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合拍片境遇：独立导演押身家 公司有话语权

王小帅新作《我十一》中的小演员

《太阳帝国》剧照

《木乃伊3》剧照

美国电影协会主席克里斯托弗·多德在昨日论坛现场

　　早报记者 蔡晓玮

　　合拍片成为昨天上海国际电影节论坛关注的焦点话题。

　　合拍片由于就国际合作所牵涉到的方方面面的庞杂关系，独立的导演和影人即使得到合拍片的机会也会处于尴尬境地。王小帅导演的新作、中法合拍片《我十一》就面临着“中国政府不投钱，合拍公司还问他收15万元费用”的尴尬问题。

　　相对于独立导演来说，以集团、公司的身份进入合拍片领域则正在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

　　昨天，上海国际电影节论坛举行了第二场，来自世界各地的影人如美国电影协会主席克里斯托弗·多德、法国电影中心国际合拍片负责人朱利安·埃诺扎、日本知名导演岩井俊二、上影集团总裁任仲伦等就寻找“中外合拍片的DNA”的主题展开了讨论。

　　来自美国的多德用1933年中国拍摄的第一部电影《难夫难妻》来形容中国和美国100年来在电影上合作的关系，“之间有着很多的分歧，但是在过去的10年间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即便是在中国政府去年和包括意大利、法国等国家签订了政府间的电影合作协议的情况下，合拍片由于就国际合作所牵涉到的方方面面的庞杂关系，以及缺乏独立的操作细则，独立的导演和影人即使得到合拍片的机会也会处于尴尬境地。作为论坛主持人的导演何平透露，王小帅导演的新作、中法合拍片《我十一》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法国方面对这部作品有资金上的支持，但是大部分拍摄仍然需要在中国进行。”虽然作为中国政府和法国政府电影合作协议的第一部受益之作，其在中国拍摄部分的投资却未能得到进一步的支持，“王小帅昨天和我通电话，说已经把他从1990年代以来积攒下来的900万元全部投入到拍摄中去了。中国政府不投钱，合拍公司还问他收15万元的费用。”何平说。

　　独立导演：

　　王小帅为合拍押上全部身家

　　在此次电影节金爵奖入围影片《Hello!树先生》放映散场后，早报记者意外碰到了同样观影的王小帅导演。对于何平导演在论坛上透露的新片制作窘况，王小帅向记者表示确有此事，“或许是我的动作太快了。实际上整个的中法合拍片的合作协议是在去年7月的时候确定的。而我们这个片子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就开始筹备了。由于法国方面有着从电视台广告收益、各种基金资助合拍电影的机制，所以我们很快就拿到了投资。”王小帅表示，中国对于合拍片的具体的细则，特别是在投资上的资助如今尚不明确，“我们作为导演，还是希望官方能够提供一些融资和投资的途径。”

　　这部影片作为第一部受益于《中法电影合拍协议》的影片，有着在发行上在法国就算法国电影，在中国就当做是纯粹的中国电影的便利。在此协议下拍摄的影片在前期就成为中法双方合作的项目，简化了进入了电影市场的手续。在昨天的论坛上，来自法国国家电影合拍中心的负责人朱利安·埃诺扎透露了法国对于合拍片的投资的机制，“政府将在法国上映的商业大片的票房收入的15%收归一个专门的电影基金，来资助电影的制作。而电视台广告收入的5%也是用来资助电影的。”不仅如此，在刚刚闭幕的第64届戛纳电影节上，法国电影中心刚刚宣布将成立一个新的电影基金，专门用来帮助外国导演在法国拍摄和制作影片。“大多数的法国电影院都保证每年放映一些来自全世界各地、有异域风情的电影，因为人们有看这些电影的需求和必要。”

　　“法国有一系列长期的政策，用税收来支持一些不走商业路线的电影。导演的原创力比较强，但他们的商业竞争力可能会差，所以法国有关方面一直有一个资助体制。”王小帅说，“我们国内则长期没有这样的资助体系，我们通常的奖金是给一些主旋律的影片、儿童电影、少数民族电影，而对于艺术电影则没有相关的机制。”不过，王小帅也透露，他已经向广电总局反映了情况，已经获得了相对简便的制作和拍摄环境，“在合拍公司的费用上，现在也给我们缓期，一切暂停，重新在合作协议之下研究新的对策。”

　　电影集团：

　　进入“中国创意”阶段

　　相对于独立导演来说，以集团、公司的身份进入合拍片领域则正在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回忆1987年上影集团第一次和美国合拍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太阳帝国》，上影总裁任仲伦表示当时不过是协拍。“我记得当年作为取景地的外滩被封了一个多月，这在今天已经是不可想象的。”任仲伦说，“当时其实是人家带来题材和故事，到中国取景，我们做一些协助的工作。”在2007年，拍摄《木乃伊3》的时候，虽然被称作合拍片，但“实际上仍然是协拍，仍然是他们带着既定的题材和故事”。但是近两三年来，中外的合拍片终于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合拍阶段，或者说由中国主导创意的阶段。上影集团正在进行的一部关于犹太人二战时候避难上海的影片，就是根据中国作家的小说改编的，再根据具体的故事来寻找合适的合作者。“我们最后找到的合作者凤凰影业总裁麦克·麦达沃伊，他本身就是在上海出身的犹太人，当时他的父母来到上海避难，他自己对于上海有着很深的感情。”在任仲伦看来，这才是最好的合作者，而合拍片也真正地进入到“中国创意”的阶段，“合拍不是简单的加法。”任仲伦说。事实上，作为影业标杆的好莱坞的影片拍摄和制作正在越来越全球化。“在20年前，好莱坞只关心北美的题材，但是现在完全在好莱坞拍摄和制作的片子正在越来越少。”电影《杀死比尔》的制片人班内特·沃尔什说。在加拿大拍摄，在澳大利亚制作，全球各地跑，找到最佳的制作方式、最低的成本、最好的合作方式正成为潮流。而中国电影在何平看来因为投资大多数来自国内，所以常常有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心理。这一点，与会的日本导演岩井俊二也有着深刻的体会，在日本合拍片非常少，人们更加满足于看日本本土制作的电视剧和电影，认为“这样就足够了”，“现在日本有一个社会问题，不再像十几年以前，年轻人纷纷外出留学，现在人们不愿意出去看看，我认为这是需要改变的。”岩井俊二说。

　　对于电影人来说，合拍片只是一种概念，他们甚至希望有一天能没有合拍片和本土片之分，只谈电影。但是，语言、文化和政策的区别都使得这个话题将在未来被反复提及和讨论。比如合拍片成功的典型《卧虎藏龙》在北美票房大卖，但在国内的票房只有区区700万元；比如冯小刚的《手机》被索尼认为没有办法为国外的观众所理解而最终止步国门，这些都折射出合拍片对题材和故事的特殊要求。为了应对这种差异，也有公司采用更加激进的方式，据何平透露，华谊就计划在美国投资成立一个专门拍英文片的公司来绕过合拍，真正做全球化的电影。而作为上影集团则将和国外的合作整合在整个的产业链当中，无论是合建影院，还是合作成立技术公司等一系列措施，都使得未来的合拍的磨合期缩短到了可控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