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耀辉与黄耀明：粤语乐坛上的绝佳拍档

当耀明遇见耀辉

　　独家跟拍 阅前需知：此次跟拍采访始于2011年10月12日，周三晚上，我们从明哥的演唱会彩排探班开始；结束于2011年10月18日，直到我们离开，他和好友周耀辉仍在静吧闲聊。我们希望能通过这些“跟踪”片段，向你展现一个“没有距离感”的明哥——包括他的工作，包括他的生活，以及他与周耀辉之间难能可贵的友情故事。

　　2011年11月11日，黄耀明将在广州星海音乐厅举办一场名为“上流社(交舞)会”的个人演唱会。说起来让人有点诧异，包括黄耀明自己，这竟然是他出道20多年以来在广州举办的首个个人演唱会。诧异，是因为黄耀明这个名字，在粤语流行歌坛绝对不是一个陌生的存在———他是华语乐坛的实力歌手，香港传奇乐队“达明一派”的主音，音乐厂牌“人山人海”的老板。大家给他的称呼很亲切，叫他“明哥”。

　　虽然，明哥广州个唱来得有点晚；不过，他和广州的缘分早在1980年代就开始了。1988年，在广州中山纪念堂曾经举办过一场拼盘演唱会，那时“达明一派”在乐坛还很活跃，他和刘以达一起登台演出，唱了三首歌。

　　这次，趁着明哥在广州演出的契机，记者和他有了一次“亲密”接触。这不是你我平日印象中那种明星和记者一对一的单调专访，也不是一个规定了“x分钟”的短暂式对谈。这个“接触”涵盖了明哥一周当中的数天，有你我知道和不知道的许多明哥工作生活的片断———为音乐会彩排练声，回人山人海做采访做“接待”，自在行走于中环闹市街头，与朋友在酒吧相聚短叙，甚至是他iPhone私人相册中都记录有哪些“个人珍藏”。

　　这样的明哥，你未必见过！

　　近期，除了广州的演唱会外，明哥在香港还有几个演出，所以与乐队的彩排练歌成为他主要的工作内容。彩排通常安排在晚上，与香港的油尖旺闹市区相比，彩排室地点在观塘的工业区，显得有点偏远和安静。

　　探班当晚，天气不是很好，还下了一阵毛毛雨。在明哥到来之前，乐队提前安排有练习，南都记者于当晚20：30抵达彩排室，刚好碰上了乐队“放饭”时间，他们在彩排室门口的休息区简单吃个盒饭，便继续练习。

　　约半小时之后，明哥到了。他穿着红格子衬衫和牛仔裤，单肩背着一个抢眼的绿色双肩包，踩着白色板鞋轻盈地走了进来，跟乐手们颇有默契地点头打招呼；之后放下书包，拿出水壶，将iPhone及作为提词器的iP ad放在话筒正前方的架子上，戴上耳塞，便开始了彩排。

　　明哥告诉南都记者，他一般不会给自己的一天安排太多的行程。这一天是他难得在外面有比较多“业余活动”的一天。这天，他先和朋友一起吃饭，之后热爱看演出的他还跑去看T heH um anLeague在香港的演出，还在现场撞见相识的朋友。这样自在的一天，当然少不了拍照留念。

　　托便携式电子产品的福，越来越多的人都逐渐习惯了用相机即时记录自己生活的点滴。在空闲时间中，明哥也会自拍。有一种说法是，喜欢自拍的人往往自恋。在乐坛沉浮二十多年，明哥对音乐一直都有着自己的坚持。这是否也是和“自拍”一样，反映着一定的“自恋”情结？

　　问明哥对“自恋”这个词的理解，他说：“我想人需要一定的自恋，当然更适合的说法是自爱。我想每个人都需要先自爱，但做这个行业，是需要一定的自恋的，我觉得我把握的分量很适当。”

　　除了歌手身份以外，明哥还是人山人海公司的老板。“老板”身份听起来很严肃，大家多数回来公司工作，但上班的模式却颇有“SO H O”(家居办公)的味道。办公室内的装潢颇像家庭公寓，既有公共的客厅，也有个人独立的创作空间。

　　这天，明哥回来公司的主要任务是接受几家报刊杂志的访问及拍摄，当然他还要肩负起主人家的身份，招呼前来探访的一众媒体朋友。

　　这天晚上，明哥与好友周耀辉有约，约见的地方就在人山人海工作室附近的一家清吧里。清吧的面积不大，三三两两坐着几拨人，墙上是各种签名和语录，内墙画着鲜亮颜色的壁画，颇有文艺气息，很适合朋友聊天闲聊。

　　明哥比周耀辉提前到，他先点了饮品，看得出他是店里的常客。过了一会儿，周耀辉进来了，手上拿着一本薄薄的书，袁兆昌的《出没男孩》，一进来，老板娘就叫出他的名字……

　　如果没有周耀辉，达明一派或黄耀明的音乐也许会缺失掉最为惊艳华丽的一面；如果没有黄耀明，今天的周耀辉在粤语词坛也未必能有今天的成就地位。他们是音乐上的绝佳拍档，他们的友情始于八零年代。 二十多年前，周耀辉的第一次提笔填词，就是给“达明”写的一首《爱在瘟疫蔓延时》，并因此一鸣惊人。于是他成了当时的达明一派，以及后来黄耀明的御用词人，以华丽、隐晦的文风，成为香港词坛一绝。

　　下月明哥的广州演唱会，现在曲目还没最终选好，但可以肯定，周耀辉的作品必将占据半数以上，因为他给明哥写的歌，好歌实在太多。

　　如今，明哥要给这场意义重大的个唱做宣传，周耀辉当然不能置之度外。近日，明哥和周耀辉在香港一家咖啡馆里相聚，在咖啡和茶的清香中，两人谈起了相识二十多年来的点滴，这是一段关于青春友情的追忆，也是他们用音乐相连、惺惺相惜的经历。

　　相识在80年代

　　周耀辉自荐创作《爱在瘟疫蔓延时》

　　1980年代初，黄耀明与周耀辉在商业电台的《突破时刻》节目中做义工，两人进而相识。当时的黄耀明已是达明一派的主音，而大学毕业后的周耀辉则开始恶补自己的中文。1989年的某天，为了证明下自己的中文水平，周耀辉向黄耀明自荐了自己的词作，那首歌就是《爱在瘟疫蔓延时》，收录在1989年《意难平》专辑中。当时才20岁出头的周耀辉一鸣惊人。于是，黄耀明和周耀辉就这样开始了二十多年的合作……

　　黄耀明：“有一天他提议‘不如你让我写一首歌’，我说‘好啊，你就试一下’。然后他将《爱在瘟疫蔓延时》给了我。哇！很好，真的很好！我觉得太迟了，应该早点找他帮我写！”

　　周耀辉：“我觉得当时不是他感到惊奇，而是我觉得我在怕，因为我是交功课的人，怎么知道别人是不是真的认为我可以呢？而且他们对歌词的要求很高。所以我很紧张。但他很快让我写第二首。”

　　变动的90年代，不变的联系

　　大家用电话讨论的钱其实够付写一首歌的钱了

　　1990年代，达明一派解散，黄耀明先是加入了罗大佑的音乐工厂，随后又创建了“人山人海”工作室；而周耀辉早在1992年就离开香港，移民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两人的事业和生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两人继续的合作———在那个没有互联网，国际电话费巨贵的年代里，他们靠着书信、电话、传真保持紧密联系，有时候一封书信在路上的时间至少要三四天。

　　黄耀明：“因为我们沟通得最好，他是那么多帮我写歌词的人当中，我适应得最久的一个。知道他要去荷兰时，也曾担心过会不会因为这样沟通不善，但原来不会。他在荷兰更清静，比香港人写得更快，还因为他在外面，带来了不同的观点。不过有时要讨论重要的东西，就得浪费多点钱讲电话。我很怕写字，所以我要讲电话，大家用电话讨论的钱其实够付词人写一首歌的钱了。我们要聊很多的，为了了解彼此的情况。”

　　周耀辉：“我一走，找我写词的歌手量就跌得很厉害，但黄耀明是继续找我写的，还有几个合作比较多些的朋友，我觉得他们真的会珍惜我的文字，联系这么麻烦他们都愿意这么做。”

　　千禧年在“阿姆斯特丹”的友情记忆

　　同一屋檐下的自由生活

　　在周耀辉定居荷兰的那些年，黄耀明曾经去探访过多次，具体多少次，他们已经记不清楚。2006年，黄耀明推出专辑《若水》，其中收录了一首歌《阿姆斯特丹》，一首关于“旅行”的词作。这首歌的诞生背后，其实就是黄耀明前往阿姆斯特丹探访好友的故事。那时，他没有像以往一样住酒店，而是住在周耀辉家中，两位好朋友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几天，两人有了更多的时间聊天。

　　黄耀明：“我在荷兰觉得很自由，突然有释放的感觉。回来之后，我们合作了一首《阿姆斯特丹》，其实有点是说我当时旅程的某一些感受。当时羡慕他的生活状态，现在我也仍然羡慕。”

　　周耀辉：一起住的日子，在当时我们没有特别的感觉，之后才发觉那段时光很开心，值得做一些东西去纪念。最后就写了这首歌。

　　数月前的仗义相助

　　周耀辉论文答辩，黄耀明做助手斟茶递水

　　在今年的5月，周耀辉飞往荷兰阿姆斯特丹作博士论文答辩。没有人会想到，这个论文答辩居然还关黄耀明的事。周耀辉在荷兰的博士答辩很有趣，在教堂中举行，大概有一百多号人参加，他形容仪式“有点像婚礼的感觉”。因为要应付数位教授关于自己论文的提问，所以周耀辉需要两个助手从旁协助，帮忙安排场地，查论文资料或者斟茶递水。这两个助手中，其中一位就是黄耀明。

　　周耀辉：“因为对我来说，我的生命基本上可以分成两边，两边都对我很重要，所以我在两边都各请一个好朋友，一个是荷兰的，一个是香港的。我就跟他说，要请你来做我的助手，他查了行程表后就答应了。其实不要说忙不忙，你想想你的朋友有哪几个会愿意这样做？”

　　黄耀明：“这其实也是他的诡计，因为我太忙，经常不出去；也因为他，因为要去，我在最忙的时候就终于去了一趟旅行。答辩就一天，之后我就在荷兰和伦敦玩，看了很多演出，听了很多音乐。”

　　怎样的彼此

　　他眼中的黄耀明

　　“他很纯，很真！对我来说，他是其中一个令我有力量继续保持纯真的一个人。因为一个人(坚持是)很难的，很辛苦。大家都这样一个年纪，都傻傻的，依然觉得生活应该是这样的，还对自己、自己的城市、自己的时代有一种希望。他是朋友，是战友，又是玩伴。”

　　他眼中的周耀辉

　　“我想我们很相似，所以我们会那么合拍。他很喜欢反省，他可以用代入第二、第三、第四多个角度去看事情，但坚持着唯一的一个，这是他很好的地方。然后他很懂得生活，很爱生活。”

　　专题统筹：黄锐海 专题采写：南都记者 朱燕霞

　　实习生 黄丹婷 何玲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