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六，谷建芬与乔羽、赵季平、徐沛东、阎肃、印青、孟卫东、三宝等13位国内著名词曲作家联名向各界演出商发起保护著作权人的法律声明，告诉所有歌手和演出商，他们的歌不能再“随便”唱，而要事先征得著作权人的同意并支付合理费用，希望为内地著作权环境的改善开一个好头。不过刚刚在消息发布的当晚，谷建芬就焦急地联系本报，希望为普通读者详细解释他们的初衷。
当事人说
人已古稀只望今后音乐正常发展
谈到发起这次“权益保卫战”时，谷建芬说：“我已经76岁了。虽然已不再是人大代表了，但一直没有停止为保护著作权人合法权益而努力。我尽了力也尽了心，但现在并没见到太大效果，总觉得对不住这些词曲作者。网上有留言说‘你们这么大岁数了还想着要钱’。这种反馈让我很揪心。我跟乔羽经常谈，到了我们这个岁数，是有责任在有生之年推动著作权问题进一步解决的，希望在我们‘身后’，留下的是一个大家共同发展、正常健康的音乐时代。”
“还有人觉得我们总是说要为版权、著作权收费，‘已经有那么多钱了还想赚更多’。事实不是这样。说出来估计你不信，我的工资是3750元，加上政府特殊津贴的1000块钱，每月4750元。乔羽的工资才2200元。我们每月就这些钱。在加入WTO时，国家对著作权法进行了修改，才明确指出使用作品要得到授权、要付费。此后法律中也去掉了被我们称为‘不得人心的43条’的内容，这条款之前让所有电视、广播可以随便用著作权人的作品不给钱。现在，我每年会从音著协收到两次版权费，平均约六七万元。此外就再也没有任何来自作品的收入。以前在人大时，因为著作权的事也经常与其他代表发生激烈的争论。有人就说‘国家已经给你工资了，你们为什么还要钱？’‘你们为什么不学雷锋？’我要说的是，国家工资是跟我的职务挂钩，而不跟我作品挂钩。何况有多少词曲作者并不是拿国家工资的？他们的权益怎么办？我们不仅是为要钱，更是要对作者的尊重和保护，这才能给作者带来创作上的推动。”对于改变现状的具体措施，谷建芬认为从法律上，目前对演出范围内的著作权人保护规范还不够细化、不够明确。所以，这次13位音乐人发起的“法律声明”，也是想提供一个具体的解决措施，让著作权人事先知道谁要去唱自己的歌，并得到应得收益，“自下而上”地对整个行业施加主动影响。
业内人士说
年轻作者已投向港台
科尔沁夫是年轻作词人的代表，与老一代词曲作者为版权、著作权忧心不同，科尔沁夫表示大多数中青作者已对自己应得到的权益不抱希望。“我觉得对作者权益的保护，执行上依然有很大困难。词曲作者是整个音乐行业的根本，但一首歌红了但跟作者没任何关系的情况已司空见惯。现在，一般作者凭一首歌也就能得到几百块的收入，好的也不过三四千块钱。今年歌手的商演价格都涨了，一场商演能拿六七十万已算正常，但词曲作者分到60块钱就不错。”
“据我所知，内地很多新生代力量早就被港台公司收罗，这对内地原创来说又是一层扼杀。近年来市场下滑，但身在港台的作者如果写出红歌，生活还是能够得到保证的。我自己为内地、港台的歌手都写过歌，之前为香港的soler写歌后，连续两三年都收到了‘百代音乐版权公司’发来的版费，还附有明确的报表，告诉你哪首歌在台湾、新加坡分别卖了多少，按比例给你多少等。但写给内地的作品基本再也没见到一分钱。内地很多公司已经习惯于对作者权益的不重视，他们恨不得买断后就再也跟你没关系了，连形式都不愿意走。好好写歌不赚钱，抄来抄去、随便应付等歪风邪气也助长开来。为什么在版权呼吁上不多见中青年作者？我觉得大家已对此灰心了。”
演出商说
“关系”大于法规
13位作者的“权益保卫战”其实矛头直指“商业演出商”，那他们对此如何看待？又会有什么自己的“苦衷”吗？本报采访了一位希望匿名发言的北京演出界资深人士。
“演出商不与词曲作者直接联系。在我看来，唱片公司本身对版权、著作权就不够重视。现在很多公司因为关系很好，歌手间互相帮忙、翻唱已成风气，谁也不会为此向对方要钱。中国很多事就是靠人情关系，不像国外那么走法律和程序。”
“我们公司做商业演出时，每场都会给音著协交费，平均每场约在万元以下。大公司不会为这点钱抵赖，知道因此被音著协打官司肯定赢不了。但说实话我也不太清楚到底哪些作品应该交？哪些不用交？一首歌交多少钱合适？最终我交的钱是否成功转给作者？音著协并没有明文指出。就像为什么大家对慈善事业热情还不够？也是因为资金流向不透明。”
“这次‘权益保卫战’要想真起震慑作用，就要告一些最著名的歌手和演出商。但不知道相关作者会不会为此突破‘关系’。”
版权是常识 诉讼是无奈
国外版权公司说
版权保护“服务”才是核心
百代音乐版权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音乐版权公司，管理了超过一百万的音乐作品及相关作者。2005年，“百代音乐版权中国”正式成为第一家全外资专门从事音乐版权代理业务的公司。当本报提出采访要求时，对方郑重地希望以文字方式回复提问。以下内容来自“百代音乐版权中国”总经理华山——
作为词曲作者的代言人，我们的首要责任就是服务于全球优秀的音乐作者，帮助作者管理他们的歌曲，使艺术家的创作活动得到回报。同时向使用音乐作品的企业和消费者表明，他们付费获得的合法使用是有价值的。我们认为版权保护的关键是，在音乐作品、作者和使用者之间找到平衡。相应做法是，透过积极的音乐版权服务，促使作者的作品得到广泛传播及合法使用，从而产生尽可能多的商业价值去支持作者未来的创作。
具体到音乐版权的服务，我们在中国经营积累的经验有以下几点，拿来跟大家探讨。一、与作者的紧密沟通，了解他们的作品和需求；二、清晰正确的版权登记；三、积极广泛的商业授权；四、透明及时的版税分配制度。
我们公司有一个部门叫做“作家管理部”。这个部门的同事，每天与许多作者沟通，了解、收集及促使他们创作美妙的音乐作品。然后版权部门会对作品进行清晰正确的登记。比如作品的版权比例，可以进行授权的范围。这样，随后的授权就有坚实的依据。
我们的授权使用客户遍及唱片公司、广告、电影、电信运营商及服务公司等。这些公司在使用前，都透过正确的授权许可获得了作品的合法使用权利。经由授权收集的作品使用版税，透过我们专业的版税分配系统计算后，就会按时向作者发送版税报表。版税报表详细列明音乐作品的版权比例、使用时间、地区、方式和收益。作者收到这样的版税报表，就会清楚知道自己的作品曾经在全球各地区得到怎样的商业使用及收益。在百代音乐版权公司，我们承诺作者一定会收到版权使用报表，也一定会收到与版税报表一致的版税金。透明及时的版税金分配制度保护了作者应得的收益，为作者的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动力。
从以上音乐版权公司的运作流程可以看到，音乐版权保护其实不只是侵权诉讼这样的形式。版权保护还可以从商业授权方向去进行。音乐版权公司会给予被授权人专业的服务，你会很快发现获得授权的过程并不复杂。对音乐作品版权和创作者的尊重是文化复兴的一部分，我们的政府、版权公司、作者、企业和使用者都正在参与，各种形式对音乐版权保护的探讨是音乐版权行业发展的推动力。
记者手记
矛盾反差贯穿着这次采访。
最初，13位音乐人的代理律师很兴奋，因为这13位不仅有著名作者的身份，同时还有很多社会职务。律师的原话是“这次一定会引起乐坛震动”。但消息发出当晚，我得到的第一个反馈是，76岁的谷建芬因为得知有网友留言质疑这次维权行动是为“捞钱”而焦虑，希望尽快向读者解释初衷。我以为这真的成为“轰动新闻”了，于是去查各大网站，但在首页及音乐频道都不见“权益保卫战”的新闻提示。某网站音乐频道主打新闻是“张学友现场演一字马”、“梁静茹婚姻甜蜜不误疗伤”及三位歌手的MV首播。另一网站的新闻推荐是“林宥嘉绯闻女友成点击女王”、“许志安郑秀文复合随缘”、“《福布斯》LadyGaga2011年吸金一亿”。
插曲，是周末进行的百度沸点颁奖礼。高晓松发表微博：“百度是音乐圈最切齿的仇人……可昨儿百度颁奖，竟然有那么多歌手去捧场，某公司旗下艺人甚至倾巢出动。自己没骨气，活该被人欺！”马上有网友质疑“你们的音乐如果不通过这些网络平台又会有几个人听得到呢？”高晓松反驳：“电视剧不通过电视台谁看得到？因此电视台就该白放电视剧不给钱吗？音乐圈不光有明星和艺人，还有无数作者、乐手、录音师、MV制作人员以及数十万各个环节工作人员。恳请靠音乐发财的各位，饮水思源，以免人才全部流失！”
后续，是本报昨天对几个版权单位的采访过程。我们不能就一次过程下结论，但它多少能反映一些事情。记者最先致电音著协某领导，对方回答：“我正开会呢，哪有空说这些？你去问谷老师吧。”然后把电话打到音著协负责媒体的法律部。“我们主任不在，你只能明天再问。”我只是想知道音著协保护著作权人的工作程序，您能告诉我吗？“我不知道。我们有规定，只有主任能接受采访。”那我不采访了，我只是咨询一下哪条哪款，我自己去查，您帮我问一下？“同事都在忙，没有时间。”那我咨询相关法规应该找谁？“会员部。”于是打到会员部。“我们有规定，只有法律部负责媒体。”我只是想知道公开的保护程序和条款，是咨询不是采访。“我们有规定……”记者又致电国际公司百代音乐版权公司，对方表示没有特定对接媒体的部门，如果是采访请留下问题及联系方式。稍后，总经理华山回电询问了报道意图和方向，并表示为避免误会，要以文字方式回复提问。几小时后，华山致电回复已发，如有内容更改还要双方重新确认。以上均是罗列事实，不多评论。
34、35版文字 本报记者 刘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