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大哥我是不做的 老大我是不做的(图)

陈凯歌（晨报资料图片 制图 夏曾珍）

　　晨报记者 彭骥

　　《黄土地》一鸣惊人，《霸王别姬》到达巅峰，《无极》弄成笑话，年届花甲的陈凯歌似乎一直憋着一股劲，但在旁人看来，这位电影世家出身、身形魁梧的导演似乎总是略显沉重，不够有亲和力。日前，陈凯歌在北京工作室里接受晨报记者专访，信马由缰地笑笑谈谈，不忌讳话题，不避讳自嘲，甚至会在采访结束后执意送记者到电梯口，如此姿态倒是摆明放低身段。

　　看过《赵氏孤儿》的同行有个体会，陈凯歌似乎有意不玩什么万人大场面。采访中，他说现在自己确实感觉回到了拍《霸王别姬》时放得开的状态，但总是有意识地不把影片往哲理、思想等大道理上引。2010年的陈凯歌，似乎想看看蹲下身子，能不能跳得更高。

　　变与守

　　对好话要警惕，对坏话要认真

　　凯歌语录：“《霸王别姬》之后，好话听多了，心境就不一样，所以现在 对好话很有警惕。”

　　采访陈凯歌前，记者恰巧看到一幅照片，照片中，姜文、陈凯歌、冯小刚这三位今年贺岁档的焦点竞争人物，蹲在地上，对着镜头，各有所思。抛出这事，陈凯歌笑了笑，介绍当时三人一起都在中影怀柔棚里做影片后期，恰好遇到了，姜文起了个头，就有了这张合影，“我知道那照片早晚会露出去。很多人觉得我老站着，我也经常坐着、蹲着，不然岂不累死。”

　　同时代这批电影人，活跃中国影坛二三十年，纵然有第六代甚至更新锐一代导演的冲击，他们依然是当下主流，陈凯歌表示，个中原因难以深究，但就他自己而言，“一来有点运气，二来还算比较努力。”1980年，凭借《黄土地》引领第五代风潮，陈凯歌不敢当“引领”这个名，“没有第五代。所谓第五代，是说当年一批年轻人，有点电影梦而已。引领更不敢当，不是我有什么大本事，时代需要，那恰好就顺应了这需要而已。”

　　《霸王别姬》被认为是陈凯歌无法超越的巅峰之作，他也不再雄心勃勃，“我对电影的兴趣，超过对超越的兴趣。《霸王别姬》固然好，但已经是过去的事，好汉不提当年勇，老想着超越，会让自己不知所措。能做多大的事，就做多大的事，《霸王别姬》那时的土壤，已经不存在了。”他表示，拍《霸王别姬》的时候，没负担，这让他很怀念，“就像这次《赵氏孤儿》，也是比较放得开的，就是处理上羁绊比较少，做得比较自在。《霸王别姬》之后，好话听多了，心境就不一样，所以现在对好话很有警惕。像后来《温柔地杀你》，那片子其实就不适合我拍，虽然演员都还行，最大的问题在于，好莱坞不让你改剧本，不让你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处理，它有很多人坐在你后头看你怎么拍。”

　　而《无极》更因回应《一个馒头带来的血案》时那句“人不能无耻到那个地步”，让陈凯歌的正经沦为笑柄。采访中，陈凯歌主动谈及此事，称视往昔如浮云，“一切都原谅，一切都理解，一切都宽恕。你如果真的想拍好电影，你就得接受大家或好或坏的说法。对好话要警惕，对坏话要认真，你就可以让自己的电影拍得坦然。”后来再有什么争议，陈凯歌只字不回应，“有必要解释吗？你能和多少人说，你有多大能量，让大家听到、理解并接受你的想法呢？不做做不到的事。时间都解决不了的事，人就更解决不了。对一个作品的判断，作为创作者，不因别人的说法而有所改变，譬如《无极》，我承认它是一个有缺陷的电影，但我仍然认为那是一部不错的作品。”所以，这些年不管风格的变与不变，陈凯歌认为并不太重要，“要变的是自己的心态。”

　　都说艺术家要不断尝试，张艺谋尝试《三枪拍案惊奇》，冯小刚也拍了《夜宴》、《唐山大地震》，陈凯歌的片子似乎逃不开正剧这个路数。他也想过尝试，比如喜剧，“在《霸王别姬》合作完的时候，葛优就和我说，你能拍喜剧。我觉得，事情不是能事先想好的，我这人不擅长计划，我觉得好电影，努力归努力，说到底还是可遇不可求。所以我没有那个心去转型。没准，条件具备了就拍了。”但陈凯歌表示肯定自己绝对不会去碰喜闹剧，“喜闹剧，我是肯定不会去碰的。基本上还是得做自己相对有把握的，没把握的事你做，那叫盲动。盲动不好，为什么要盲动呢？就是因为有别的野心了，现在我没有野心。”

　　此外，他还计划着再拍《无极》那样的魔幻片，比如以杨贵妃为主要人物的《沙门空海》，“我不知道这能不能是下一部片，但我对这故事挺有兴趣的。魔幻这东西不可思议，这么说吧，人百分之七十五的时候，都是下意识的事，念头一转，就是十万八千里，所以我觉得，人生就是一个魔幻剧。”透过落地窗，看着傍晚六七点的北京，他说：“我想三十年前，也就两三万辆汽车，现在却有四百五十万，你说魔幻不魔幻，首都变成‘首堵’了。”

　　名与利

　　大哥我是不做的，老大我是不做的

　　凯歌语录：“你是个做电影的，电影和老大老二没关系。”

　　《唐山大地震》创下了国产片票房新纪录，韩三平指望贺岁档三大影片为中国电影冲击全年票房过百亿的成绩，陈凯歌意味深长地说了句：“别掉钱眼里。

　　现在已经是数字化的时代，就别让我们的电影再被数字控制了。凡事都是两难：没有一定规模的量，产生不了质；但是，单纯追求量，事物都量化了的时候，质会受到最大的磨损。”陈凯歌告诉记者，自己不用别人介绍，基本知道现在出了哪些电影，但感觉很多新片在电影语言上有欠缺，“有的电影不用心地看，就是看看现在都出了什么电影，叫泛泛而看；也有的电影是用心看，我会自己主动找片子看，我感觉电影语言，到十年会有一变，对这个得敏感。但总觉得……好像说文学，人们总说文学思想，国外一位汉学家就说，文学，就得从文字开始。电影也一样，电影也是要从最基本的镜头开始。欧洲实验电影，也差不多走到头了。我们上学的时候看过一部意大利电影《木屐树》，觉得特感动，现在再看就没觉得那么好。”而目前国内青年导演，陈凯歌相当委婉地表示，不够切合当下时代是个问题，“我对他们都挺尊重，不想给他们排第一第二。但他们拍的片子，我一看意思就都明白，因为我们也是从那年龄过来的，大的意思都在一个系统里。但还是会有一个矛盾，就是怎么拿自己的作品，去跟今天的市场、今天的观众沟通。当然，这也不是年轻导演遇到的问题，大家都一样。”

　　陈凯歌一再说，现在自己不为“名利”两字拍电影，“说到图利……陈红挺辛苦，她父亲就说她，够吃够喝了就别那么使劲；陈红说，要是为了挣钱，那她确实不用这样，成本太高。所以这个，就是只能是大家意会的事。”至于名，陈凯歌表示，自己刚开始拍《黄土地》时没想颠覆前辈，现在也已不想去争什么导演排名的事，更不视任何一个同行为敌人，“我不管是否有人把我看成敌人，但我不是任何人的敌人，我没有‘心中无敌，天下无敌’那么高的境界，因为我从来没想做到‘天下无敌’。大哥我是不做的、老大我是不做的。你是个做电影的，电影和老大老二没关系。”

　　拍片之余的陈凯歌，秉承早睡早起的原则，保持阅读的习惯，“我是属于早睡早起型的，晚睡那肯定是没办法，比如去了怀柔工作，晚回来。每天得翻书，这是很小就养成的习惯。我也看报纸，看社会新闻；也会和朋友吃饭，也喝点酒，不敢大喝，喝大了不行。玩就和我们家孩子一块玩，度假，带着孩子去洛杉矶夏令营；以前也打打乒乓球，后来和我打球那人失踪不见了；篮球想打，打不动；知道高尔夫是个好运动，但没有四个小时打不了，没那时间。其他的就没什么嗜好了。”等到闲下来的时候，兴许会想起写本书，说些过去的事，“写书需要时间，也需要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现在还不到时候。”想了想，陈凯歌补充道，真正的享受生活不在于花时间度假，而是体现在工作上，“我还是干活的时候多，生活得在工作中享受。葛优吃饭的时候拿的是自己带的筷子，讲究着呢，专门去生活，这个挺少。”

　　父与子

　　我是个严父，也是个慈父

　　凯歌语录： “父子情，往大了说，是俄狄浦斯情结，父子是永恒之情，希腊罗马的神话里，说儿子杀父，未必真杀，说的是超越。 ”

　　电影与家庭，陈凯歌把家庭摆在第一位。他有两个活泼可爱的宝贝儿子：陈雨昂和陈飞宇。

　　父子情还是陈凯歌在《和你在一起》、《赵氏孤儿》中一再表现的主题。陈凯歌表示，《赵氏孤儿》中的父子情，与《和你在一起》时的处理，非常不一样，因为自己有些新的体会放在了电影里，“父子情，往大了说，是俄狄浦斯情结，父子是永恒之情，希腊罗马的神话里，说儿子杀父，未必真杀，说的是超越。写父子情，特别容易写甜了写蜜了。可我觉得，父亲对儿子的爱，不是天天抱着亲。天天抱着的，可能是养父，不是亲爸爸。我当爸爸，对自己采取一个斗争的态度，就是不惯着，也不骄纵，我反而是斗自己斗得最厉害。”

　　陈凯歌为现在的孩子抱委屈，“我觉得当小孩挺苦的，先让学校管着、又让父母管着，让欲望管着，让机器管着，没有一个自由生长的空间。小孩是压缩饼干，在被积压的状态，他不爆炸才怪。要我说，现在的小孩有一千个理由叛逆。管和教不一样，养不教，父之过。我会礼拜天给他们上课，讲《古文观止》，讲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孩子们拿笔，先从生字开始，再一起朗诵，从音律里感觉好听不好听，再讲什么意思。光背有什么用，意思都不明白，要明白了意思才能记得住。你不教他，只管他，那这就……”

　　陈凯歌透露，其实是陈红管孩子多一点，“我是个严父没错，但我同时是个慈父，我对小孩不太管，我觉得他们多吃一口少吃一口，弹琴今天弹了明天没弹，真的不重要，都看淡一点。我们家孩子，陈红管得多，关心到早上吃什么晚上几点睡，哪怕不在家，电话打回去，问营养够不够。还有，小孩难免遇到尴尬的事，撒尿撒在裤子上，想撒尿不敢和老师说，这种情况得关心，知道有人心疼他，但别太使劲管。”至于两个孩子的未来，陈凯歌表示还没看出哪个能干电影，“我也没往这方面教育他们。我和他们说得最多的就是，千万别干这行，太苦太累。我也没看出哪个想干这个的。他们兴趣爱好挺不同的，老大比较喜欢音乐，老二还小，就是爱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