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片同进贺岁档 葛优要在银幕上寻找幸福(图)

葛优

《非诚勿扰2》

《让子弹飞》

《赵氏孤儿》

　　本报讯 2010年底的三部贺岁大片《赵氏孤儿》、《让子弹飞》、《非诚勿扰2》，葛优包揽了主角儿，三位重量级导演除了黄金搭档冯小刚之外，陈凯歌和姜文也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葛优来为其诠释所要塑造的角色。这种巧合不得不让人们再次将焦点聚集在这位行事低调且又让观众感到非常亲切熟悉的影帝身上。

　　葛优曾扮演过无数让人过目难忘的角色。与影片中的角色相比，生活中的葛优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贫”，几乎说每一句话之前都会左思右想，生怕考虑得不够周全，以至于停顿的时间过长。不过这也正是葛优的为人之道，无论做事说话都很谦逊且周全，内敛却又不失幽默。

　　性格决定了这辈子只能演戏

　　“有的时候我在家里想，我怎么就当了演员了？”也许与性格有关，葛优成为演员看起来似乎非常偶然。“一直到十八九岁都不知道自己将来是什么样的，直到我养猪那会儿，‘文革’结束了，艺术院校招生，我才忽然好像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我爸演戏的时候，我经常躲在一边看，那时我觉得我可能是一辈子的忠实观众吧。从性格来说，我到现在还不是那么放得开。比如进了一个大堂的地方，搞什么活动，我不是特别舒服。其实所有的梦想就在考艺术院校的时候才逐渐形成，那时让我演一个动作：从后面捂女孩的眼睛，我太紧张了，捂住她眼睛，手就下不来了，那女孩最后只好把情人见面的戏变成了抓流氓戏。”葛优如是说。

　　虽然出身演员世家，从小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长大，左邻右舍都是当时的知名演员，但葛优小时候似乎不喜欢表演，在幼儿园里，即使有老师的命令，他也不会表演节目。那时的父母都没看出葛优有什么表演天赋，更没有想到他会当演员。回想起葛优小时候的样子，父亲葛存壮至今记忆犹新：“小时候吧，他要跟人打架，一开战他就溜了，躲起来不正面冲突。现在他的性格也算是本性难移，不爱惹是生非，待人接物也懂得谦让，做事踏实，不张扬，这样我跟他妈特别放心他。”葛优回忆当时厂里一些年轻演员还是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常常看到有些年轻演员穿着军大衣在厂里过，觉得特别羡慕。”

　　也许是性格使然，葛优最初的从艺之路并不顺利。中学毕业以后，葛优到北京郊区插队，因为身体单薄，被分去养猪。小时候，从不表演节目的葛优从知青点回城后却想当演员了。回城后，葛优开始投考各艺术团体，“电影学院我去了一趟，要是当时考上了就是另一回事儿了。但是这个事儿也难说。刷下去继续考，后来又考过实验话剧团、青年艺术学院、国防科委文工团，峨影来招人也考过，都不行。考了将近一个月，最后特别戏剧性。第二天我都准备回村继续喂猪了，我爸的一个同事来说，全总文工团还在招生，咱们有认识的人，是不是可以试试？所以第二天没走，就留下了。就这么一个信息就考上了。但是这事要说起来就挺神的。全总文工团起码把我收留了，也培养了。” 这年他22岁。

　　接下来的几年葛优只是在舞台上跑龙套，“演了三四年之后，也没什么动静，也演不了主角，电影也没拍过。我妈想让我改行，当摄影。她说我当演员可能没出息，现在想起来这都是挺可怕的事，万一改了，今儿就没了。我的想法就是还想坚持，那个时候我知道摄影师要掌机器，得经过机械员到几层助理，才能最后熬到摄影师。我说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太渺茫，摸不着，还是坚持吧，还是喜欢演员。一个是里面有好玩的成分，弄这个人物，弄那个人物，男男女女的演员在一起玩，不像现在，现在理解不一样。现在要是说塑造什么人物，保持现在的名分，感觉都不一样了。”

　　跑了六七年的龙套，葛优的心态始终保持得很好，“也没有说没演主角就怎么着，心里挺平和的，也没那么多奢望，说当这星那星的，没那么迫切。只是觉得已经干上演员了，就挺不错的了，慢慢找机会呗。然后1984年的时候就有电影来了，在《盛夏和她的未婚夫》里演了20多个镜头，还不是20多场戏，就算是上过电影了。”这也是葛优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演员表上。

　　看重《顽主》中的“自己”

　　不过，紧接着葛优就遇到了自己演艺生涯上的重大转折，“那时候是，让人带着跑八一厂找戏，又拍了几部电影，还是没有动静，赶上一个《顽主》，《顽主》是重要阶段。那之后就有片子演了。”1988年由王朔小说改编的影片《顽主》，他的外形与表演都恰合了王朔笔下那种“冷面热心”幽默成性的小人物，他扮演的银幕形象显得轻松、到位，获当年金鸡奖最佳男演员奖提名。

　　葛优在影片里扮演了三号人物杨重，一脸的老实本分和宠辱不惊，庄重着用神圣本身，痛击了神圣着的矫揉造作。葛优首次在荧幕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的表演让所有人震惊，他在镜头前放松自如的状态到了令搭档顿感压力的程度。导演米家山回忆说：“张国立、梁天和葛优3个人在表演上实际是暗中较着劲的。当时剧组租了一个小单位的公寓楼，导演和主演都住在顶层，白天拍戏，晚上回来就讨论。国立在上这部片子前，一直是走正剧小生的路子，回来看完样片，他心里就急，找我说，怎么演着演着就觉得力不从心呢。国立是好演员，但当时我们拍戏的路子确实让葛优更加如鱼得水。”

　　此前，在传统的表演框架中葛优似乎束手束脚，此次他的现场表现力第一次有了合适的释放空间，“上世纪90年代，人们不把那些高大全当回事了，都想看到活生生的人，我有平民色彩，没太多虚头巴脑。那时中国人开始需要大批量的幽默，不想进了电影院受教育上课。我代表那时人们的心态，比较放松，比较乐观，也比较普通，谁也别想教育谁，大家都是平等的。90年代的经济发展冲破了过去很多牢笼式的观念，大家忽然发现，不是只有那些长得好看的、说得好听的人才重要，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连葛优都能上屏幕，谁不能呢？”中国社会刚刚改革开放，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能够被明确界定为某一种典型，正茫然地在一片混乱中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人的内心变得复杂和模糊，干预别人内心的那种权力尤其变得可憎和荒唐。于观、杨重这种小人物的流行，正是对片中父亲和德育教授所代表的荒唐权力进行的软对抗。影片借于观之口说出了这种观点：“我怎么就这么不顺您的心了？我没杀人，没上大街游行……非得绷着块儿，一副坚挺昂扬的样子，这才算好孩子呢？累不累？我不就庸俗了点吗？”

　　从《顽主》开始，葛优成了中国银幕上一类从未有过的小人物的开端，他是4年以后《编辑部的故事》里的李东宝，5年后《大撒把》里的顾言，10年后《甲方乙方》里的姚远，20年后《非诚勿扰》里的秦奋。

　　对此葛优也认为，“我觉得90年代不是一个阶段，而是一种开始，这是中国人人性的回归，小人物也可以当道了。你看这些年来，大家捧的人，赵本山、王宝强、张涵予，都不是什么看上去有多牛逼的人，他们和老百姓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电影的生命力在于‘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你老把自己当回事儿，你的艺术生命也就快到头了。”

　　做人与演戏都讲分寸

　　也许因为《顽主》让大家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葛优，也许是人们集体的一种内心需求，总而言之在《顽主》之后葛优的表演生涯打开了一片新的空间。“《代号‘美洲豹’》是1989年的。当时张艺谋拍完《红高粱》就有名了，不得了。他没看过我的电影，《顽主》还没演呢，正配音呢，儿影厂有一个副导演给张艺谋介绍我，张艺谋见了我一面，见了之后就定了。这事怎么就那么顺？《顽主》当时也没想找我，开始找的是一个文工团的浓眉大眼的，米家山也没看过我的戏，找了一次以后，看了照片，到峨影试镜头。当年金鸡奖提名，然后又赶上《代号‘美洲豹’》，演一个劫机的。”

　　但不管怎么说，观众已经不再把这个看不出岁数、有点儿谢顶、有点儿小坏却又古道热肠的葛优当外人儿了，“有认识的了，我说的这段是杂志、报纸上都有过的。礼士路，马路北边有一片商场，日用品店、书店，我骑车往家走，有一个女的叫我杨重，我说这是谁？一回头一个女的，打一个招呼，就记着这个事了。但是这事太老了。反映出大家能认识我了。燕京饭店二楼那时候在大堂吃饭，那个时候还不用奔单间，那边一桌家里人在吃饭，对面一个小女孩，也就是上中学，跟他们家人指着我，意思就是说那人是演什么的。特得意，那个时候太高兴了，特意冲他们坐着，让他们看。演员当到那个时候是很舒服的。”

12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