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赵氏孤儿》正在热映中，但是伴随其放映的编剧维权事件也令人关注。参与编剧的高璇对于被署名为“前期剧本创作”感到不满，《赵氏孤儿》制片人陈红对此表示，这是因为合同中止，高璇只写了一部分剧本的原因。之后的日子里，高璇在其微博中发表了十几条记录，表示“关于《赵氏孤儿》，我不再有任何个人诉求，今后只谈编剧维权”。编剧维权再次引发关注。记者在采访中得知，在美国好莱坞，很多好电影或电视剧剧情都是由十几个编剧讨论的结果，甚至很多知名编剧的收入跟知名演员的收入不相上下，而此次《赵氏孤儿》编剧维权事件将编剧地位问题再次推到风口浪尖。
编剧维权官司确实不少
纵观这两年编剧维权官司确实不少，如麦家关于《暗算》署名权的诉讼、张雅文《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的侵权诉讼等，编剧维权大会也没少开，拖欠稿费、署名权被剥夺、合同陷阱等，都是编剧们集中开火的靶子。投资主体鱼龙混杂是一个重要因素，就像电视剧《茶馆》编剧叶广芩女士说的，有些影视公司一会儿“哥们义气得让你热泪盈眶”，转眼就可能“背信弃义得像个流氓”。
《建国大业》编剧王兴东认为，影视圈存在许多不合理现象：编剧写了剧本拿不到稿酬，很多制片方赖账违约，影视剧拍摄完成，但编剧尾款还没有拿到；有的编剧署名权遭到严重侵害，创意内容被抄袭剽窃，剧本被倒卖也不经编剧授权，等等。
王兴东说：“以前编剧的地位很高，字幕写在导演之前，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编辑名字越来越靠后，署名权被严重忽视。现在编剧被侵权的现象时有发生，之前获得巨大成功的电视剧《金婚》，后25集的编剧李东东在部分作品中找不到自己的名字；《母仪天下》编剧王伊为新作讨薪却被人恐吓。名编们的权益都时常被侵害，不出名的小编剧、刚出道的新手境况就可想而知了。年轻编剧给别人做‘枪手’，写完剧本没有署名、拿钱少，很多时候都拿不到钱，直接被人骗来当苦力。辛苦创作的剧本随便被人修改，很少征求编剧的同意。 ”
王兴东对此很是气愤。
其实记者的一位朋友就是中戏编剧专业出身，在北京漂了5年，写了很多剧本，一部也没被拍出来，有导演会用到她一部分内容，也根本不会署名。
“海报、碟片、宣传画册上以及宣传报道中，没有编剧的名字；导演、制片人或是什么别的人，未经编剧同意就修改剧本，或者直接就署上他们的名字。 ”王兴东说，对这种现象，很多编剧已经习以为常，甚至有的就根本拿不到任何稿酬，也就这样算了。
编剧地位低影响创作
编剧地位低影响影视作品创作，好作品越来越少与之有关。一些电影和电视剧用了很多大牌演员，但是观众在看过之后却不知所以然，因为其内容空洞无物。目前影视界存在着互相模仿和粗制滥造的倾向，大量跟风和拼盘的模式化作品让编剧原创性日渐丧失，编辑高满堂抨击其为“模仿至死”。电视剧《山楂树之恋》编剧顾伟丽有些无奈地表示，许多已经发展完善的电视剧类型，如婚姻剧、谍战剧、家庭伦理剧占领着绝大部分市场，成为收视率的保障，但同时也形成创作上的一种障碍和写作上的模式化，阻碍着编剧的创意创新。电视剧《金婚》、《幸福像花儿一样》的编剧王宛平更主动解剖自己，认为自己的《金婚2》没什么原创性，重复自己，咬着牙写，其实特别痛苦。
期待法规出台
高璇在微博上说：“我就想：能不能攒个《编十条》？比如编剧有署名权、海报署名权、宣传出镜权，谁违反罚谁款；比如参与工作，不论多少，均享有署名，按贡献大小排序，不反对多个并列……”对于维权，高璇希望可以正规化。 “一个劲说制片方的不是也不是办法，我们是合作关系，如果有个健全的法律法规出台，对大家都有好处。 ”
高璇曾写过《我的青春谁做主》、《婚姻保卫战》等电视剧剧本，她指出，电视圈对于编剧署名的态度比电影严谨和正规，而其中的一大原因就是电视剧的导演一人独大的情况比较少发生。
相比明星和导演编剧地位弱势
记者采访业内人士时得知，在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工业中，电影剧本的生产是流水线式的，剧本在一个人写完后再交由另一个人修改和增补，另有1至2位编剧负责全局统筹。为了剧情更好看，很多剧情甚至是十几个编剧坐在一起讨论的结果。但值得注意的是，多轮删改下来，很多编剧到了影片上映时已经找不到自己写的东西了。至于最后在主创名单中署名的编剧，多是剧本生产的统筹者以及负责抓大方向或剧本最后定稿的某位大牌编剧。相比之下，北美电视剧剧本生产虽同样是群体创作，但合作和互动更强，往往是以一两位核心编剧为主，整个编剧团队同时参与创作。北美编剧大罢工，让全球了解到美国编剧协会(WGA)的强大。不过，相比明星和导演，北美编剧仍然处于较弱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