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父亲》:那时不读书 现在也发了(2)

2011/12/20 11:34:17 作者:nvwu 来源:女物娱乐网
打从2002年开始,陕西农民韩培印的人生都汇聚在一个巴掌大的笔记本上。“我花不了多少钱,一天四五块,一个月最多150……”韩培印说,“你在学校别吃得太差,当然,也别吃得太好了。

  “原来你知道啊!”李军虎很生气,可他转念想想,按照韩胜利的性格,这样的结果也是正常的。

  随着毕业的时间越来越近,找工作的形势也变得越来越严峻了。一直在村里留守的母亲开始担心,儿子毕业了拿着行李再回村里劳动。“咋办啊,我的天,咱村里人都会笑的,说你白念了。”

  曾经“热门”的通信专业也不像传说中那么好找工作了。各个学校扩招培养的学生数量已经超出了市场需求,韩胜利听说,有些单位招自己这个专业的员工,工资只能给五六百元,勉强够住够吃。而他想,这个数字是能够接受的。

  “实在找不到工作,人家给300块也行啊,先给人家干着。”他轻轻地说,“哪怕人家不给钱呢,先给人家干着也可以啊。”

  可没过多久,他又焦虑了起来。“万一真找不到工作,你一分不要给人家干,那生活费咋办,住宿费咋办?还要跟家里拿钱的话,说不过去。”他说着,撑大了眼睛,仿佛要忍住眼眶里的泪水,“感觉给我爸没什么交代。”

  韩培印却依旧是乐观的。他始终觉得,无论如何,“大学生”总是一个光鲜的身份,不可能面临没饭吃的问题。随着胜利毕业时间的临近,他开始越来越细致地编织自己的梦想,并且换掉了已经写满的笔记本,写在了一个新的黑色本子上:

  “明利(老韩的大女儿),胜利,父亲一定要在2013年前后,也就是在父亲的60岁前后,一定要和你妈,我们全家到北京去,到时候,我们大家都有钱,到北京一定好好玩几天。现在我们大家,胜利你要好好学习,明利要好好过日子,你妈好好管家务,我在西安好好挣钱,争取有那么一天。”

  他并不知道,胜利此时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导购啊、服务员啊、保安啊都行,只要别人能要我。”韩胜利说,“现实就是这样,找不到工作就要接受它。”

  那时不读书,给娃买个三轮车,现在也发了

  “我不可能再活50岁,大概能再活20年吧。20年是多么的快啊,在我30岁以前,总觉得人生的路是漫长的,曲折的,可我现在才觉得人生的路是曲折的,但不是漫长的,而是飞快的。”

  韩培印已经老了,他时常会很自然地想到死亡。他在笔记本上写道:“我不可能再活50岁,大概能再活20年吧。20年是多么的快啊,在我30岁以前,总觉得人生的路是漫长的,曲折的,可我现在才觉得人生的路是曲折的,但不是漫长的,而是飞快的。”

  “大约再有20年,就是我人生的终点站,到那时我要说,再见了,我的人生,再见了,我的儿孙。写到这里,我的眼泪一点一点地落下来……”

  在镜头前念到这里的时候,这位年过半百的父亲控制不住地哭了。

  最终,他的美丽梦想还是破灭了。儿子胜利在毕业后找了一份去青海的工作,试用期每个月拿600元的工资,在野外帮当地的单位铺通信光缆。老韩算了算,这收入还没有自己在西安打工挣得多。

  “我本来想着,大学生毕业了,工作肯定会在办公室里,而且有空调……”韩培印嚅嚅地说着。

  很难再在这位父亲的脸上找到先前那种骄傲的神色了,但他却没有太多时间用来哀伤,儿子上大学欠下来的钱还有两万元没有还清。在儿子出发去青海之后,他一个人还要孤零零地留在这座城市里,打工赚钱。

  在那个黑色的小本子上,他写下自己的姓名和详细地址。他总担心自己万一突然出了什么意外,“谁知道我是谁?”

  他开始时不时地后悔,自己为什么让儿子选了这样的专业,又后悔,也许当年根本不应该让儿子读书。邻居们甚至时不时对他讲:“当年不让娃上学,给他买个三轮车,现在也发了!”

  这个原本贫穷的家庭正在慢慢步入正轨,连家里那个因为儿子上学而办起来的小商店也越办越好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型超市,家里的收入也越来越高,可儿子胜利却成了夫妻俩心头一根拔不掉的刺。他们把招牌上儿子的名字偷偷抹掉,把“胜利商店”改成了简单的“商店”两个字。

  事实上,连韩胜利自己也似乎想抹掉过去的记忆了。当记者辗转找到他新换的手机号,提出希望采访的时候,他沉默了一下,说:“对不起,我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

  工作了3年之后,胜利辞职,在西安重新找了份工作,工资也涨到了1500元。不过,在他的同学看来,这仍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数字。

  这个曾经是全家最大骄傲的儿子,如今也成了父母最大的心病。韩培印担忧他迟迟没有结婚,更何况,因为高考结束后迁走了户口,他原有的9分耕地已经被收回。也就是说,胜利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农村种地了。

  12月8日,当李军虎再一次来到韩家,拿出照相机,想拍张照片的时候,原本会对着镜头微笑的母亲突然崩溃了,她大叫着让放下照相机:“这么丢人的事情,有什么好拍的!”

  李军虎不知道韩家什么时候能从这样的阴云中解脱出来。在纪录片《父亲》放映的过程中,很多观众都被过去那个乐观、善良、朴实的韩培印打动了。在清华大学,一位男士在提问交流环节“哭得死去活来”,平复了好一阵,才哽咽着举起了话筒。

  “我想说,我当年来到北京时跟小韩一模一样,但今天,我是开着奥迪A8来的。”他说,“我只想证明一件事,胜利并不一定会是这样的结果。”

  当然,李军虎也听到了些不同的意见。一位法国影评人看完了全片,觉得匪夷所思,连声询问李军虎,老韩“是不是疯的”,“我实在无法理解他的行为。”

  李军虎想了想,告诉他:“在你们的文化里,他也许是个疯狂的父亲,但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中,他是一位勇敢的父亲。”勇敢的父亲,正是这部纪录片的英文名字。

  更多人对老韩手中的笔记本充满兴趣。有的观众甚至还给李军虎寄来了一些同样的黑色笔记本,希望他能转交给片中的这位父亲。

  他们并不知道,老韩已经很久没有打开那两个黑色的笔记本了,他开始怀疑,念书写字并不是一件值得嘉许的事情。连他那个中学毕业、在深圳打工的女儿,一个月也能挣三四千元——足足是儿子的两倍。

  “以后孙子、孙女,还会让他们上大学吗?”有人问他。

  “我看读书是没用的。”他叹了口气说。

  事实上,从西安回到家里之后,他再没有写过什么东西,甚至连把笔记本拿出来都不愿意了。年初的时候,他曾经想在本子上写点什么,再跟儿子谈谈人生,可看到大学毕业5年后,儿子情绪低落的样子,他最后什么也没有写出来。(付雁南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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