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亚洲典型的理想主义者 赞倪萍是好演员(附图)

杨亚洲（姜晓明）

　　“如果观众们喜欢看什么我们就拍什么，什么收视率高我们就拍什么，什么东西能赚钱我们就拍什么，那杨亚洲我就不干这个了”

　　本刊记者 易立竞 发自北京

　　杨亚洲的最新作品是电影《大太阳》，一部反映“5·12”地震灾后重建的片子，典型的主旋律，里面有对政府和国家直接的赞美和感谢。这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简称长影厂)投资的影片，他们希望此片能为这个老牌电影厂重新注入生机。

　　杨亚洲承认，拍这样的片子确实有风险，但因为他和长影厂同在一片黑土地上，“我以前看过长影的电影，还想调入长影。你说东北还有什么，一个大庆油田也挖得差不多了。如果长影真完了，挺可惜的。”

　　有人说，这部片子不太像他一贯的风格——就因为那几句有些官方的赞美。

　　杨亚洲作品的风格是写实，拍小人物，借用家长里短的小事，反映大的社会变革。他希望若干年后，人们再提起他，会说“这个人就是拍小人物、普通老百姓拍得还不错的一个导演”。

　　他是中国惟一一个在电视和电影两个领域都获得成功的导演：

　　电视剧《空镜子》在中国各地电视台重播了上百次。

　　获得过内地所有的电影、电视类奖项。

　　曾在一个冬天拍了两部电影——《泥鳅也是鱼》、《雪花那个飘》，前者被评为当年世界10大电影之一，后者被称为中国最好的电影之一。虽然因种种原因不能在国内公映，但两部电影均获得了国际***电影节奖项。

　　对于成绩，杨亚洲毫不掩饰自己的骄傲：“你告诉我，有哪个导演一个冬天拍了两部电影，又同时获得***电影节奖项的？”

　　没有。

　　杨亚洲拍了多部女性题材的影视剧，被大家定义为女性导演，还有人调侃他是“妇女之友”。为了表明自己不受题材性别之限，他拍了电视剧《八兄弟》，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看完《八兄弟》后，给在剧中演老三的王劲松发了条短信，大概意思是，“我们电影学院还沉浸在巴赞长镜头理论里的时候，杨亚洲已经把这些东西运用在了他的电视剧实践当中，如此娴熟、如此准确，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电影学院在教学上是不是真的到了要改革的时候”。

　　这个镜头就是朱媛媛的独白，拍了33分钟，最后剪到26分钟。“当时就凭直觉。我不是一味追求长镜头，我当时想，你能够允许它多长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你的观众能不能坐得住。我请了很多特别好的朋友，让他们从专业的、非专业的角度来看。我反反复复地告诫自己不要自恋，千万从观众的角度、从创作的角度去看，那一段特别像刘兰芳、袁阔成说评书……那一集只有3场戏，我就想，我干嘛非要把它剪成20个、30个、40个镜头？我敢说，中国电影和电视剧中肯定没有这样长的镜头。”

　　杨亚洲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了解巴赞的长镜头理论，但并没有看过相关的书。他当时上的是表演系。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到了西海固——那个被誉为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在那里工作了10天。他当时说，“如果有一天谁拿着钱，说杨亚洲你想拍什么就拍，我一定到这儿来拍一部电影。”5年后，有人拿着钱，跟他说了这番话，他毫不犹豫地回到西海固，拍了电影《美丽的大脚》。拍摄时遇到沙尘暴，摄影机被刮得乱跑，大家坐在车里等，车像船一样颠簸。沙尘暴一天一天地刮，他们就在现场一天一天地等，司机反反复复只放一首歌——《最浪漫的事》，杨亚洲跟全剧组的人说，我明年要用这首歌拍一部电视剧。第二年，《浪漫的事》拍摄完成。他说，自己的生活轨迹和创作轨迹是一致的。有人以此推断他是个浪漫的人，他却说，我的生活情调全放在了戏里。

　　电视剧的好坏由老大妈评判

　　人物周刊：有人把你定位为艺术片导演，在中国当艺术片导演幸福吗？

　　杨亚洲：如果我们有更多有文化的观众(会比较幸福)，就像韩国，他们的电影观众大多数都是艺术片观众，而我们的现状还是商业片观众比较多。你去釜山电影节会看到很多人排队买文艺片的票，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时代，但没有珍惜，也没有意识到。现在电影的直接属性就是商业，媒体也公开说：让有思想的人去拍电影吧，让深刻的人去写小说吧，电视剧好坏的评判标准是，直接把居委会的大妈叫到电视台去打分。

　　人物周刊：你的作品也遭遇过这种评判吗？

　　杨亚洲：是啊。我刚拍完的《晒幸福》在北京台评论了五六次，大妈们在那打分。打完分他们再决定是否购买，现在分数还没出来呢。

　　人物周刊：你不反抗吗？

　　杨亚洲：我没有力量反抗啊。

　　人物周刊：商业的力量很大？

　　杨亚洲：这么说吧，我们这些多年在一线的创作人员太清楚观众们喜欢看什么了。如果说观众们喜欢看什么我们就拍什么，什么收视率高我们就拍什么，什么东西能赚钱我们就拍什么，那杨亚洲我就不干这个了。我可能直接拍***，直接去开妓院，直接去拍垃圾，一定有收视率。就是在美国，那种极其没有营养、极其商业的东西，也是后半夜才播放的。

　　人物周刊：作为文化工作者，你觉得要有使命？

　　杨亚洲：怎么可以没有使命呢？如果我们国家电影、电视剧好坏的惟一标准就是有多少人看的话，那无论对我们现在活着的人，还是对没出生的下一代都是不负责任的。你拍拍良心说，你拍出来的东西，能给自己的孩子看吗？如果说收视率是我们创作的惟一标准，现实生活当中，就会有很多很多缺失的标准。

　　人物周刊：并不是每个创作者都像你这么想。

　　杨亚洲：他们不需要关心就会有很好的爆发，他们在宾馆里创作就会有很好的收入，这个我真的做不来。前阵子天还很冷的时候我开车去怀柔为下部电影采景，走的是京承高速。中间隔离带种着松柏，远远地看到几个人在往树上喷东西，我想可能是在冲洗。可冲完后非常非常绿，我忽然想，这是冬天，有些松柏的枝都已经变黄了，他们冲出来怎么是大绿的？我当时脑袋嗡的一下。开到跟前了，才看到桶里喷出来的是绿颜色……你作为一个导演，既然看到了，不想办法把它拍到你的作品里头，是你的失职。

　　有关感谢党和政府的台词

　　人物周刊：你这个年龄的创作者有这样的思考和使命感很正常，年轻一代的导演会这么想吗？

　　杨亚洲：还是那句老话，人吧，得经历。我儿子杨博是80后，是学导演的，在国外生活了8年，回来后他说对中国发生的变化有些不适应。我是做演员出身的，决定让他做导演之前体会一件事情——演员在一部作品里的重要性，因为所有的表现形式最终都落在演员身上。我让他在《八兄弟》里演了老八。前几天做采访时他说，演《八兄弟》前他背着我去清华住了一个多月，在学校里专门找农村来的人聊，演起来才那么踏实。我这次拍《大太阳》，他做执行导演，刚到废墟里的时候，年轻人都躲，说废墟里危险，那底下还有一些人没挖出来。他也躲，说看见斜的门框头晕。他的那种反应是真实的，当他跟那些失去亲人的人朝夕相处、慢慢进入剧本中这些人物的内心时，所有东西都在发生改变。

　　人物周刊：你不害怕吗？

　　杨亚洲：我害怕。但是你答应长影集团了，人拿出那么多钱来支持你拍，四川政府希望能够在“5·12”的时候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片子，你自己又希望在艺术上能有所突破，(你就不能害怕)。对于一部电影来说，它承受的东西太多了。

　　人物周刊：拍了多长时间？

　　杨亚洲：五十多天吧。

　　人物周刊：那五十多天，什么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