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岩：文化标准应由精英阶层来定(图)

海岩

海岩

　　设计师、作家、商人、收藏家多个不同的身份，每每被问及更喜欢哪个？海岩总是谦恭又不厌其烦的告诉对方，我是一个商人。但实际上，这是一份自谦，“中国的文化人，有一个本事，就是自贬，之后会过得有余地，别人在说我在文学在影视剧方面的成就时，我特别难以自我评价，所以，就只好说，我是一个商人。”静而不喧，为君子之所为。他是一个骨子里头充满着文人思想的商人。

　　海岩曾经这样总结自己：一流的室内设计师，二流的酒店管理者，三流的作家，四流的编剧。坐在海岩新近设计完成的“岩。花园走廊”里，听他一一介绍布局格调，以及巧妙心思，才知他所言非假。

　　海岩也曾说，自己一脚踏在文化里面，一脚踏在文化外面。沉寂两年后才推出新剧《独家披露》，海岩解释，“我现在重点向大家提供物质文明。”现在，他主要的时间除了管理一家偌大的酒店之外，他还倾力倾情于黄梨木家具的收藏。他在商海的滔天巨浪里，充分展现着企业管理者的沉稳和运筹帷幄的同时，还恪守文化之责，传承推广中国传统文化。

　　设计师、作家、商人、收藏家多个不同的身份，每每被问及更喜欢哪个？海岩总是谦恭又不厌其烦的告诉对方，我是一个商人。但实际上，这是一份自谦，“中国的文化人，有一个本事，就是自贬，之后会过得有余地，别人在说我在文学在影视剧方面的成就时，我特别难以自我评价，所以，就只好说，我是一个商人。”静而不喧，为君子之所为。他是一个骨子里头充满着文人思想的商人。

　　收藏要有情怀

　　大收藏家王世襄先生生前曾经有一个夙愿，要建造一座四合院，作为明清家具的博物馆。让那些古典家具按历史上的规例，陈设于堂厦厅轩，再现古人生活的完整画面，摹绘古代晨昏的浮世人烟。

　　海岩“黄花梨养习馆”的建造就源于王世襄先生的这一未竟之愿想。罗汉床、官帽椅、几案……满堂黄花梨家具，光泽如玉，纹理如画，散发悠悠暗香。较之现代常见的博物馆，这样生活化的博物馆更容易让后人发思古之幽情，体验到中国文化的独特气质与中国士人的雅趣禅思。“让人家看到，在几百年前，在现在一些发达国家还是蛮荒之国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生活得如此品味与优雅。”而更为重要的一个意义是：这是记录历史、保存文化的一种方式，一个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遗产，由此得以传承、延续。

　　“有人收藏黄花梨，也有人做博物馆，但是按照我这样的思路来做的人，没有。”海岩带着几许骄傲的口吻对笔者说。他将名字掌故的由来一一的道出，养，是因为黄花梨需要“养”，勤使用，勤擦拭，与人亲近，能让黄花梨家具油亮光润。而另一方面，黄花梨也在滋养着人，陶冶性情，习得文化，故而养习馆。

　　艺术是有心性的，是敬自然、敬人类、敬天地。海岩最初收藏，只是出于兴趣和爱好，不是投资，不为赚钱。收藏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修为的过程，“收藏本身是一个高尚的事，如果离开了商业投资的心态和商业投资的性质，就是对艺术品玩赏的兴趣，进而慢慢会上升到一个民族文化的责任感，甚至觉得有义务向后人为未来社会留下一个模型和范式。”当不为一己之利或一己之乐时，心也就大了。

　　而在一个商业的时代，最重要也最稀缺的，就是这种情怀，“我原来不了解收藏家的心境，比如张伯驹，为了让更多古字画留在国内，他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精力、智力、财力，不惜卖掉家产，不惜举债，不惜被人斥为‘败家子’，我以前觉得不可思议，以为这是别人编造的故事。现在我相信了，当我看到一个好的藏品时，我心里的渴望也是可以不计其它的。”特别是张伯驹那份“但使国宝永存吾土”的心境，最让海岩为之动容。

　　海岩还向笔者分享了一个收藏家的故事，十几年前，宋徽宗的一副画在香港拍卖，这位收藏家带着1500万人民币赶到香港。可惜，拍卖会上，竞争异常激烈，当他举到1500万时，很快就有人报到了更高的数额。这幅画又一次流落到了海外，但这位藏家说，“我感到很幸福，在历史上，它曾经有一秒钟属于我。”海岩说完，眼神定定的望着我，随即温文一笑，感慨道，“人是需要境界的。这种境界，只有深入其中才会理解。我觉得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敬意。”

　　文化是根植在血液里的一种习惯，古代的经典，也给了海岩一方天地。“收藏，一要有财，二要有才。不仅要懂得家具，懂得黄花梨木材的辨别，还要懂得中国的传统文化、历史、伦理关系，以及中国人对天地万物的看法。可以这么说，你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得越多，你对艺术品的沟通以及判断力就越好。”

　　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伟大的，如果说伟大，那便是时间的伟大。海岩收藏黄花梨家具至今，已有十年。他说，通过时间的积累，坚持在一条道路上去跋涉，那抵达的地方就会比别人远。海岩目前的藏品，他透露，论件的话，大概有三百件左右。而问到此间动辄花费的资金，海岩笑意融融，“好在收藏时间比较早，早年花几万人民币可以买到的家具，现在可能需要几百万了。”

　　“黄花梨养习馆”的全部建成，要到2012年，那时，海岩会把所有藏品都搬入其中，“张伯驹后来把所有收藏全部捐给了国家，我对此非常理解，我那个博物馆今后也不传后人，要留给社会。”这份博雅通透，坦荡超逸已沁润在海岩的骨子里。

　　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

　　十几年前，某杂志创刊，他们采访了国有企业的海岩和私营企业的张欣，问他们同样一个问题，在企业里，你们绝对不会用什么人？当时海岩的答案是，太有理想和太没有理想的人，都不会用。张欣的答案与海岩如出一辙。十几年过去，作为中国第一批酒店管理者，在昆仑饭店董事长、锦江集团副总裁这个本职上，海岩已经得到了人们眼中的自我实现，再被问到这个问题，海岩仍不改初衷，“志向太远大不适宜做具体微观的事，企业要求员工是有忠诚度和勤奋精神的。太没理想的人太计较个人利益，企业很难带领他们长久前进。太没理想的人，我认为很难有职业道德，任何事他都需要有报酬，企业是希望员工是跟他有共同目标的，要有一种奉献精神。我们所说的理想，是高尚的理想。”

　　海岩很喜欢《大学》里面“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排序，他的员工也经常听到他说：“你首先要修养自己的身心，齐家就是说把家治好，孝敬父母，善待妻儿。有这种品质的人，才能去为国尽忠为公司效力。”

　　海岩看上去温文尔雅，戴着一副眼镜，谦和有礼，并不像人们印象中雷厉风行的企业管理者，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名优秀的管理者。“酒店管理就是与人打交道，所以企业文化里就需要有够凝聚和激励人心能够自律的部分，在这个企业工作的人，无论职位高低，他有共同的行为准则，共同的价值观和规章制度。这样企业就容易管理，形成政通人和的局面。”

　　纵观北京的酒店业市场，一直为外资酒店所把持，可以与之比肩的只有海岩主持的昆仑饭店等几家。北京是中国酒店最高端的城市，昆仑酒店的收益排在了前五位，这是一个可喜的成就，但海岩直言，这只是个例现象，中国百分之九十九的酒店一直都管得不尽人意，“目前在中国，卫星可以上天，原子弹可以爆炸，可是酒店管不好，这是很久以来的一个问题。曾经有一个统计，中国的酒店占了整个酒店客房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外资酒店只占了百分之十，但是全行业的利润，外资酒店占了百分之九十，而中国人自己的酒店只占了百分之十。”

　　如此不对等的利益巨差，原因有很多种，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海岩认为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素养和对物质文明的认识还不高。“我们总经理过好日子的时间没有多长，国外整个物质文明的历练是相当丰富的，他们的从业者是从小耳濡目染，他们做出来的产品当然会是尽人意的。”

　　提到自己管理酒店，海岩开玩笑说，还要谢谢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海岩的处女作《便衣警察》时，编辑就对他说，他们选择稿件有两个标准，一个是质量，作品要比别人厚重，写出来的东西应当是沉甸甸的，水准应当比一般作品高；第二个标准是新鲜，即使水准不是那么高，但你的作品塑造了一个其他作品从未涉及过的人物，或者你创造了一种新鲜的语言风格，或者作品的结构独出心裁，或者你表现的生活层面及观察角度比较特殊，不是模仿，而是自己原创，它才是有价值的。此后很多年，海岩将这两个标准运用到他挥舞擅袖的各个领域，室内设计、文学创作，也包括管理企业，“做任何企业都在讲究优越性和差异性，都在拼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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