发行，《阳光灿烂的日子》、《红樱桃》等影片在市场上初步显示出与海外大片对抗的愿望。在1995年以后，一方面是主旋律文化开始作为一种逻辑支配着中国电影的基本形象。与此同时，中国电影要叙述自己的生活和情感方式，试探自己的市场，古装片于是在这样的骑墙状态之下成为主旋律之外的另一种逻辑。在2000年《卧虎藏龙》得了奥斯卡奖后，《英雄》、《十面埋伏》、《无极》等将古装大片的跟风推到了g.c。

　　葛优最早加入了这一轮古装大片拍摄，又在它尚未达到高峰的时候迅速退出。1996年，从戛纳回来后只拍了一部烂电视剧《寇老西儿》的葛优接拍了《秦颂》。他努力尝试转型，但显然没有找到感觉，结果就是在《夜宴》之前，他没有再接过任何古装片的角色。1997年，葛优回到“大荒诞、小真实”的喜剧，和冯小刚拍了《甲方乙方》，投资600万元，票房3600万元。与10年前的《顽主》一样，葛优被第二次“激活”，开创了一个贺岁片时代。再过了10年，有记者问他连拍了5部贺岁片，是不是要改变了？葛优说不改，舍不得冯小刚为他带来的票房。其实葛优心里应该特别明白，他得做中国影帝，接中国社会文化的地气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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