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讯 记者方夷敏 实习生王睿刘烨扮演的毛泽东的戏份为什么还不如冯远征扮演的陈独秀突出呢？作为一部献礼片，《建党伟业》究竟受到哪些保护和哪些限制？后期为什么还要专门补拍几场戏？随着《建党伟业》上周正式登陆大银幕，各种关于该片的话题和疑问也随之升温。其中备受大家关注的焦点莫过于该片作为一部献礼片，在历史的真实性和电影的戏剧性之间如何平衡。该片的导演之一黄建新在接受独家专访时详解该片的创作细节，并就各种热点问题一一解疑。
A 剧本创作阶段
开拍那天还在改，专家们“有谈自己想看到什么”
南都：《建党伟业》比《建国大业》的故事性强。在剧本撰写阶段，是如何强化故事性的？
黄建新：《建国大业》不是故事片的叙事方法，是历史再现，介于纪录片和故事片之间的状态。《建党伟业》是按照编年史电影的叙事方式来的。有的人比如说袁世凯、李大钊、陈独秀是在某一阶段出现的，但有一个人是贯穿的，那就是毛泽东。而且这部电影有细节，有情感，是电影现代式的情感。《建国》表现的是历史大情感，而《建党》是按电影发展的情感而发展的。
南都：《建国》有很多明星参与，但故事性比较弱。在做《建党》的时候是不是有意要做得好看一点？
黄建新：剧本做了一年，拍摄的时候剧本还在改。正式拍的那一天还改了最后一次，总共改了四十稿。
南都：主要改的地方在哪里？争论的问题是在哪里？
黄建新：大量的改动不是别人提的意见，而是我们自己的讨论出来的。我们讨论人物进展到那个程度应该有什么状态。比如说张勋复辟，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写？他是一个老演员，你给他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定位？其实我们给他的是喜剧定位，他的复辟其实是戏剧性的，真实的历史不是电影那样的，但基本的概念是那样的。
南都：香港演员对这段历史的认知可能和我们不一样，怎么跟港台的演员沟通呢？
黄建新：就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们啊。从更广阔的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想把电影拍成是主观进入操纵的状态，我们想拍得相对客观，我们想追寻。这部戏在近代的民族历史这一段花了最大功夫，让大家看到巴黎和会的重要性，以前的电影很少提到这个。
南都：在选取历史截点事件上有何难度？
黄建新：一战以后我们突然变成战胜国了，中国人都很得意，但是去了巴黎和会却发现自己连门都进不去。这是促使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五四运动最大的意义在于学生把工人带动起来，工人第一次出现在历史的舞台。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自然而然就进来了。而且苏联的成功也影响了一批正在寻找新道路的人，突然觉得如获至宝。我们截取了这个历史节点，一个是因为它具有的历史意义；一个是因为它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相关联。你选了这个点，就要把这个点辐射出去，把很多个人物连起来，这个是难度最大的。
南都：做剧本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研究党史的人给过意见？
黄建新：有，剧本基本上做完了就去征求大家的意见，给大家挑毛病，然后我们回来再改。(哈哈)我们也是觉得不要出硬伤，尽量不脱离当时的历史限制条件，这电影不能变成戏说，它是按照基本的史诗方式来拍的，这是前提条件。党史办也来了一些人给我们的剧本提了一些意见，我们都有修正。他们基本上是谈实事，他们说我们很多地方不对，比如说“我是上海代表谁谁谁，我是湖南代表，我是湖北代表。”但他们说那时候不会这样说，我们只说“武汉代表”、“长沙代表”，“我们”不代表省级的，只是代表城市的。就是一些这样的建议。
南都：有没有一些情节是在剧本里特别想表现但专家觉得不合适又拿掉的？或者说他们让你加进去的？
黄建新：有！我们对某些东西还不是那么熟，他们建议我们加一些字幕。比如说陈独秀回来办《新青年》，这本杂志是早期新思想的最重要来源，我们没拍，所以就加了字幕，说他从日本回来办了《新青年》，宣传马列主义。第二次人家来看，说人家没有那么早宣传马列主义，只是宣传先进思想，后来我们又改了。
南都：他们有没有干预创作？
黄建新：他们有谈自己会想看到一些什么东西，但是从来没有说我们必须怎么做。
B 拍摄剪辑阶段
一个月内补拍四场戏，增加毛泽东和李大钊的戏
南都：电影拍完了以后，他们看了吗？
黄建新：看了，他们也说准确。另外我觉得他们对电影的理解还是挺好的，毛泽东不去法国的事情是在长沙决定的，后来他真的没去了。但我觉得这很难看，要分几段来说他为什么没去，那些人已经到上海了，这样就没法看了，等于是流水账，电影的戏剧性也没了。我们就给他改了他在码头临时决定不去了，这完全是戏剧。我们就改了这地方，后来他们看了也说没问题，他反正就没去嘛，他有他不去的道理———他觉得中国的问题很复杂，在外国学到的回国后不一定能用得上，他觉得自己应该留下来。后来他就去搞调查。所以当时人家在国外，他就在乡下搞调查。
南都：在这部戏里面毛泽东跟周恩来是没有交集的。但尤其对年轻观众来说，可能会有点难接受。我们有没有考虑到观众的接受度，在剧情上做些戏剧化的处理？
黄建新：没有！他们当时不认识，完全不认识。这里头有一场戏不完全符合事实。巴黎和会失败以后，有一场毛泽东、李大钊和陈独秀在一起讨论的戏，历史上是没有的。他们有各自的观点，但没有三个人在一起讨论。这就是戏剧需要了，是特意安排的，那时候正好那三个人都在北京，就这么设置了。但毛泽东和周恩来根本没有同时在一个城市里出现过。
南都：听说拍完后还补拍了几场戏，为什么？
黄建新：对。不到一个月内还补拍了四场戏。现在大家看到的毛泽东跟李大钊讨论共产党宣言的戏就是补拍，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听到共产党宣言。
南都：为什么会补拍这场戏？
黄建新：因为还是觉得我们漏掉了一些重要的转折点，李大钊是《共产党宣言》最重要的传播者。
南都：这是专家看片提出来的？
黄建新：从第一次大家一起看戏的时候就一直觉得有两个转折点是缺少了的。一个是毛泽东他做了很多具体的事情，他去农村，他去延安之前的一些很积极的做法，而电影里没有拍毛泽东做的这些事情。这些意见我听进去了，我觉得是对的。第二个就是说，共产党宣言是怎么样传过来的，原来一点交待都没有，用台词讲出来不好看，所以我们改了一场戏。讲毛泽东跟李大钊认识了以后，就深受李大钊影响，说自己当年一会儿信体育救国，一会儿信教育救国，一会儿信无政府主义，但是只有读了这篇文章才知道什么是对的。那时候李大钊在他之上，有点像师生关系。我也觉得应该有这样的一场戏，因为他不难看，这样衔接会更自然。专家的意见，我们听进去了，对中国近代史影响最深的三个人就是李大钊、毛泽东、蒋介石，电影里大家还看到了张国焘，在五四运动中，他是一个积极者。应该说这部电影是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这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