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争议声中收视夺冠 编剧现身回应

李幼斌剧照

　　李幼斌、萨日娜主演的抗日大戏《中国地(微博)》在央视播出两周来，收视率一路高攀——创下了今年CCTV-1黄金档收视新高，并成为全国同时段收视冠军。随着《中国地》剧情的展开、矛盾的加剧，网友对此剧的评论、考据也越显热闹。对此，编剧赵冬苓在博客上发文回应，并接受了本报专访。赵冬苓不仅接受了网友对部分剧情穿帮的批评，心平气和地表示：“中国的电视观众从来都是聪明的，不要试图用任何的小聪明在他们面前蒙混过关。”昨天，在光明日报主办的《中国地》研讨会上，专家们认同赵冬苓的想法，认为该剧视角独特，从微观层面真实还原了抗战中沦陷区老百姓的所思所想所为。

　　编剧回应争议

　　抗日剧太家长里短

　　虽然《中国地》被定位为一部抗战大戏，但播出后，观众却发现，这并非是真刀真枪的战争剧，剧情近似一部家族传奇。对此，编剧赵冬苓坦言，这话说到了自己心里，她写道：“许多人希望我把注意力集中到赵老嘎和鬼子过招上来。可是我坚决反对这种写法，我一再说：这部剧不是军事题材，它不是写中日如何作战的。在更大程度上，它是写那时的中国人的。试想一下，清风岭方圆不过八公里，如果日军真想占领它，怎么还能占领不了？所以，所谓的坚持，是赵老嘎十四年不承认满洲国，十四年坚持自己是中国地。”接受采访时，赵冬苓进一步解释，《中国地》要讲述的就是愚昧的农民如何觉醒的过程。

　　愚昧农民怎成了英雄

　　“赵老嘎”是一个充满小农思想、愚昧、野蛮、不讲理的“山大王”。因为他的执拗无知，剧中一个一个人物间接地死去。大儿子领回来的女朋友，却因为八字不合，被赵老嘎撵走了，路上惨遭日本人蹂躏、杀害。

　　不少观众不解为什么编剧将一个愚昧无知、自私短见、倔强得像头牛的农民塑造成英雄。赵冬苓回应：“大家看惯了英雄，很难接受一个英雄身上怎么会如此的野蛮、无知、粗鲁、愚昧、不讲理。可是我一直试图在自己的作品中颠覆这种概念，在我看来，赵老嘎身上的所有缺点，是符合那时候一个山大王的特点的。他的缺点，也是他的血性的一部分。”

　　剧情为牺牲而牺牲

　　有网友总结出《中国地》的剧情套路基本上“一个晚上死一个人”。慧儿、玉儿、丁香、秀春、秀珠、二老嘎、三老嘎一个个逝去，让观众看了堵心，认为编剧衬托悲壮过头。

　　对于剧情残酷，赵冬苓解释：“我只能回答，我不知道在这种地方如何做到不残酷。我想提醒大家一个事实就够了：在东北沦陷的十四年里，抗联几万人马全部被消灭，朝阳十几支抗日武装也全部被消灭。现实如此残酷，我如何能温情脉脉？”而对网友的愤慨，她表示不认同，称《中国地》刚好相反，剧中的人物牺牲并非因为所谓的民族大义，而是因为情，亲情、爱情以及逐渐成长的家国情，这些可爱的人，是为了保护这份情而牺牲的。事实上，在《中国地》中有段剧情颇违反常规，赵老嘎的女婿陈庆生当日伪政权的县长成为汉***，赵老嘎令女儿秀珠离开陈庆生。秀珠没有以民族大义为先顺从父亲，赵老嘎最终也放过了秀珠一家。这正是赵冬苓对人性、情感高于主义的一种表达，秀珠虽然身处残酷的战争年代，但她始终只是一介小民。在生活中，她首先想到的身份是一个孩子的母亲。

　　穿帮多拍摄欠考究

　　剧中的一些小失误还是没逃过观众的“火眼金睛”。比如，天气寒冷，人们都穿着棉袄棉裤，但背景中的树叶还是绿的；女儿回家，赵妻在厨房择芹菜，冬天有芹菜么？永清和鬼子遭遇激战，子弹打没了和鬼子拼刺刀，赵老嘎来救时，刺刀怎么没了？东北三大怪——窗户纸糊在外、大姑娘叼大烟袋、养活孩子吊起来。剧里错把窗户纸糊在里面了……诸如此类的穿帮镜头被眼尖网友一个个挑出。

　　赵冬苓承认剧中确存在很多硬伤和漏洞。她在博客中写道：“观众是聪明的，这部剧里所有的漏洞你们都挑了出来。别说你们，连我自己看到这些地方，都如坐针毡。这些问题，无论是不是我的责任，作为这个创作集体的一员，我都要向广大观众表示真诚的歉意。细节决定成败，大家对《中国地》疪漏的挑剔，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对穿帮，导演阎建钢(微博)也回应：“谢谢观众网友的批评指正，如果你们不提醒我，我根本看不到还有这些穿帮。”

　　对话编剧

　　我一直在反传奇

　　记者：剧中赵老嘎的原型是辽宁朝阳地区有名的王老凿，对吗？

　　赵冬苓：是有王老凿这么一个人，朝阳当地的传奇人物，但也不能说是原型。因为王老凿一直闭关不出，很神秘，留下的资料非常少，反而当地其他抗日武装常在外面活动，都有记载，剧中不少情节是我看这些史料时得到的启发，都融合在赵老嘎一人身上了。

　　另外，剧中的赵老嘎后来思想转变了，在抗日过程中逐渐明白“全中国都是中国地，不是只有你这里才是中国地”这个道理。而历史上的王老凿始终没变，一直闭关当山大王，开始跟共产党合作，国民党去了又跟国民党合作，但这种人天生不服管，抗战后成了土匪被解放军镇压。所以，剧中的赵老嘎和现实中的王老凿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记者：您编剧的《沂蒙》广受好评，这次也去了朝阳采风，两地的民风、民情有相似处吗？

　　赵冬苓：差异挺大的，沂蒙的民风更多的是忠诚、质朴、厚道、吃苦耐劳，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很深，现在还能感受得到。而朝阳已经在现代文明的沐浴下感受不到从前的民风了，在历史记载里可以看到当地人是比较彪悍的，关内、关外交界处，还曾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安禄山就是那里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东三省，此后一年多的时间，朝阳大大小小有十几支抗日武装，有的是农民举起抗日大旗，有的是从东北撤下来的部队残余，到1933年2月才算沦陷区。当地人的民族气节没得说，但毛病也有，人人都不服管，都是司令，当副司令都不行，最后全被鬼子消灭了。

　　剧中北村次郎的那段是我在当地听到的真事，抗日武装抓到了一个关东军少将的弟弟，他的哥哥想尽了各种办法营救，虽然抗日武装的实力完全无法跟日军抗衡，但就是有这么一股劲儿，他们把少将的弟弟杀掉了，临杀前还给他拍了张照片。后来少将看到他弟弟的照片愤怒到极点，实施残酷地报复，将其全员消灭了。

　　记者：这就是我一个很大的疑问，“中国地”应该是“精神象征”吧？不然，当地农民再有反抗精神，可实力悬殊之巨，怎么能做到正规部队都无法完成的任务，十四年固守领土不被侵犯？

　　赵冬苓：这也是我特别想说的一点。开始片方找到我写这个题材，我是抗拒的，因为我本人不是太喜欢很传奇的故事，“中国地”一听就非常传奇。后来我去到朝阳采风，看县志，听当地研究党史的专家讲，“中国地”是一种坚持，坚持不承认满洲国，不被日本人统治。清风岭其实没有军事价值，日本军队不可能长期驻扎，所以当地人的战略战术很简单：你来的人少我就打；你来的人多我就上山躲。你走了，清风岭还是中国地。十四年中，鬼子五六次攻进清风岭，可到底没能征服清风岭人的中国心。

　　片方从收视率考虑，希望我写得特别传奇，把注意力集中到赵老嘎如何同鬼子过招：兵来将挡，水来土淹，十四年没让鬼子踏入一步。可我坚决反对这种写法，反复解释，这是不可能的，清风岭方圆不过八公里，如果日军真想占领它，怎么还能占领不了？我要说，这部剧不是军事题材，不是写中日如何作战的，它写的是那时候的中国人。

　　记者：在我听到的观众反馈里，一种是您在博客中也讲到的，觉得赵老嘎太愚昧、无知，不能称为英雄；而另一种则是认为，您在剧中理想化了实际情况，对赵老嘎为代表的一群农民，他们的无知、贪婪、小算计、窝里斗等种种劣根性表现不足，您怎么看同时出现的这两种极端评论？

　　赵冬苓：从我个人的角度，我非常认同上世纪30年代那一代作家对中国国民性所持的高度批判与思考，像老舍的《四世同堂》、鲁迅的《阿Q正传》，他们非常了不起，自揭疮疤目的是看到我们这个民族落后了，希望大家得到警醒，使我们的民族得到进步。但假如今天我们拍一个类似《阿Q正传》的电视剧会被观众骂死的，在中国现阶段发展所形成的民族虚荣心与自卑感交织的国民心态下，谁也不希望把我们自己身上的疮疤揭得鲜血淋漓。

　　所以从电视剧创作的角度，我必须考虑到观众的感受，保证投资人的投资安全。电视剧要想收视率高，有一条要素是“好人受难”。这其实是一种很低俗的写法，违背现实逻辑性的。就像现在好些人骂赵老嘎愚昧，质问这样的人怎么能当主角？可我作为编剧，不是挠痒痒的，不负责让所有人都感到舒服，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击中观众，符合主流价值标准的同时，尽可能表达真实，在《中国地》里，我认为基本做到了。赵老嘎是个英雄，他有非常了不起的一面，也有非常自私的一面。剧情里表达了对国民性的批判，也有我对民族历史、民族精神、国家观念形成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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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的“赵老嘎”

　　“赵老嘎”部分取材于“王老凿”，他原是朝阳县石明信沟韩杖子村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中等个儿，偏瘦，腰间经常挎着一支带木壳的手枪。性情暴烈，办事死“凿”，因此人送绰号“王老凿”。九一八事变后，58岁高龄的他将全家十余口男丁武装起来，投入到抗日洪流中来，第一次交锋就打死两个鬼子兵。日军侵占了热河后，他的武装退回石明信沟内，从不主动抗击日伪军警，但也坚决反对日伪。日伪军警来讨伐，来的少便兵戎相见；来的多，便退回山林，就这样顽强地斗争了十四年之久。

　　1945年，王老凿曾被共产党任命为朝阳县政府联络科长。后又投靠国民党，王老凿已经觉得自己的“家族武装”不过瘾了，拉起一队人马成立了“花子队”。在一次战斗中，“花子队”被解放军击溃，王老凿逃到锦州，被国民党封为骑兵师长。锦州解放不久，王老凿在街上被一名解放军战士认出。入狱后，很多人为他说情，说他抗日有战功。1951年，王老凿死于朝阳监狱。(资料来自《大连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