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创作《延安爱情》的缘起，您是怎么想到以抗战、延安为背景创作的？
武歆：创作《延安爱情》，源于我的一位20年的“忘年交”。老人今年将近90岁，抗日战争爆发后，出身于官宦家庭的他，当时正在北平辅仁大学读书，他抛弃家产，中断学业，历尽艰辛，投奔去了延安。大约在2006年，我去看望老人，在聊天中，老人忽然望着窗外，动情而又伤感地对我说，他特别想回到延安看一看，可是身体原因，再也回不去了。于是，老人给我讲述了当年他在延安的生活、学习以及爱情。其实，在很多年以前，我听老人断断续续地讲过，但那时没有在意。在2006年那个春天的午后，老人眼含泪花，整整讲了一个下午。我受到极大的感染和震撼，后来我查阅资料才知道，在1938年的5月至8月，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投奔到延安抗日的青年学生有3万多人。我想，为什么有这么多来自大城市的青年学生去投奔延安、追随共产党？延安肯定有着独特的魅力。这是一座丰富的创作宝藏。于是，我决定创作抗战期间青年学生在延安革命的小说。应该说，是老人令人敬佩、感动的革命经历，还有晚年他对延安的思念，才促使我拿起了笔，走进了“延安”。我不过是一名记录者。
2、您曾说，您在小说中呈现的延安是一种鲜活的个人记忆，而不是过去人们程式化的公共记忆，那么您在小说中是如何打破人们的刻板印象，呈现出一个真实的延安的呢？
武歆：过去书籍还有影视作品中，似乎一说到青年学生去延安，都是高喊着革命口号而去。而我在这部作品中，写了主人公彭登科是为了爱情、为了心爱的人而去的延安。是一个另类，是一个落后分子。他是在“延安”这个革命大熔炉里不断成长，不断进步，由一个“爱情至上”的公子哥，最后成长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由于他的思想境界升华了，最后他的爱情也升华了，我以为这正是独特的“延安爱情”所在。表现一个“不一样的延安”，需要细节说话。比如书中的彭登科，是一个爱喝咖啡的学生，有着浪漫的生活情调，到延安后曾用瓦罐煮过咖啡。我在资料搜集和采访中，将目光更多地聚焦到生活细节上，比如在一份资料上介绍，当年在延安的女学生，为了追求美，她们把白衬衣的袖口镶上一圈蓝边，在布鞋的上面绣上一朵红绒花。“忘年交”还给我讲过一个细节，当年老人曾用去掉了炸药的手榴弹当作蒜捶，捣野蒜做调味品。我认为这个细节非常好——手榴弹是战争的符号，野蒜则是代表生活。这样的鲜活细节，是过去书本上没有的，只能存在于个人经历中。我在写作这部小说过程中，无论是采访还是查阅资料，始终把目光盯在生活细微之处，尽量展现出来“生活的延安”，继而表现“真实的延安的爱情”。
3、听说这部小说一开始是中篇，后来为何又改写成了长篇？
武歆：这部小说最初写的是中篇，发表后，《小说月报》迅即转载。我把小说拿给“忘年交”，他看了后，问我，你为何不写成长篇，否则可惜了。我是在老人的鼓励之下才开始写作长篇的。
4、长篇小说最终历时多久完成的？中途似乎遇到了一些困难，当时是怎样的情况？您是如何再次找回创作灵感的？
武歆：应该说，从开始着手搜集写作资料、记笔记算起，到作家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算起来大约有4年的时间。在长篇小说动笔之前，我查阅了上千万字的资料，内容涉及陕北的政治、军事、经济、历史、民俗等等，还有许多“老延安”们的回忆录。光是写作大纲，就写了3万多字。这部书同时也是中国作协2008年的“重点扶持作品”，这也是激励我写下去的外界动力。在写作中途，我的确遇到了一些困难。从2006年秋季开始写，写到2007年夏季时，仅写了几万字，怎么都写不下去了，似乎一下子没有了创作激情，觉得特别茫然，无奈只好停下来。半年以后，我去北京参加“青创会”，会后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其中在一个展柜前，有一双小脚女人的鞋子，鞋底下面别着一枚“L”形的铁钉，看展览说明，原来是长征途中，一个小脚女人为了爬雪山、过草地方便而自制的。我看见鞋子里面全都是斑斑的血迹。当时我站在展柜前，非常激动，站了好长时间，忽然就想到了我放下半年之久的《延安爱情》的创作，那一刻我特别激动，恨不得快点回到天津，回到电脑前。“青创会”后，我立刻重新投入到了《延安爱情》的创作中。这两件事，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联系。但这个小脚红军女战士的鞋子，的确让我找到了我应该写什么——“小人物”们的日常生活，通过平凡来抒写伟大。因为感动往往包含在平凡中。
5、听说您是中国作协2010年第一批“定点深入生活”的作家之一，您“定点”的地方，正好是延安。您在写作《延安爱情》之前，并没有去过延安，那么这次前去，有什么感想？您觉得这部作品呈现出来的状态，是否达到了自己当初构思时预期的初衷？
武歆：我是去年秋季去的延安，这次在延安的“定点生活”，对于我创作，有着重要的指引作用。在此之前，我认为写作“年代小说”，只要遵循历史大背景，再辅以真实可信的细节，完全可以凭着地图和资料来写作，因为小说创作是虚构的艺术，是依靠想象力来完成的。可是来到陕北后，我发现我错了。以前我以为，如今资讯发达，只要上网，鼠标一点，什么资料、图片都能信手拈来，不用再辛苦地奔波，更别说“定点深入”了。可是这次延安之行，令我完全改变了这一观点，我发现无论到什么时候，“深入生活”这个创作信念都不可动摇。来到“故事的发生地”，不一定会遇见惊奇的人和事，但站在那片土地上，感受那里的风、那里的山和水，就会立刻有不一样的发现、不一样的感受。真实的感受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带动起来许多创作的灵感。网络时代并不意味着现实生活消亡，二者是不可替代的。我想，假如创作《延安爱情》之前我要来陕北走一走，好好的深入生活，肯定会有更好的想法，会有更佳的创作视角。可以肯定地说，这部作品并没有达到自己最初的要求，春节过后，我还会再去延安，用新的创作来弥补遗憾。
6、您的小说中涉及了四位主人公，是否有参照的原型？
武歆：只有男主角彭登科是有原型的——就是我相识的那位“老延安”，其他的人物都是虚构的。这位原型至今身体健康。他告诉我，特别想看到荧屏上的自己，了却不能再回延安的遗憾。
7、根据你的小说《延安爱情》改编的38集同名电视剧，将在2月11日上海东方卫视独播，据讲是以“天价”从央视手里“抢得”的，此剧被媒体誉为“红色励志大戏”。您是怎样看待邓超、殷桃两位主演的，他们是否符合您心目中的男女主人公形象？
武歆：邓超和殷桃，目前是国内的一线演员，他们很优秀，我也看过他们过去合作的影视作品，现在由他们来诠释《延安爱情》，我充满着期待，也感到非常高兴。我看过他们的定妆照，跟制片人脱口而出，他们就是我想象中的“彭登科”和“苏贞”。
8、抗战背景下的文学创作不在少数，但将其与爱情题材结合在一起似乎并不多见，甚至有影视界的人说，光听“延安爱情”这个名字就非常吸引人，您是如何看待的？怎么想到将二者结合在一起？
武歆：过去一说到延安，就是与“伟人”、“圣地”、“波澜壮阔”、“宏大叙事”等词汇联系在一起。其实，延安也是“民间”的，也是“生活”的，我试图去表现那些所谓“小人物”们的内心世界，因为延安的伟大，也是由众多普通战士们的生活来构筑的，他们是“延安”不可或缺的元素。所以当“延安爱情”四个字出现在我脑海中时，我就认定，这是一个最好的视角。因为“爱情”使“延安”一下子变得平实、亲切、温馨起来，更加有人间气息。
9、您是如何理解抗战年代的那一代人的革命爱情的？
武歆：那个时代的革命爱情，始终与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紧密相连，个人命运的脚步，始终追随着民族命运的脚步，是感人的“大爱情”，那个时候的爱情更具有牺牲精神。那个时代的革命爱情坚定、永远、持久，是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情感。
10、您认为那样特殊时期的爱情，放在现在来看是否还能让读者和观众产生共鸣？那个年代的爱情观，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有什么启示？尤其是此剧在“情人节”前播出，如此巧合，现在的年轻人会买账吗？
武歆：爱情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人类活动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学作品永远的主题之一。“那时的爱情”和“现在的爱情”，其本质是一样的，都是追求“永远”。当然也有不同——“爱情起点”不一样。看火爆荧屏的《非诚勿扰》等“电视相亲”节目。我发现，现在的年轻人，认为“另一半”爱养猫养狗，就是一个有爱心的人，嫁给他就踏实；还有的认为，“另一半”孝敬父母，喜欢做饭，将来就是一个好媳妇。的确，爱护小动物、孝敬父母，这些都对，没有错，但只把这些作为衡量对方的一个“爱情标尺”，显然这样的爱情标尺“小了点、低了点”，缺少一种广阔的胸怀和博大的气势。我相信，只要爱得真诚、爱得激荡，任何时代的年轻人都会被打动的，一样会流泪的。没有哪个人不想让自己的爱情持久、永远。现在的年轻人是多元化的，我相信他们会接受“延安的爱情”。
11、听说您会继续进行类似题材的创作，目前有怎样的创作计划？与《延安爱情》有怎样的延续性？
武歆：近几年，我除了坚持中短篇创作外，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红色爱情系列长篇”的创作上，《延安爱情》是第一部。第二部《北平爱情》今年上半年出版，主要写的是抗战胜利后到新中国建立这一段时期，发生在北平的有志青年的爱情故事。根据《北平爱情》小说改编的30集同名电视剧，剧本已经定稿，有望今年上半年开机。导演和男主演都是国内影视界的重量级人物。第三部《天津爱情》已经脱稿，现正在修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