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电影大师拉乌-鲁兹8月19日去世 享年70岁

拉乌·鲁兹 1941.7.25-2011.8.19 智利波多蒙第人

被奉为文学改编经典范例的电影《追忆似水年华》的海报。

　　在巴黎一家有关法国电影的小书店里，满满一墙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电影的理论著作或是DVD制品。然而，这有限的空间永远不够承载大师的奇思妙想，即使是再大师级的导演，在这样一间电影世界的万神庙里，都不得不被挤成一排排的。如果想要寻觅某一个心仪导演的资料，可能就要像一个电影考古学家或是一个偏执的档案员一样，跨越一层又一层的书目，挖掘宝藏一般地寻找那隐匿在某个角落里的大师。一个足够执著的影迷，便能在翻过小津、马丁·斯科塞斯、帕索里尼等人的区域后，发现拉乌·鲁兹(Raoul Ruiz)的所在。这个从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便定居巴黎的智利导演也在这家书店里有一隅天地。

　　《纽约时报》的首席电影评论人A.O。斯科特就这样在书店里发现了鲁兹从上世纪80年代起所有的访谈集，还有一本《电影诗学》，包含了鲁兹这些年来在哈佛大学做的讲座。其中有一场讲座的题目叫做：《电影就像一场神秘的地下之旅》。这个题目仿佛就是在形容拉乌·鲁兹的电影：一场迷人的、引人入胜的而又难免困惑人心的旅程。

　　在7月末的《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篇关于鲁兹电影的长文，题为《一个温柔的狂热者》。文章发表后一个月不到的时间，便传来这位大师去世的消息：根据美联社报道，鲁兹晚年多部作品的制片人法兰西斯·马哥林宣布，导演拉乌·鲁兹，因肺炎引发并发症于2011年8月19日在巴黎的圣安东内医院逝世，享年70岁。

　　拉乌·鲁兹的逝世多少让人感到有一些突然。同米盖尔·里廷和阿尔多·弗兰西亚一起，拉乌·鲁兹被公认为是智利电影的前沿人物，长年的高产和一以贯之的水准使其即使在晚年都一直活跃在电影舞台上。就在去年，他根据葡萄牙作家卡密洛·卡斯特罗·布郎科古典小说改编的4个半小时的大制作《秘境里斯本》刚刚问世，参加了多个电影节，获得了当年的塞巴斯蒂安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以及法国路易德吕克奖年度最佳法语片称号。法国总统萨科齐称赞鲁兹为“无比博学无限好奇的智者”。这部华美的银幕巨作距离中国观众最近的时刻是2010年在第35届香港国际电影节上放映时，观众和导演一起迷宫走阵，身处戏中的环回时间，偌大的香港文化中心几乎座无虚席。

　　鲁兹去世的消息传出之后，在西班牙语的推特网站上，智利总统皮涅拉发表了一条信息，写道：鲁兹的去世是智利整个国家的伤痛，他的电影“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

　　拉乌·鲁兹一生总共导演了100多部电影，除了电影导演的身份之外，在欧洲他还是一个著名的戏剧导演和电影理论家。作为电影导演，他改编并执导了一部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文学作品的长篇巨著：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第七卷)；把霍桑的小说改编成充满黑色幽默和超现实意味的喜剧《三生一死》，由意大利著名演员马斯楚安尼出演；用最反传记片常规的、极具“断裂感”的意识流手法，和约翰·马尔科维奇合作了一部关于奥地利画家克林姆的虚构传记电影。

　　除了知识分子气质浓郁的欧洲文艺片，他在北美地区也有一些电影风格上的尝试，其中包括由威廉·鲍德温主演的悬疑心理剧《裂影移魂》(Shattered Image)；还有一部国内观众可能并不熟悉，但是在演员阵容里出现了大导演贾木许的纽约侦探片《黄金船》(The Golden Boat)。评论界这样形容鲁兹的电影：就好像跌跌撞撞地进入一个古色古香的大观园世界，在兜兜转转中不小心进入一间密室，当你靠在墙壁上正不明所以时，防不胜防地触动了密室的玄机。于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眼前打开了一个新的大门，顿时各种琳琅满目的珍奇尽收眼底，四处的墙壁上堆满了稀世典籍，上面的名字对你来说熟悉而又陌生，仿佛在象牙塔里听闻过，又可能长年摆放在睡前的床头柜上……

　　“我对于引述有狂热。”从巴黎的电影书店回来的第二天，影评人斯科特和拉乌·鲁兹在他位于巴黎的住所喝咖啡。鲁兹和妻子，同样也是电影导演的瓦拉利亚·萨迷恩托一起住在一幢毫不起眼的公寓里，他们的家距离拉雪兹神父公墓不远。当被老生常谈地问及“为什么可以那么多产？”时，鲁兹又一次习惯性地提到了“狂热”这个词，他总是喜欢用这个词来形容对于事物的某种病态迷恋。话音刚落，他随手从身后满满一架子精装皮面的古籍书中拿下一本装订精致、17世纪法国版的罗马帝王马可·奥勒留的自传体回忆录，悠悠地说：“(狂热)对于这些书籍也是，他们是我在互联网时代的解药。”

　　当鲁兹用一种平和、愉悦的口吻畅谈他对于文学的热爱以及自己丰富的典藏，这个“狂热症病人”身上显出的是一副老派的优雅。与许多讲究故事张力和道德焦虑的电影作者不同的是，鲁兹认为在戏剧中，冲突其实是可有可无的。他尤其反对好莱坞经典叙事中的“核心冲突”，即把人物分为正反两派，强制投射一种紧密的逻辑来推动情节发展。不同于带有画面掌控力的形式主义，或是完全来自生活的现实主义，鲁兹的影像哲学营养更大程度来自于他的家乡——拉丁美洲的超现实主义。把摄影当做反映内心潜意识的镜像，这样的观点和普鲁斯特在文学创作上认为题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客观世界”如何反映在“主观意念”中的想法异曲同工。因此，在被奉为文学改编之经典范例的电影《追忆似水年华》里，与其说是鲁兹在向普鲁斯特致敬，倒不如说就是普鲁斯特本人在书写“动态的影像”。鲁兹掌握了普鲁斯特经验的精髓：时间可以做无限的铺陈，自然也可以随意压缩；过去、现在、未来可以在意识流中颠倒、交叠、相互渗透。而作为导演，鲁兹勇于把这种意识流植入在电影里。

　　他在自己的《电影诗学》中写道：“电影常常被看成懒惰的艺术，好比是操控人的把戏，你组织它，剪辑它；但我们常常忘记电影的影像可以依靠它自己存在。一个画面所能承载的信息远远超过一个想组织它的人的主观意志，它的信息量是无穷的。可惜人们却说，你必须剔除这些信息。” 在鲁兹的感官世界里，观众和角色的体验是同步的，在暗流涌动的情节推动中，有一些线索突然失踪，有一些秘密重见天日，有一些超自然的事件，有一些极其怪诞的偶然。总而言之，“未必可能的事情”掌控了一切。

　　拉乌·鲁兹于1941年7月25日诞生于智利小镇波多蒙第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个船长。成年后，他在智利大学学习法律和神学，1956年到1962年期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鲁兹得以成为一名专职剧作家，进行了大量的剧本创作，尽管他从未导演过这些作品，但为日后的电影创作奠定了基础。之后，他去阿根廷圣菲省学习了一年电影，最终因不服“每个人只能拍纪录片”的教条而于1967年退学。1968年，鲁兹的第一部剧情片改编自阿雷亨德罗·西维金的同名剧作《三只悲伤的老虎》(作者注：与古巴作家吉列尔莫·卡夫雷拉·因方特的同名小说没有关系)，电影有着新现实主义的题材，关注智利中下层人民；大量运用超广角镜头介入表演，摄影机成为第二人物，演员面对镜头进行自我审视。此片在1969年获得了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的最高奖项。

　　1973年，鲁兹拍摄了专题纪录片《小白鸽》，一个关于成千上万的智利小姑娘如何参加甄选的故事。作为支持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的忠诚的左翼分子，因为在电视电影中不断对政府和军队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和批判，因此，当同年9月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后，鲁兹便被禁止再在本国拍摄影片，并因受到通缉而流亡法国。此后20多年间，鲁兹先后在法国、荷兰、瑞士、德国等地的国家电视台拍摄了大量作品。1979年，一部像谜一样的黑白先锋电影《被窃油画的假设》为其再次获得了国际影坛的关注，电影改编自皮埃尔·克罗索斯基(Pierre Klossowski)的小说，以一种“活动图片”(法语tableaux vivants)的形式来讲述一幅关于19世纪油画的晦涩莫测的失踪案。

　　其后，鲁兹在1982年和1983年接连导演的《鲸鱼之上》和《水手的三枚硬币》，以晦涩难懂的哲学意义和对电影叙事结构方面的大胆突破和探索而大获成功。1984年的《海盗城》被公认为上世纪80年代最优秀的先锋电影之一，也成为最能体现鲁兹的影像构图美学和实验风格的代表作，而鲁兹也在当年被众多评论家誉为是继戈达尔之后最具革新意识和创造力的电影大师。上世纪80年代以来，鲁兹几乎每年都有一部甚至几部作品问世，难能可贵的是，他的电影在艺术水平上丝毫没有下降，这使得鲁兹成为当时法国最活跃的电影人之一。

　　尽管常年流浪在外无法回国，但是骨子里来自拉丁美洲的天马行空的想像力和深厚的文学底蕴使得鲁兹的电影作品总能和不同风格的文学大家联系在一起。除了上文提到的几部之外，卡夫卡、拉辛、卡尔德隆、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莎士比亚这些人的名字分别影响了鲁兹1971年的《流放地》、1984年的《贝蕾尼丝》、1985年的《金银岛》、1986年的《表面的记忆：人生如梦》和《李查德三世》……一直到最后的《秘境里斯本》开拍前，他手头的选择还包括改编博尔赫斯的小说《通天塔图书馆》抑或是美国小说家唐·德里罗的《大都会》。

　　其实，在《秘境里斯本》开拍之前，鲁兹就经历了一场生死的悬念。他被查出患有肝癌，并被诊断为手术不可治愈。“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倒是给电影加入了一点戏剧元素。”谈到这一经历时，鲁兹在和影评人斯科特的最后一次会面中，以一种自我挖苦的幽默感举重若轻地说道：“在整个电影拍摄过程中，我状态都很好，但是一到晚上……最后我在医院呆了三个月，医生们在这里切切，那里切切，最终把所有肝脏都切除了，给了我一个新的。我不知道那管不管用，但至少现在看起来还行。一出医院，我就想要拍电影！”所有人，包括鲁兹自己都曾经以为《秘境里斯本》会是他最后一部作品了(虽然现在看来确实如此)，但是他出院的时候兴致勃勃，感觉自己又获得了重生。在逝世前，鲁兹已经完成了一部根据智利作家Hernán del Solar的生平改编，讲述童年故事的电影，已经于4月在智利完成了拍摄，正处于后期剪辑阶段。同时，他还在筹备一部关于拿破仑将领们的回忆录，并计划再次与马尔科维奇合作。

　　正当众人翘首以待之际，鲁兹如同他电影里的一些离奇的角色一般，像一阵旋风一样消失了。

　　“如果有一天，电影忽然离我们而去，我们可能都不曾理解这个曾经与我们朝夕相处的是一个什么机器，或是一种怎样的自然现象。因此，当电影成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再神秘时，我们就应该时刻提醒自己关于电影的本质。电影是神奇而陌生的，生活也是如此。”在鲁兹的电影世界中，总是那些“未必发生”的事情说了算，在现实中，他的“重生”和离世也都仿佛在实践和印证这点。对于拉乌·鲁兹来说，电影中的谜就是生活的本质；生或者死的问题并不那么难以解答，因为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文/沈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