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贝阿翠丝-罗曼：侯麦和他的女演员(图)

女演员和侯麦当年的珍贵合影。

　　1月24日，希腊当代最著名的作家导演安哲洛普罗斯因车祸意外离世，正在举办中的6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于2月16日，专门设立特别放映节目向导演致敬。影展上同样予以致敬的还有1月去世的德国新电影代表人物之一、导演兼演员的瓦蒂姆－格劳纳Vadim Glowna。几年来，安东尼奥尼、英格玛－伯格曼、侯麦、夏布洛尔曾经辉煌了一代黄金电影的大师们纷纷离世而去。而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发生新鲜事，战争、危机和灾难，遗忘变得如此随意。很快，除了去世周年偶尔还被人们想起，大多数时候，不再有人提到他们的名字。

　　法国新浪潮电影大师艾里克－侯麦也不能避免这样的现实残酷。2010年1月11日，是新浪潮元老埃里克－侯麦离世。转眼间，2年已经过去。在柏林电影节如火如荼召开之际，当人们留念在电影带给我们的光影人生和浪漫情感中时，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位老导演昔日御用演员的采访，真正深入到一个电影大师的内心世界中，用另一种形式，致敬电影，怀念电影大师先驱们为我们世界贡献的精彩。

　　采访手记

　　贝阿翠丝－罗曼是侯麦导演的御用女演员之一，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担任主角或者配角。1971年《克莱尔的膝盖》中她扮演清新自然的罗拉，获得纽约电影节的最佳新人奖，影片同时获得法国路易－德吕克大奖。和侯麦一起，两人一共合作了六部作品，其中《好姻缘》中的表演把她带到演艺生涯的最高峰——威尼斯影后的荣誉。此外，在四季童话系列中《秋天的故事》里扮演女主人公，以及影片《双殊奇缘》、威尼斯金狮片《绿光》中，她都出演了重要角色。

　　记者约好的采访地点，是在她本人拍摄的女性***为主题的艺术图片展上，坐落在巴黎传奇圣日耳曼大街的一栋古典建筑里。随后才知道，这原本是一家私人诊所，临时用作展厅。穿越长长的走廊，避开喧嚣人群，我们的采访在一个安静的小房间里进行。房间里没有窗户，摆着简单舒适的沙发，书桌，台灯和一张小床。她感慨命运作弄，因为这是她接受心理医生治疗的房间，很多年了，一周一次，躺在小床上，将背负的沉重和创伤向心理医生倾诉。而现在的采访，将又一次面对真实自我，回到历史和心路中，讲述生命中一个堪比亲人的重要人物。她说生活的戏剧戏远远超出了所有电影，冥冥中仿佛一种宿命。

　　贝阿翠丝对侯麦怀有知遇之恩。更重要的是，独特的童年遭遇，让18岁时走进侯麦世界的她，更把后者当作父亲一样依赖和信任。做为移民后代，贝阿翠丝在法国南部港口城市马赛渡过童年和青少年。那里有她的快乐，更有带给她一辈子创伤的痛苦回忆。这在她多年后拍摄的纪录片《母亲》中向人们做了展示，片中她回到故乡，将摄像机对准了母亲，在征得后者同意后，两人对话，内容涉及贝阿翠丝的家庭隐私——她儿时被父亲乱伦的不堪往事。重新正视这段历史，探索当年母亲角色的缺失，这是她用电影艺术为自己做心理疗伤。幸运的是，77岁的母亲最终接受纪录这段艰难回忆的请求。如今，贝阿翠丝再次谈起时如释重负， “现在我和母亲不再受这段历史压迫，二人关系非常亲密”。

　　青少年的贝阿翠丝终于离开马赛，在导演侯麦的世界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同时在后者的引导下，走上一条从未想过的人生和事业之路。侯麦之于贝阿翠丝，是良师也是益友，更是一个真正关心和倾听她的长者，贝阿翠丝找到了从未体会过的父爱关怀。正是如此，侯麦的去世，对她，有着比失去亲身父亲更加真实和沉重的悲痛。

　　但是，二人的关系又远比此要复杂，在彼此的相携关照下，又似乎有隐约的一丝阴影。侯麦成就了贝尔翠丝威尼斯影后的荣誉，然而，当我们的对话涉及到此，贝尔翠丝却两次情绪低落，陷入久久的沉默，思路也一度受到阻隔被打断。她说不想再提起这段经历，有些事也不能说。太私人的故事，也许永远只能在当事人的记忆深处保留，外人唯要尊重和留给他们空间。

　　透过这位曾经和侯麦亲密接触过的演员，我们试图重新触摸那个渐行渐远的模糊身影。其实，贝尔翠丝－罗曼本人的经历和导演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一部侯麦风格的血肉鲜活的电影故事。

　　1、拍摄《母亲》讲述家庭隐私，贝阿翠丝为不堪童年疗伤

　　“侯麦看了我写的东西，告诉我别再继续下去了，因为现实已经远远超过了虚构，现实比虚构更强烈，不可以把这些强加给观众”。

　　贝尔翠丝－罗曼的母亲在童年时缺乏关爱，当贝尔翠丝小时候受到父亲乱伦伤害时，心结始终没有解开的母亲，并没有担负起应该的责任。母亲角色缺失和由此给贝尔翠丝带来的心理创伤，多年后，需要在一部电影纪录片里，两个人面对面的正视才最终释然。

　　《母亲》的拍摄，对你是某种程度上的心理疗伤吗？

　　贝阿翠丝(以下简称“贝”)：艺术永远都是一种疗伤。我的母亲是社会工作人员，我来到世界上，是她延续后代的结果。我自己也很爱孩子，并且有好几个。职业生涯中我放弃的一切并不是为孩子做牺牲，而是我本人在母爱中更好的找到了自我。但是我想在这里说的是，我的内心充满母性，是因为在我之前的母亲角色是缺失的，我拥有的是一个抛弃了孩子的母亲。因此当我自我解剖时，发现要找到失去的童年时代和没有感受到母爱，就必用给予后代的母爱来弥补。

　　那您认为自己是位好母亲吗？

　　贝：不，不是因为一个人很有母性，就一定是位好母亲。我只是尝试着做个好母亲。

　　如果不是个好母亲，是因为你自己对此不满意还是你的孩子们不满意？

　　贝：恩(沉思)，因为我的孩子们没有我希望的那样快乐。像所有的母亲，我很自责，会自问究竟做错了什么？我想这也许是一个虚假的问题，因为当孩子不快乐，总会情不自禁的责怪母亲，因为是她将你带到这个世界，这种思维会在一个家族中代代相传。在我的家庭，大家总是在找寻前人的错误。不过，此前确实有一个错误的引子，我的母亲的的确确抛弃了孩子，这种被遗弃的感受就传下来了。

　　你在拍摄影片《母亲》前，和侯麦商讨过吗？

　　贝：是的，但他不同意我的做法。当第一任丈夫去世时，我才29岁，一个人带着一岁的孩子从印度回到巴黎。正是这时我开始剧本的创作，因为做为演员的工作对我来说还不够，那是纯粹的表演，我还需要自我情感释放。之前在印度，我丈夫病危在医院一直维持了7周，没有药物，地上还有蟑螂。这一切太沉重了，我无法承受，于是从印度回到法国开始写作这段经历。侯麦看了我写的东西，告诉我别再继续下去了，因为现实已经远远超过了虚构，现实比虚构更强烈，不可以把这些强加给观众。他是一个大师，我是无名小辈，但我却不同意他的观点，我不明白为什么不可以用现实来拍一部电影，这对当时的我尤其迫切。从哲学的角度，他耍了花招，因为他的影片其实都和现实很接近。

　　是呀，人们评论他的电影往往认为对现实刻画无比真实。

　　贝：我也这样认为，他的影片像是展示生活的纪录片，他却认为自己的影片都是虚构出来的。你知道电影创作就像一个孩子的诞生，你给它生命，认为他会有黑眼睛卷头发，但是生下来却不尽其然。侯麦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有时对自己的影片却不了解。

　　从18岁你就认识他，你和父母间发生的这些悲剧，他是怎样反应的？

　　贝：他对我的生活经历了如指掌。侯麦开始不赞同我的电影拍摄，后来看了，却说不错，但没有帮助发行。也许因为他已经如同我家庭的一名成员了，他认识我母亲。他是个含蓄的人。我也没有强求，因为头两年，我母亲不同意拍摄，她拒绝这段回忆。我拍这部影片，首先是为了我母亲。后来她同意拍了，但这是因为我耍了个小花招，她非常好奇上镜头。后来她同意将影片在公众面前展示，但这时我和母亲的关系已经改善，象亲密的朋友。她接受拍摄将自己暴露在危险下、直面父亲曾经犯下的罪孽，我很不忍，母亲已经77岁了，如果看到电影，可能会提早离世。我不想因为影片伤害我母亲，因为我爱她。后来影片更多的是在心理医疗机构放映。我想告诉那些同样受过伤害的人，你并不因此肮脏，或者要过不正常的生活。

　　2、大师侯麦最后的日子

　　“侯麦是一个很重视外表形象的人，对美学很有研究。 他知道自己在一点点缩减消失，因此不想见我，理解我要是看到这个会很痛苦。但是当我最后见到他时，我看到有一样东西始终还在，那就是他眼睛里的光芒。”

　　您是如何获得侯麦去世的消息的？很多人都是通过侯麦制片公司负责人对媒体的公布，才意外获知噩耗的？

　　贝：是侯麦去世的当天，1月11号， 洛塞特(注 : 侯麦身边的女演员和合作者，陪伴侯麦走完最后一段日子)电话给我。我之前最后见他是12月15日。年轻时我们没有一周会不见面。后来我离开巴黎到法国中部利穆然(limousin)地区生活了18年，那里也是侯麦出生的地方。直到我离婚、四年前重回巴黎，但是大家已经没有年轻时见面那么频繁了。

　　侯麦是一个很重视外表形象的人，对美学很有研究，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非常英俊，现在因为年岁和疾病，至少丢掉了50厘米，还特别消瘦，因此直到12月15日他都没有要求见面。但是当我最后见到他时，我看到有一样东西始终还在，那就是他眼睛里的光芒。

　　之前他说过不想见你吗，为什么？

　　贝：不是，他没有说过，但这是我们间的默契。他知道自己在一点点缩减消失，他不想见我，理解我要是看到这个会很痛苦。我尊重他的选择，这是一种灵犀相同。之前我们不时还见面的，至少每个月都会。

　　做为他身边最亲近的人之一，你已经算是他的大家庭成员了。那最后的时光，他谁都没有见吗？

　　贝：不，有洛塞特。(是他的妻子？)不是，她也是一个演员，和侯麦拍过许多短片，是她陪伴侯麦走完了生命中最后的一段旅程。她经常在那里帮忙，其他人我就不知道了。

　　获得侯麦去世的消息，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贝：(漫长的令人心悸的沉默后，她用低沉没有一点生气的语调说)我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你看过我的影片《母亲》，了解我和亲身父亲的关系，因此，我的精神之父，我最看重的是侯麦，他去世我就象失去了亲身父亲。你知道当父亲去世时，你总会感到自己有关系，好像应尽的责任没有尽到。

　　3、往事不堪回首，柏拉图似的爱恋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1970年1月21日，之所以记得如此清楚，是因为1960年同一天，我的父母离开我出生的阿尔及利亚来到法国，后来侯麦还告诉我，这也是路易十六走上断头台的日子：1793年1月21日。这一天让我胆战心惊，自己被彻底审视着，无法动弹。于是脑袋里只有一个念头，赶紧离开这里。但是当一个人想逃走时，另一个人感觉到，就只有一个想法：留住她！ ”

　　“如果你知道我有多爱他！我想如果我能够获得表演成就－小到《克莱尔的膝盖》中的新人奖，大到《花好月圆》中的威尼斯影后－很简单都是因为我对这个男人柏拉图式的爱恋。”

　　不仅是精神之父，在日常生活中侯麦也如同你的父亲？

　　贝：(低沉忧郁，贝阿翠丝陷入回忆)是的，是的。当我第一次结婚时，担起父亲责任陪我走进教堂的，正是侯麦。当我离婚的时候，他无比绝望，就象一个父亲担心孩子：今后她该怎么办呢？

　　和侯麦在日常生活中交流容易吗？他很苛求吗？

　　贝：很多演员和电影圈人害怕侯麦，但这并没有依据。一旦你走近侯麦并被他接受，就成为他家庭中的一员。人们害怕是因为对他忽视不了解，他其实是一个给你带来光芒的人。

　　为什么你们的合作会持续如此长的时间，你身上什么具体的东西吸引了他？

　　贝：是心灵感应，我理解他心里想要的东西，甚至在他告诉我之前。我总能理解他的想法。如果你知道我有多爱他！我想如果我能够获得表演成就－小到《克莱尔的膝盖》中的新人奖，大到《花好月圆》中的威尼斯影后－很简单都是因为我对这个男人柏拉图式的爱恋，和他看我表演时眼神流露的开心。这种交流是立刻的。很奇怪，因为我们来自完全不同背景的家庭，他出生于中产阶级，我的母亲是守门人，父亲是货车司机。幸好我的祖母是天主教徒，这让我和侯麦的世界连到一起。

　　你们第一次见面和合作是怎样的情形？

　　贝：那是1970年的1月21日，我们第一次见面，在布尔格涅大街巴尔贝－施罗恩德(注： 法国新浪潮电影大师，与侯麦联合创办了losange制片公司)的家里，他的办公室大门敞开着，侯麦就在走廊深处，而我必须穿过二十米的长廊，做为导演，这给他很好的机会审视应试者的步伐和神情。在他的注视下，我感觉自己就象一个无助的猎物。他很英俊，面孔清瘦，坐在一张红色沙发上。这是施罗恩德的家，刚在这里拍完影片《more》， 办公室的墙上，还挂着鸦片烟杆。即便刚满18岁，我也知道，哇，毒品……他的眼光异常犀利，我觉得自己很不自然，被彻头彻尾地审视着，无法动弹。30平米的房间这时显得无比空旷，我害怕极了，脑袋里只有一个念头，赶紧离开这里。但是当一个人想逃走时，另一个人能够感觉到，就只有一个想法： 留住她！ 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就是这样奇特，建立在我的一无所知和恐惧上。之后，我们几乎天天都见面，他有一个摄像机，每天给我录像，6月，就把《克莱尔的膝盖》的角色台词给了我。

　　接下来的拍摄是怎样的情形呢？这是你第一次拍片吗？

　　贝：之前我拍过一些小角色，第一次是16岁时，在克劳德－德－吉弗雷的《Mauregard》中出演，他曾经是特吕弗的助手。《克莱尔的膝盖》的男主角是当时很有名气的让－克劳德－布里亚尼，他曾经在自传里，用了几乎一个章节来反对我，但我想从内心深处，他是喜欢我的，大概那时侯我的表现很中性，缺乏十足的女性气息吸引他。按说两人都是出生在阿尔及利亚，我们的关系在拍摄中却很奇怪。侯麦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拍摄间有一场戏，布里亚尼扮演的角色为我了采了一朵玫瑰，要知道那时他非常出名，而我却是无名小辈，侯麦告诉他要跪在地上献花， 布里亚尼强烈反对，“我这么有名，她却没人知道，我不能向她下跪”，侯麦跟他说， “是的，你需要快点跪下，这里我是导演，不是你”。 布里亚尼非常不满， “如果这样，那我就撤出剧组，需要在我和贝阿翠丝间做出选择”。侯麦指指前方说， “就是那里，你可以走了”。最后，当然是布里亚尼按照侯麦的要求下跪，拍了这出戏。我很感谢侯麦这样做，那时我真是很需要。

　　之后你对侯麦说谢谢了吗？

　　贝：没有，这是侯麦的一贯为人，而不仅仅是几句言语的事。我早就停止对此表谢了。那些敢于说出内心真话、不是金钱影响的人让你如此开心。

　　在拍摄中和他交流多吗？

　　贝：你知道拍摄中最初的样片，他不让我看，觉得我太年轻了，看过后会影响接下来的表演。但你知道我来自平民，骨子里就喜欢淘气耍小花招，我不认为他是为我着想。埃里克常和布里亚尼到阿奈西市去看拍成的粗片，每次我都和埃里克说，哦，我需要到阿奈西去买点巧克力或者一本书，总之每次都找到一个借口和他们做同一辆车出发。要知道我们拍片是在那里的乡间。然后我和他们看片的影院人联系好等在那里，他们在放映厅楼下看片，我一个人藏在楼上一层，这样偷偷看了所有拍出来的粗片。这样继续了三、四次后，一次我对拍摄取景提出自己的想法。这时候我对摄影已经很有经验了，就象所有穷人家的孩子，我总是努力超前。侯麦看着我，疑惑地问到，你怎么会知道这些？我得意地告诉他，我看了那些样片。 “啊，是吗？” 我看过许多次样片非但没有受到影响，演技反而有所提高， 侯麦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之后，很多人都很妒嫉，因为我和他特别亲密。每天晚上拍摄完后，侯麦知道我有很多好主意，两个人就关在屋里，面对声片剪接器看样片讨论。后来我成立了自己的制片公司，艾里克给了我很多帮助，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都有。

　　如果意见不一样，容易说服侯麦吗？

　　他一点都不固执，我和侯麦都喜欢像孩子一样淘气。记得那时拍摄，大家住在乡间一座很漂亮的大房子里。而当克劳德－布里亚尼来到剧组，他不想在这里住，于是剧组在附近给他定了一家特别昂贵的酒店。我是左派，看不惯他一个人花费昂贵，天天在五星酒店里吃住的做法。一天晚上，来了一个布里亚尼的紧急信件。于是我去给他送信，记不起为什么了，总之当时穿着睡衣，我拉着侯麦和我一起去。他和我说，你可别穿着这身去。侯麦不相信我真敢这样，他在宾馆入口处等我。可我真的就这么做了，结果五星酒店宽敞无比的大厅和饭厅里，大家都看着我。等我出来后，两个人哈哈大笑到喘不过气来。

　　侯麦懂得根据每个演员的不同特点指挥表演，在片场会不会发怒生气？

　　贝：从来不会。当然，他也不总是很平静和耐心，但是很少有大怒的时候。不论是拍《克莱尔的膝盖》或者别的影片，如果他生气，就会离开拍摄场地，自己一个人思考。

　　在拍片过程中，侯麦给你许多的自由发挥，还是严格按照剧本行动？

　　《克莱尔的膝盖》中有许多的自由，他要捕捉演员的清新自然，拍摄《好姻缘》则非常艰难，每一个位置都必须准确，哪怕是最细微的布景，对白中的一个逗号也不可以改动。而拍《秋天的故事》，则保持了距离，或者说是不在意。这种变化并不让人奇怪，侯麦始终在寻找真理、平衡和美。她的妻子是一个业余画家，在《好姻缘》中，他设计我的角色喜爱绘画，并在其中一个场景挂上他妻子的一副画，这对我来说真是一种荣耀。

　　我们知道他对古典文学很有造诣，但事实上，对音乐、绘画等许多艺术他也很精通。

　　贝：这些他也传递给了我，我还18、19岁的时候，我们一起去罗马，参观那里的古建筑、博物馆。他非常喜欢艺术展，还有建筑。他教了我许多，尝试着让我喜欢玛蒂斯，年轻时我不喜欢。我想我进入文化世界是从油画开始，对这一点他很明白。也正是因为他，我成功戒掉吸烟。那时我刚失去丈夫，心情很不好，是他向我推荐在《好姻缘》中出演主角。那个角色对我来说演得非常不容易，和我现实中的想法正好对立。(沉默)但对这段历史，我不太想多说。

　　《好姻缘》在威尼斯获得了威尼斯影后称号，他应该很高兴？

　　贝：我非常失望。当我回到制片公司，他对我说，这不算什么。

　　在威尼斯的时候呢？

　　贝：……(长久长久的沉默)

　　这中间有一段故事？他不开心？

　　贝：(在长久的沉默后，贝尔翠丝还是没有能够对这个问题给出回应。缓缓的，她说)你知道，那些彼此喜爱的人最爱什么？就是其中一个可以爱得多一点。

　　他喜欢你呀？

　　贝：(贝尔翠丝没有直接回答，却话题一转)，我的下部作品将是有关男人女人，怎样去爱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你会明白更多。

　　你是想说你们的关系其实要复杂得多，在彼此的关爱之外还有别的东西？

　　贝：是的，很复杂。但是我不可以都说出来。

　　(这段显然艰难的历史扰乱了她的思维，《好姻缘》这部成就她最高荣誉的影片，不止一次让她停顿并且分神。刚才讲着侯麦的笑话还神采飞扬，这时候，无论从说话的语调，到速度，都明显减弱放慢。而且，一度甚至丢掉了话头，不知从何说起。在停顿后，她重新拾起此前的话题)

　　这也许会给我接下来要拍摄的影片提供思路，认真反思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你知道侯麦是右派，我是左派……有些事情我非常想倾诉，更重要的是对男人女人的关系探讨，侯麦自然也成为其中内容，表达这种情感的愿望在我内心非常强烈，因为它涉及到我生命中一段困难时期，以及男性对世界主宰的话题。很些野心的作品，如果我实现了，那些消极的事物可能变成积极，它不仅对我本人有好处，对很多女人也同样。因为这个世界上存在问题，首先不是左派右派，不是南方北方，而是男人和女人的问题。

　　侯麦的影片讲述的也始终是男人女人？

　　贝：是的，但这是一个男人，他不会讲述关于男性的主宰。这非常不同，不但在今天，自古就是如此。

　　如果侯麦还在，你觉得他会赞同你影片中的观点么？

　　贝：他会同意我，因为我记不得谁说的话，“那些准备充分的想法就得以清楚的表达，想说的话也就自然而然而出”(记者注： 1674年 ，尼古拉－伯洛－德普雷奥 nicolas boileau-Despréaux诗词)大意是当你有一个想法， 最困难的是将这些主张写到纸上或者放到大荧幕上。如果你实现了这一点，你的观点就得到了证明。即便侯麦在坟墓里，即便他不可能对我的想法都同意，但是做出这份工作来，他会觉得已经很好了。

　　4。近距离感受： 侯麦其人其电影

　　“他不是一个对自己的形象玩弄技巧重新处理的人，也不需要很多资金来在媒体前表达宣传。他更是一个电影探索者，而不是一个电影明星。”

　　你和他无论在工作和生活上都有很多接触，从中学到最多的什么？

　　贝：不要将事情复杂化、做事的那种坚韧力量、在制作影片过程中的灵活，以及做为男人具有的难以置信的创造力。那些他本人无法具体展示的东西，都在电影中表现了出来。

　　如果让你对侯麦的性格和生活做一个总结？

　　贝：(停顿)我不了解侯麦的全部生活。侯麦是一个用诚意拍电影的人，不是一个喜欢在公众前表现的人； 是一个用电影思维的人，但拒绝媒体的爆光。 侯麦教会我简单，就象你看到我的图片展，它们都没有被重新处理过，这是我从侯麦世界中学会的，他不是一个对自己的形象玩弄技巧重新处理的人，也不需要很多资金来在媒体前表达宣传。

　　为什么会拒绝媒体的宣传？

　　贝：他不把自己的电影看作产品，媒体宣传他不喜欢。因为他更是一个电影探索者，而不是一个电影明星。他将家庭生活和电影人的生活分得非常清楚，尽管他的电影人生活几乎就象一个家庭，因为我们就像他的女儿儿子一样。

　　好像他对荣誉、奖项都不太在乎？

　　贝：他完全不在乎。不过当他获得威尼斯金狮奖时，还是非常非常高兴。

　　人们的印象中，他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内，不太爱和外界接触？

　　贝：完全不是。侯麦是一个博学的人，非常有教养，他反对闭关自守，是一个很开放人。即便我没有侯麦那样的声誉，也一样不喜欢总是被媒体报道，如《GALA》这样的杂志总在明星后面追逐，我觉得它们污染的作用大于其它。侯麦不喜欢出卖自己的新闻，但是他时不时给《电影手册》写文章，接受《世界报》、《解放报》等的访谈。他决不是一个封闭的人，而是一个给你以光明的人。我喜欢当我们在他办公室里谈话的时候，他常常要找出一本字典来。他知识渊博睿智，却一点没有野心，一个简单的人，从不算计。

　　一位曾经做过戈达尔助手的圈内人告诉我，当年侯麦任《电影手册》主编时，虽然外界的说法是侯麦过于保守才从主编位置上下来，实际上却是里维特不满意侯麦的思想太开放、希望把各种类型电影引入手册？

　　贝：侯麦特别特别得开放，他是一个博学者，一个有教养、视野极宽广的人。当他遇到一些愚蠢的事，他会想不通。当然，他不表现出来，但是会离得远远的。那些不了解侯麦的人，会先入为主的以为他很保守，但其实这正好相反，他总是渴望了解新事物，认识很多人，对过去、现在和未来有很多资料收集，还很幽默。你知道，侯麦有一个孩子的心态，80年代当我告诉别人他的真实年龄时，别人都不相信。大家都觉得他很年轻，他身上有一种清新的东西。

　　很多时候人们和我联系，因为知道我和侯麦很熟，希望通过我认识他。有时候我就会设下小圈套，比如说我知道他会在某个时候出现在某个地点，就会恰好带一个人也到那里。我看到他想转身躲开，语无伦次的说， “我…我…我还有事要做”，然后他真得会情不自禁的后退。我有一个女朋友和我在一起就为了能见他，你知道我很坏，故意说那里忙呀，还是呆一会儿吧。(笑)我喜欢看这样的情景，想知道他是否喜欢别的女孩。还有一次，在侯麦的制片公司楼道里，我带了一个很漂亮的女演员过来，侯麦对她并不感冒，我还记得侯麦正在下楼，看到我们，赶紧一边后退一边上楼梯。这当着那位演员的面，她其实没有任何过错，这时候她感觉一定特别难过和别扭，从此再也没有来过。我想他之所以喜欢我，因为我把他当正常人看待，而不是上帝或者神人。当你把对方看得特别神圣时，你让对方感到身上的责任。

　　有一个悖论，一方面侯麦拍摄了很多作家电影，坚持自己的艺术探索，另一方面他又始终坚持称自己是商业导演，因为他的电影获得政府机构的支持很有限，大多时候需要以商业手段寻找资金，怎样解释？

　　侯麦是一个商业导演，他这么说完全有道理。什么是商业电影？ 侯麦这么说，首先是因为他的影片成本都不高。将侯麦置身法国以外，他被大家誉为真正的电影大师，但是在法国很悖论，他的地位很一般，不像戈达尔。戈达尔和比姬－巴铎拍摄过《轻蔑》，侯麦绝对不会拍这类型的影片。他们风格很不一样。但当他在法国之外，人们对他的待遇简直令人难以相信，我知道是因为代表侯麦去过世界上许多国家。每次侯麦的影片出来，因为拍摄费用都不高，很快就能收回成本，侯麦影片的制片和发行可以从中挣很多钱。而且侯麦的作品充满智慧，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他的影片很多都以法国深厚的文化、历史做奠基，这些影片的发行销售都好极了。侯麦总说，并不是一定要成百上千万的大投资，电影才能挣回钱。他走了条近路，在影片中投入智慧并得到很好的回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感觉自己是个商业导演。

　　他让我很生气的地方是，我和他一共拍摄了6部影片，是所有女演员中和他合作做多的一位，并且获得过两个表演奖，侯麦的制片人玛格莱特－梅内戈丝就说，侯麦应该多和贝阿翠丝合作，因为每次两人拍摄电影都赚了很多钱。我的形象具有生活的血肉，而他是一个抽象的代表，混合到一起非常成功。因此我对侯麦说，: “埃里克，我还要和你工作，你也看到了，我们一起拍的影片比其它片子更挣钱。而他的回答却让我无比生气，他说我才不在乎成功呢，我只是为自己拍电影。

　　他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精神之父，我自己现在也是导演，非常理解他的想法，当你拍摄影片的时候，不想一个演员总在边上说自己的存在。

　　侯麦和其它新浪潮的导演有联系吗，或者和其中某人接触更多？

　　贝：我不了解侯麦的私生活，但是知道年轻时他和戈达尔、夏布洛尔经常见面，后来不总联系了。我知道戈达尔的制片公司和侯麦的都在一栋大楼里，但没有感觉他们之间有很亲密的私交。七十年代我还时常可以看到让－尤斯塔奇、里维特等，之后就很少看到了。

　　看过他的采访录像和录音，感觉他有很多东西想要表达，语言却似乎跟不上，是因为这样他将所有的思考都放到电影中了吗？

　　贝：是的，这是艺术家的现象。侯麦不喜欢接受采访，他说自己是个电影导演，不是一个发言人。如果想了解自己的职业生涯，只需要去看电影。

　　你们经常讨论吗，他的观点究竟是什么？

　　贝：是的，经常。他不喜欢我的观点。而他自己的观点他并不说。我从来没有听他发表过政治主张，但是他却教我学会思考。他不是左派，有人说他是中间派，不过我觉得他更倾向于右派。我是左派，但他是我见到的人中行为最值得欣赏的，这让我无法解释，仿佛一个迷。很少有人像表现得那样公正。

　　他的电影语言倾向于左派，这让人想到另一个问题，是否艺术家的观点可能和他的作品正好对立？这是一个从艺术家脑子里出来的东西，却和艺术家本性不同。并不是每一次，在他作品里表达的思想，是他本人想说的。他的作品想要给人启迪，他的作品将人性关系置身放大镜下，这些在我看来，都更接近左派的观点。

　　我是左派，反对对穷人的剥削，反对将工业奶粉给非洲的孩子吃出病来，反对使用童工，等等。侯麦和我的观点不完全一样，他是右派。有一段时间我唱歌练声，唱一些乔治－布拉桑的歌，或者国际歌，一次他嘲笑我，说你知道最早唱国际歌的人把歌词唱成了什么？他说出谐音，意思完全改变了。他解释最开始很多唱国际歌的人就是这样，根本不明白意思。这也许是他的的幽默，我却不喜欢。我觉得很正常，是有知识懂学问的人向无知者伸出双手，而不是正好相反。他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对无知毫不容忍。

　　这让我想到另一个问题，侯麦的电影的确在讲述普通人的爱恨情感，却从没有向科斯塔－卡弗拉斯那样，充满责任和使命感。换言之，他的故事和人物是普通人，但主题却很少有政治倾向。

　　贝：这方面我觉得他是有道理的。有一天，我们间就政治有一场非常激烈的辩论。我跟他说凭你明锐的目光，你完全可以拍出很多优秀的电影来帮助穷人。他严肃地和我说，贝尔翠丝，我只拍自己了解的东西，展示我知道的。侯麦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他不会跳到战壕里乱吐唾沫。他令人尊重，因为拍的电影都是他熟悉的东西，他受到的教育和我不一样，对自己不知道的东西，不乱发言。

　　侯麦拍过很多系列电影，从 “道德故事”、 “喜剧和箴言”到后来的 “四季故事”系列，是讲述普通男女的琐碎情感，这其中可以感受到在对情感主题的挖掘中的发展演变么？

　　贝：看他早期的《莫德之夜》，和后来的四季故事，就很不一样，他每次都在寻找情感中的一种可能。(笑)四部作品成系列，他就可以不仅单售，还做成一套出售了。从这个角度说他也挺狡黠的。要知道他不仅是导演，还是影片的制片。对发行管理也很厉害，他来自一个有钱的家庭，知道如何安排管理。

　　5。侯麦和身边的女人们

　　“就象身处卢浮宫，周围美丽年轻的女子对他来言，是一幅幅油画，欣赏油画你不可能充满色欲。”

　　许多新浪潮导演都和合作女演员有着特殊私人关系，比如特吕弗或者戈达尔。侯麦和他的女演员经常是什么样的关系？

　　贝：他是一个美学家，你知道，他曾是美学教授。生活中如同畅游在博物馆一样，他不是那种面对女人充满欲望好色的人。就象身处卢浮宫，周围美丽年轻的女子对他来言，是一幅幅油画，欣赏油画你不可能充满色欲。他毕生都在卢浮宫里游走，对女孩的外在美很看重，对自己的外表同样如此。这不是出于傲慢，而是天生喜欢美。他认为，在美中存在着一部分的***与***。在拍《克莱尔的膝盖》时他很英俊，一米八七的大个子，清瘦的脸庞，蓝色的眼睛……

　　他从来没有愿望去吸引女人，展示一个男人的魅力？

　　贝：(沉思)他的吸引力是另一种。就象此前所说的卢浮宫，具体到身体接触却有问题。我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是在印度，那时我们经常通信。四年期间我邀请他去，他却不喜欢旅行。记得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在法国，我带着孩子去了制片公司，要知道做母亲，给孩子哺乳、换尿巾都是很正常的事。(大笑)我记得当时我给孩子换尿布时他难以忍受的表情，一点不想看到，立刻转到隔壁的房间。母亲照顾自己的孩子，这对我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你感觉他简直要疯掉了。他好像是一个完全脱离肉体的精神人物。我甚至当着他的面给孩子喂奶，这几乎是故意激他，因为我太了解他了，他的视野是刚从卢浮宫的圣女图中走来。

　　侯麦自诩为商业导演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很少受到公众基金的支持，他是否在筹集电影资金上有遇到过困难？

　　贝：不，他从没有遇到困难。他总是能够找到办法继续拍下去，无论是用数字摄像，还是传统的胶片。90年他曾建议我做他的制片人年，不过那时我正在热恋中，1991年，到乡间买了别墅，离开了巴黎，一走就是20年， 制片我自己的电影。那时弗朗索瓦－埃切格瑞开始为侯麦制片，侯麦已经很有名了，为他制片不是很难的事情。

　　我们知道侯麦结了婚，但是对他妻子的情况却一无所知？

　　贝：每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都有一个了不起的女人。他的妻子玛丽－特蕾兹就相当伟大。尽管侯麦不是那种有色欲的男人，但是那么有名，周围尽是年轻漂亮的女孩，面对这一切还是不容易。在我眼里，他的妻子就象一个上了年纪的仙女，有着灰白的头发，目光和侯麦一样，充满清新和脆弱。如果说侯麦能够存在，那正是因为有妻子的存在。应该承认，是女人创造了世界和男人。

　　为什么侯麦最后的日子不是妻子，而是洛赛特陪伴侯麦渡过的？

　　贝：洛赛特帮了很多，侯麦的妻子很喜欢她。侯麦需要去办公室，洛赛特就到他家，先会给侯麦的妻子拥抱一下，然后妻子给他穿上大衣，洛赛特帮他按电梯。这一切都非常优美，洛赛特也以父亲为主题写了一本书，叫做《可恶的父亲(le grand méchant père)》，他的父亲是一个酒鬼。 如果说侯麦身边有一个毫不傲慢和野心，总是任劳任怨的女人，那就是洛赛特。

　　侯麦在这个电影大家庭里，在你们面前扮演了父亲的角色？

　　贝：是的，他就象我们的父亲，我不知道他是否喜欢，但确实担起了这个角色。而且，他本人有两个儿子，却没有女儿。

　　有时候我猜想，也许侯麦希望成为一个女人，可以象女人一样怀孕。在拍《花好月圆》前，我和他说我想再生孩子，他说你知道一部电影就象一个孩子。他的确是这样，拍电影的过程对他就象有了孩子的感觉。他说如果你愿意要孩子，那明年或者后年我们一起拍部电影。刚才说了，他面对女人没有色欲，却像是被触动了一下。你知道他的毕业论文以《浮士德》为题，他选择这个主题应该不是随机。也许他和年轻女孩的接近，正是表达了希望永葆青春活力、成为其中一员的愿望。(采/文 刘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