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至26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为破解“证人出庭难”，增加了专门的条款，设计了证人强制出庭的制度。很多学者认为，这是此次修正案草案中的一项重大调整，同时草案还赋予了亲属可以拒绝出庭作证的权利，这也是对传统“大义灭亲”思想的首次颠覆。
草案规定：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并且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异议的，或者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经法院依法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按法院通知出庭作证的，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证人没有正当理由逃避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
记者手记
满文军案还会重演？
还记得2009年8月3日，朝阳法院开庭审理满文军的妻子李俐容留他人吸毒一案。法庭上，当李俐否认吸食过K粉时，检方宣读了“未到庭的证人”满文军的证言，其明确指认：聚会是妻子组织的，他到场后，亲眼看到妻子和其他两个人一起在吸食K粉。
此后，媒体纷纷以“满文军当庭指认妻子”、“满文军‘大义灭妻’”、“满文军‘揭’妻”等为题进行了报道，引起外界一片哗然。
当时的批评者就指出，“法不容情”当然是一种伟大的正义，但在这种正义之下，却有着血淋淋的代价。它破坏了人类社会最珍贵、最基本的情感维系——亲情，将揭发者和被揭发者共同推向一场人性博弈和伦理悲剧之中。
在李俐一案中，检方就是当庭宣读了满文军的证言。这恰恰印证了中国政法大学洪道德教授的观点，如果不对侦查阶段的近亲属作证加以规定和限制，不让近亲属出庭就失去了意义，满文军的例子还会上演。
专家解读
为什么要强调证人出庭？
郑旭(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平谷区人民检察院挂职副检察长)：强调证人出庭有两个理由：从实体公正的角度，证人出庭并接受对方的反询问，是迄今为止人类发明的发现真实的最有效的方法。如果证人不出庭接受反询问，那么证言的虚假之处就无法被发现，产生错案的危险非常大。
从程序公正的角度看，在法庭上对不利于自己的证人进行反询问，是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之一。可以说，被告人是否有机会对不利于自己的证人进行充分的反询问，是衡量审理是否程序上公正的重要标志之一。
此外，我国已经签署、尚待批准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明文规定了对不利于自己的证人进行反询问的权利。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这一修改也是为了与公约兼容，为将来批准公约作准备。
强制证人出庭实现程序正义
辛祖国(朝阳法院刑事审判一庭法官)：关键证人的出庭，有助于核实证据、查明具体案情，充分质证给法官对证据的采信提供了空间，从而消除法官对于证言存在的疑惑，达到内心确信。证人出庭作证是控辩式刑事诉讼模式的需要，有助于贯彻直接言辞原则，推进庭审实质化，给被告人充分质证的机会，有效维护了被告人的辩护权，真正实现程序正义。强制证人出庭制度同时也有助于击溃犯罪人最后的侥幸心理，促使其认罪伏法，积极改造。
何树利(北京市闻泽律师事务所、百名刑辩律师)：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将接受控辩双方和法庭的询问，比之以前做完笔录了事的状况，这样的法律规定会促使证人作证时更加客观和严谨。通过证人出庭接受询问，能使法庭更加准确地据以定案。这样的修正，从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保证法院做出公正判决的角度都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大义灭亲”本就不宜提倡
郑旭教授：近亲属不被强迫作证的规定，在学理上叫做近亲属的拒绝作证权。为了维护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允许家庭成员之间拒绝做相互不利的证言，是非常理智的选择。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都一直有近亲属的拒绝作证权，虽然范围有所不同，但是精神都是一样的——特定人之间的交流是保密的，政府不能强迫泄露。
我国古代是确认了近亲属之间的拒绝作证权的，如汉代的“亲亲得相首匿”和唐律中的“同居相为隐”。“大义灭亲”既非中国古代的法律原则，又违反基本人伦，同时对维护特定人之间的信任不利，本就不宜提倡。
辛祖国法官：规定不得强制被告人的近亲属出庭作证，实际上是设定证言拒绝权，在于确定出庭作证的证人范围，是证人强制出庭制度的完善，彰显的是刑法的人文关怀。家庭和睦是一项美德，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规定近亲属强制指证无异于在家庭中强制加入不***音符，不利于家庭***与社会稳定。
洪道德(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教授)：比较全面的改变，还应该包括侦查阶段，侦查人员只能找嫌疑人的近亲属调查情况，了解线索，但不能把近亲属的谈话笔录等内容作为证据提交法庭。嫌疑人的近亲属是否愿意提供线索，不能有强制性规定。
证人保护更给力
对证人鉴定人给予有力保护也是破解证人出庭难的一个重要方面。
修正案草案增加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的证人、被害人，可以根据案件需要，采取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对其人身和住宅进行专门保护等措施。
草案规定，证人、被害人认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可以向司法机关提出予以保护的申请。
证人出庭作证产生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和误工损失无法得到有效补偿，也是现实中遇到的困境。对此，修正案草案规定，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及误工损失，应当给予补助。对证人作证的补贴，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有工作单位的证人作证，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
背景调查
实践中鲜有证人出庭作证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辛祖国法官：在实践中，控辩双方实际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却非常少，而在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案件中，证人实际出庭作证的比例也很低。庭审时，常由公诉人宣读证人证言，而后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进行质证。由于证人不出庭，控辩双方只能在书面证言范围内进行质证，多止于第一轮质证，难以达到控辩双方对峙的效果，不利于查清案件事实。
阻碍证人出庭的原因
辛祖国法官：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一般不高。一方面是证人对出庭作证这一法律义务意识不强，不履行义务也不用承担法律责任；另一方面，受传统文化中庸思想影响，证人多顾及人情不愿出庭作证得罪人。同时，证人出庭作证耽误工作且无经济补偿，也影响证人出庭的积极性。
此外，缺乏制度保障也是阻碍证人出庭作证的原因之一。首先，出庭作证的证人安全保障制度不健全。由于实践中证人出庭较多指证他人犯罪，证人担心遭到打击报复，没有妥善的安全保护措施，证人不敢出庭作证。其次，法院也无权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尽管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但并没有规定违反义务的法律责任，法院传唤证人到庭缺乏强制力。
郑旭教授：对于检察机关而言，证人庭前证言是书面的死证言，辩方无从反驳；而证人亲自出庭作证，则有可能被辩方当场揭露证言的矛盾。从争取胜诉的角度，控方不愿意证人出庭。对于法院而言，证人出庭意味着庭审时间的延长。我国简易程序不够简易，所有案件都要开庭审理，导致法院案件压力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