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记者 何晶) 与台湾导演侯孝贤、杨德昌相比,吴念真在大陆的知名度并不算高,尽管侯和杨的许多重要作品都由吴担任编剧。他为30多位导演写过剧本,曾5次获得金马奖最佳编剧,亲自执导的处女作《多桑》获意大利都灵影展最佳影片奖。他也写小说,曾连续三年获得联合报小说奖。除此之外,他导演舞台剧,也是演员、主持人、广告人,被誉为“台湾最会讲故事的人”。8月20日,吴念真携在大陆刚刚出版的《这些人,那些事》来到羊城书展———
:台湾和大陆由于历史等原因存在文化差异,您希望内地读者怎么看您的书?
吴念真:其实我最开始担心出版社亏本,因为知道我的人并不那么多。我还是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了解是要通过文字的。我年轻时看很多大陆的书,透过老舍、茅盾、巴金、沈从文、钱锺书的文字去理解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是怎样的。我期待大陆的读者,可以从我的书里看到从1950年代到现在,台湾的一群人是怎样生活的,他们面对着怎样的问题。我并不告诉读者关于台湾的宏大叙事,而是用一个个小故事,用清淡的描写,让读者找到属于自己生命的回忆。
:您的文字很有画面感。
吴念真:我从20多岁开始写小说,一直都是习惯写画面。后来忽然有人对我说,你可以去编剧,我才去的。我最不喜欢看的小说是作者会自己跳出来说话,比如说,“一个女人正坐在门口,以一种忧伤的姿态,她心里正在想……”我觉得你又不是她,你怎么可能知道?那是不可信的。我喜欢看的小说是单纯地描述事情、描述人的。年轻的时候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看得头很痛,但是看《静静的顿河》,很厚一本都觉得好看,觉得都在讲故事。
:您受哪位作家的影响最大?
吴念真:我喜欢台湾的黄春明,喜欢加西亚·马尔克斯,他告诉我小说还可以那么写,“天空下花下得整个城市都是”这样。我也喜欢很温情的、细腻的笔触,比如很喜欢沈从文、汪曾祺。我第一次读汪曾祺的小说,一直流泪,他的文字带我看到大陆的某个村落的某个角落,用他的眼睛带着我的眼睛去看,太厉害了。推理小说也喜欢,因为都是故事,不会有作者跑出来说话。
:您这种讲故事的能力是天生的吗?
吴念真:小时候经常要念报纸给邻居听,就是用很通俗的语言讲新闻,所以要先把文章自我消化一遍,再按我觉得会吸引他们的方式去讲。后来我看到好看的书,也喜欢讲给朋友听。朋友听后去买书看,看完就会骂我,说根本没有你说的那么好看。他们认为我把精彩的东西放大了。后来,因为当编剧,要给投资人讲故事,我也可以讲得比较吸引人。其实没有刻意去培养这种能力,是小时候的经历让自己得到了训练吧。
:在写这些故事的时候会被自己感动吗?
吴念真:有时候会,比如写我弟弟那篇《遗书》。把我心里最痛的部分写出来了,之后就觉得很平和,所有的情绪都发泄出去了。
:您现在有很多身份,比如导演、编剧、广告人,编舞台剧等等,您自己最享受哪种角色?
吴念真:统统都不是,我最享受我在家里和狗讲话,和儿子讲话的那个人。狗爸爸和儿子爸爸,这是我最沉醉的角色,其他的,于我来说都是很沉重的负担,都有压力。其实“人生都是意外”,做编剧是这样,从事舞台剧也是。我还是最享受在家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