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久良:“垃圾围城”的发现者

2011/11/1 10:05:46 作者:nvwu 来源:女物娱乐网
近年来,一个漂在北京,名叫王久良的年轻摄影师,凭借系列摄影作品《垃圾围城》以及同名纪录片,声名鹊起,甚至因为这些作品吸引了一位中央领导人的注意,并作了很长的批示……不久之后,北京市周边的垃圾场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整治。从2008年10月以来,王久良用四处筹措的费用,几乎走遍了北京周边的四五百座垃圾场(主要分布在北京的五环和六环附近),拍摄了近5000多张照片。

  近年来,一个漂在北京,名叫王久良的年轻摄影师,凭借系列摄影作品《垃圾围城》以及同名纪录片,声名鹊起,甚至因为这些作品吸引了一位中央领导人的注意,并作了很长的批示……不久之后,北京市周边的垃圾场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整治。 为此,有媒体报道称,“作为影像参与社会变革的实验范本,《垃圾围城》显示了艺术之外的现实意义。”

  “万里长征”追垃圾

  王久良,男,山东安丘人。1976年出生的他,在上大学之前,就是一个执着的摄影爱好者。1994年,还在读高中时,王久良就开始研习摄影。1997年,高中毕业一年后,他在济南建立了自己的摄影工作室,期间历经生活的艰辛和坎坷。

  为了继续学习摄影,他先后3次考入大学,并两次因为对师资和学校的管理不是很满意,从大学退学,直到2003年,26岁的他考入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学习摄影专业。4年后,王久良大学毕业,作为科班出身的自由摄影师,一直北漂至今。

  说起“垃圾围城”系列摄影作品的拍摄缘起,时间要回溯到2008年。那时,王久良刚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不久,正在拍摄《鬼神信仰》系列摄影作品的他,为了寻找纯净的自然环境,回到老家山东安丘。

  然而,在老家拍摄的日子里,王久良的目光逐渐移位,开始聚焦到田间地头无处不在的装农药的塑料袋。原来装农药是用棕色瓶子装,一个瓶子可以用一年,现在每使用一次都会产生一个塑料袋,王久良便开始了反思,“是继续关注虚无缥缈的艺术世界,还是关注现实?”

  2008年9月,平遥国际摄影节期间,王久良见到了国内知名策展人鲍昆,把自己有关垃圾题材的详细拍摄方案和计划拿来与之交流,并最终获得了鲍昆的认可和资金支持。

  回到北京后,王久良着手关注北京的垃圾场,“最开始想的并不是拍《垃圾围城》,最想拍的是垃圾背后本质的问题。”不过,随着进程的深入,他发现这个垃圾场本身是有故事在里面的。垃圾场在哪?有多大规模?垃圾从哪来?它对周边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与周边自然、人文环境发生怎样的联系?

  作为普通的摄影师,王久良自然无法从相关单位得到详实的数据和信息,于是他用了一个最笨的办法——骑着摩托车追踪垃圾车。

  多年以来,王久良一直租住在北京东五环外一个喧闹的小区。这一年的10月,他开始从所住小区的垃圾箱出发,跟着垃圾车,一路追踪至北京郊外的垃圾倾倒场。他用最笨、最原始的方法把北京近郊的垃圾场找到,然后,一一标注,统计。

  从2008年10月以来,王久良用四处筹措的费用,几乎走遍了北京周边的四五百座垃圾场(主要分布在北京的五环和六环附近),拍摄了近5000多张照片。

  这些垃圾场往往都有上万平方米的规模,王久良尝试将这些垃圾场的具体位置用黄色的点,在地图上做出标记,竟然发现整个北京城已被这些点包围。于是,王久良给他的系列摄影作品命名为“垃圾围城”。

  “北京周边的数圈,从五环到六环,从零下13度到零上30度。到现在,曲曲折折的一共跑了一万四千多公里,这也算是赶上长征了。”王久良说,“垃圾处理属于市政项目,而市政项目于情于理,都应该向老百姓公开的,至少我认为是这样。但我们的垃圾到底在哪里?北京交通图上是没有一座垃圾场的,那地方都是空着,没有任何标注。”

  如今,这项标注工程,王久良显然已经做到了。

  “引来百亿投资治垃圾”

  2009年12月,王久良用其中17张图片,在广东连州举办的国际摄影家年展上,获得了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他成了“著名垃圾摄影师”。

  不过,对于这次获奖,王久良谦虚地说,“我仅仅是代表很多人来领奖。”他说,“我只是一个执行人,无数有良知的人,帮助我实施了这个和我们所有人都有关的拍摄计划。”

  事实上,不仅如此。作品拍摄完成,并非一劳永逸。随后,越来越多的媒体加以报道,为《垃圾围城》系列作品的传播,引起社会关注,打开了绿灯。特别是2010年2月,新华社跟进做了深入报道,一位中央领导人看后作了很长的批示。很快,4月份北京市政府就明确出台文件,要投入100个亿对北京周边近1000个垃圾场进行治理。

  期间,2010年3月,北京市市政管委约见王久良。然而,在正式谈话之前,双方就王久良是否可以用DV记录整个过程出现了分歧。王久良认为,自己是一个记录者,北京市市政管委对这件事的看法和态度,是自己所需要的。另外,王久良觉得,为避免外界认为他在这里做出妥协,得留个资料。结果,你来我往两个小时,还是不欢而散。

  “他们很敏感,我也很郁闷。我是作为一个民间力量来给你们的工作提供协助,结果你们脸上不好看。别人揭我的短,我肯定也不好看,但是如果大家正视这个问题的话,本来是可以把坏事变好事的。”王久良说起这段经历,无奈中夹着些许愤懑与不解。

  但是,北京市政府毕竟已经下文,在未来5至7年内治理完所有非正规垃圾填埋场,在2015年前,将直接投资100亿元,用于新改建垃圾处理设施40余座。

  2010年6月至7月,王久良的《垃圾围城》全部摄影作品以及同名纪录片顺利移师北京宋庄美术馆。时任北京市政协主席阳安江率70多名政协委员参观了展览,要求下发作品画册至各区委。

  2011年4月3日,在当代MOMA百老汇电影中心,纪录片《垃圾围城》吸引了很多观众。原本计划只有七八十人的场子来了近300人,最后连嘉宾栗宪庭都没能进去。

  为了配合2011年6月5日“国际环保日”的宣传活动,国家环保部直属部门也曾和王久良商讨《垃圾围城》的全国巡展。

  6月中下旬的一个上午,记者见到王久良时,他刚刚熬夜醒来。如果不是跟记者有约在先,他可能“早晨从中午开始”。

  王久良对记者表示,《垃圾围城》系列作品的拍摄部分和垃圾场的回访工作差不多结束了,他正在忙着跟国内外一些机构联系,期望自己的影像作品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此前,王久良曾对媒体表示,“拍摄垃圾场,重要的不是艺术,我希望是提供证据性的图片,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我们到底留给后人的是什么,我希望我的照片是一个例证。如果你做这个事情,没有收到积极的作用,只是到市场上卖个价钱,或者被一帮摄影评论家评头论足,那等于没做。”

  而今,王久良不计个人名利得失,甚至考虑放弃版权,欢迎任何形式的传播,他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包围我们的垃圾场。

  “刚开始拍摄这个作品的时候,就意识到这是一个社会问题,艺术不重要,要先把问题解决了,我们的基本目标就是解决垃圾场的问题。”王久良很欣慰地对记者说,就垃圾场的回访情况来看,大部分的垃圾场问题都得到了有效的清理,还有小部分没有清理,这部分主要是集中在北京市通州区。

  “都在索取时,谁做社会事?”

  王久良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短短两个小时的采访过程中,记者直觉认为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我一直在坚定地为自己的理想前行,一直坚持到目前都没有改变。”王久良很是认同记者对他的这个评论,坦言要“做一个独立的观察者,用摄影和纪录片呈现个人的看法。”

  然而,王久良的《垃圾围城》全部摄影作品和同名纪录片,至今并没有给他带来更多物质上的丰裕。两年多坚持下来,他甚至为此有好几万的外债没有还清。“拍摄《垃圾围城》投入了近30万,至今还有外债没有还。”不过,王久良就此表示,“从没有指望《垃圾围城》来赚钱。”

  两年多来,王久良的《垃圾围城》摄影作品,由于拍摄题材的限制,很难进入商业市场,更难以进入画廊进行销售,他只能依靠过去作品的收入、朋友和艺术机构的资助以及部分获奖作品的奖金完成《垃圾围城》和同名纪录片的摄制。

  “2008年拍摄时,只有投入。靠的只是鲍昆和栗宪庭两位老师提供的有限的资助。”王久良说,“主要还是这件事情本身吸引着自己,认同它的价值,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有价值。”

  “主要是想呈现出一个事实,其次就是靠理想在支持,觉得这个事情有意思。”王久良强调说,“在拍摄中有个人的收获,也很快乐。2010年后得到了法国的基金支持,资助我完成这个项目;国内的一个文化公司也投资了一部分钱,用于剪辑和宣传,之后在第六届宋庄文化艺术节上也获得了奖金。”

  尽管如此,纪录片《垃圾围城》的画面还是由东拼西凑来的索尼、松下、佳能3台摄影机先后分段摄制才最终完成的。因为没钱,没机器,王久良的拍摄进度一度停拍三个月,连吃饭都困难。

  虽然,有些单位也曾给王久良提供了摄影记者的职位,“机会挺好的,比较吸引我,但是自己更喜欢自由工作的环境,不想自己的价值观被束缚。”王久良认为,“过多的关注商业的摄影,自己的理想和眼光会有所偏离。”

  摄影科班出身的王久良,曾经也给时尚杂志拍片,精心布灯,耐心后期;也曾因为个人兴趣,做过一段时间的观念摄影,主题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鬼神信仰。(前文所提《鬼神信仰》摄影即此)

  “每个人都在努力为自己索取,无暇顾及其他的事,但是大家都在索取的时候,关乎社会利益的事谁来做?总是要有人去做一些事情。”王久良对记者如是说,也脚踏实地的这样做了。

  “首先我是一个牺牲者,而且我认为这么大的国家是需要牺牲精神的。如果我挂靠在某个国家单位,我可以衣食无忧,但会有很多局限。于是我首先牺牲掉这一切。我要么衣食无忧,要么我有这把锋利的刀子,现在我选了这把锋利的刀子。”王久良始终认为,艺术家,摄影师不是流离于社会之外的,摄影在推动社会发展中,有自身的作用。(赵志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