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建民：拍纪录片不能小众
作品：纪录片《索马里***》
《索马里***》能够登陆全国各大电影院放映，不管最终票房如何，足以令大部分中国纪录片导演羡慕不已。而导演吕建民介绍，由于版权交易等渠道的成本回收，该片已毫无票房压力。他坦言，纪录片需要冒险，更需要“有商业元素的题材选择”。
走进索马里，只因猎奇心理
吕建民“混迹”电影圈多年，最早因与中国第六代导演往来甚密而有“地下电影教父”之称，后任春秋时代电影公司老总，成功制作出《午夜出租车》等低成本高回收的电影，取得商业成功。日前，吕建民导演的纪录片《索马里***》正式上映，继去年《海洋》之后，成为中国银幕上难得一见的纪录片。影片全长87分钟，主要讲述吕建民的剧组，跟随欧盟军队出海抓捕海盗的一段经历。吕建民透露，拍纪录片是误打误撞，“其实去索马里之前，我是想拍一个剧情片。因为对非洲不是特别了解，想到非洲去看一看；偶然遇到了原来的索马里驻华大使，他说你们为什么不拍海盗呢，他愿意提供帮助。这个提议给了我灵感。当时是2010年，海盗是全世界的一个焦点，拍有关海盗的电影，肯定很有意思。但我也就是这么一个构想，能不能到索马里都还不知道。我承认，最初念头完全是出于猎奇心理，索马里可是‘恐怖分子的天堂’，一个连维和部队都无法进入的地方，现在有人能进去，多难得的机会啊！这就激发了我的本能，想去冒个险，觉得自己运气不会那么差就遇到灾难。”2010年12月，吕建民组织了由五人组成的中国拍摄小组，开启“索马里之旅”。出行前想买个保险，却没有哪个公司愿接单；下了飞机，原本许诺来接他们的政府官员在前几天被炸死了。吕建民坦言，这时他其实已经萌生退意了，但就那么凑巧在第三天，他们居然就遇到了索马里海盗，“我们去了当地的一个码头，结果在拐弯的时候，看到有一个类似看守所的铁栏杆，里边有几个黑人。他们说那是抓的海盗，就赶紧去拍。我想，这是天意吧，那么顺利就让我们找到了海盗，太难得的素材了。”于是，剧组在索马里小心翼翼地拍了33天，时时小心言语、文化等方面别冒犯了民风彪悍的居民，比如当地依然很多人认为摄像机和照相机能把人的灵魂吸走而抵触拍摄；当在街市上拍摄时，总能感受到无处不在的枪口，“索马里的菜市场内，水果、蔬菜旁边就是枪，AK47，还有各种子弹头，买完菜拎把枪回去很正常。他们把枪当拐杖使。”而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场去监狱与海盗面对面的采访，当时十几平方的办公室，二三十个海盗蜂拥而入，没有手铐，令他们有些害怕，“当时他们离我们距离很近，嬉皮笑脸，一点也没有我们想象中囚犯沮丧的样子，连警察也是在和海盗互相打闹。他们觉得自己是民族英雄，带动了索马里的经济。碰到他们不爱听的问题时，他们会做斩首和枪杀动作，大家都挺紧张的。”
试水大银幕，不做赔本买卖
五人摄制组全身而退安全回国，吕建民考虑将手中的拍摄素材以纪录片的形式呈现，“原来没想到有这么好的机遇，我们真的非常幸运，拍到了一百多个海盗。带回来的素材，全是零距离接触的珍贵资料，给很多业内人士看了，他们都觉得很宝贵，是全世界独家。当然，这倒不是我们多勇敢，而是这个一直以来被殖民的国家，对白人一向比较反感。我们这次拍到的素材，很丰富，那么多海外公司感兴趣，哪怕是素材都要买。”吕建民认为，他完全可以尝试把这些素材做成一部纪录片，搬上国内大银幕，“现在国内大银幕，放的东西类型太单一了，动不动就是古装啊动作啊，作为观众，我觉得这太单调了，电影本来就该是百花齐放的。目前我们的电影环境，纪录片确实是太弱势了。这些年能够上大银幕的国产纪录片少到几乎没有，但纪录片实际上是有观众群的。另一方面，我们还是生产了一些还不错的纪录片，它们往往在国外拿回一些奖项，却没有平台让国内观众看到。”不过，吕建民表示，自己爱电影，但也是个商人，不至于为“纪录片上银幕”而做赔本买卖。他给《索马里***》算了笔经济账：影片成本并不高，不过几百万元的投资，由他和另一位朋友合资，目前成本已基本回收，“影片的投资是自掏腰包，目前依靠海外版权、网络版权、电影频道收购等已经盈利了。过去电影频道不大买纪录片，这次也买了。所以说，这次影片院线播出，我当然期待票房成绩能好，但没什么票房压力。”或许是不像其他纪录片制作者一样要承担过多经济风险，自认为《索马里***》有潜在市场价值的吕建民，力推该片走影院公映渠道，“发行成本占了制作成本的一多半，这也是一种冒险，此前几乎没有全国公映挣了钱的国产纪录片。以前拍《午夜出租车》，国内银幕上也几乎没出现过这种类型的惊悚片，最后还不是成功了？这次发行《索马里***》，很多影院经理和我说，他们自己会看这部片子，但排片第一天还是不敢多排场次，要走一天看一天，不是不看好，而是他们没有过这种纪录片排片的经验。我理解他们，院线毕竟是商业行为；确实这是没有先例的，但我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突破瓶颈，给他们经验。”
题材很重要，加入商业元素
吕建民告诉记者，从《索马里***》首日放映反馈来看，观众反响不错，票房预计能有惊喜。然而，有些业界人士反馈称，《索马里***》不够客观，是“伪纪录片”，挖掘得也不够深入、细致。吕建民表示，他完全不会在意别人说什么，只要观众满意就行，“传统纪录片人有他们的圈子，他们的意见我考虑不了。我相信，一部成功的电影，不应该只是晚上在家里放着看，而更应该让更多观众看到。”吕建民认为，如果说以前观众印象中的纪录片是那种一本正经、枯燥纯纪录的东西的话，他更希望做“商业元素强的纪录片”，而这也是他一直称自己做的是“纪实电影”的原因，“太老套的纪录片就是再有内涵，无法激起观众的观看兴趣，其他无从谈起。我觉得，要让观众感兴趣，纪录片应该更多商业化：倾注我们的思想，结构有讲究。《索马里***》以纪录片的方式去拍摄一部电影，能给观众很强烈的代入感，但另一反面它又是叙述一个有剧情的东西。当然，更重要的，这部片子能引发兴趣，关键还在题材选择上。索马里海盗是公众比较关注的话题，以前大家一说到海盗，就是带着眼罩、很神秘的样子；那我们给大家看完全不一样的海盗，看海盗真实的生活、情感，不是一下和观众就没距离了吗？”最后，他对中国纪录片商业化给出的首要建议是“选大家感兴趣的题材”，“个人觉得，纪录片还是该考虑商业性，首先就是你关注哪些话题？如果就把镜头对准街边修鞋的，或许也有其意义，但实在太小众了；如果是对准整个社会比较受关注的范围，那它才是大众的纪录片。”
熊君慧：坚持独立视角拍片
作品：纪录片《月亮熊》
尽管从2007年起就开始关注“活熊取胆”这个行业，但要不是归真堂事件引发社会关注，熊君慧、涂俏和陈远忠的纪录片《月亮熊》，可能至今都还没找到机会和平台播出。
最大困难还是资金
《月亮熊》主要通过暗访散养户，反映了黑熊养殖产业的内幕和过程，但和大多数纪录片不同的是，该片的拍摄者是3位行外人：熊君慧、涂俏和陈远忠——他们三人都是媒体人，其中熊君慧是香港《文汇报》驻深圳站记者，涂俏是深圳海天出版社编辑，陈远忠则是《深圳晚报》摄影记者。他们自筹资金、历时4年，走了全国11个省市暗访黑熊养殖场及农户，曾经假扮夫妻、游客，期间还遇到过种种阻扰。
怎么会想到拍纪录片？熊君慧告诉记者，2007年时，她曾在香港《文汇报》上做过三个版的专题报道，但社会反响并不是很大，“通过文字和照片无法将活熊取胆的残忍性直观地告诉广大群众，我们认为，要引起大家强烈的共鸣和同情，一定要用影像，而且由于当时中国的黑熊养殖行业正如火如荼，大型熊场是合法的，这样只有以独立制片人的形式来拍摄这部纪录片”。
虽然非专业出身，但熊君慧表示因为另外两位编导独立拍摄过纪录片(讲述艾滋病人的《小路》)，技术方面并不是问题，拍摄时遇到的最大困难还是资金，其次则是权益不受保障所引起的种种阻扰。《月亮熊》花了近40万，大部分资金来自于一名希望揭示行业内幕的采访对象的资助，“我们觉得应该用中国人的视角来看这个行业，所以没去找外国基金会”。熊君慧告诉记者，片子的制作成本很大一部分在交通，“很耗钱，我们去东北、四川，那么远的路交通是一笔大开支，此外采访对象中除了一名眼科医生外都不在深圳，还得请别人吃饭、买熊胆粉——你一次只买几百块，谁愿意和你说什么？省钱拍不出好片子，该花的还得花”。不过她也坦承，不会花自己的钱去拍片子，“肯定有小众的那部分人愿意来资助你，或多或少。我知道有些独立制片人是用自己工作赚的钱补贴进去，但仅仅靠个人的经济能力实在太惨了，维持都很难，哪里还有从容的时间和精力来深入生活？我还知道有一些纪录片节或项目可以提供一部分资助，但这最多几万块，一定是不够的”。
《月亮熊》能引起巨大反响，一方面是片子本身的震撼力，另一方面，也是有归真堂事件这个契机，“2011年时我甚至以为永远都出不来”。如今，该片卖给了一些视频网站、在上海纪实频道播出，更多电视台的播出也在洽谈中，尽管如此，熊君慧称还是没有收回成本，“最近还有个朋友还问我当初怎么没找他投资，但当得知片子几乎不可能赚钱后，他果断说‘那我不会投’。就算到了现在，刻碟、报名参加国内外的纪录片电影节都还需要额外费用，如果未来能够赚钱，我们会把这笔钱用来继续关注事件的后续发展。以后拍其他的片子，我们还是会采用寻找投资人的方式”。
担心暗访对象现状
《月亮熊》团队的采访方式基本是暗访，比如通过买农户的熊胆粉来了解情况、假扮游客进入养殖场偷拍……但纪录片广泛流传的同时，他们有了新的担心。
在纪录片中打电话假冒购熊掌的刘小童接到了恐吓电话，对方是东北人，熊君慧庆幸目前三人还没有接到任何恐吓电话，而至于片中涉及的暗访对象如养熊户等如今面对着怎样的遭遇，他们很想了解却又不敢打电话询问，“片子出来后对他们会有杀伤力，这是做暗访记者必须面对的矛盾。他们只是普通农民，我们敲开了他们家的大门才看到这个行业的冰山一角，他们本身是无罪的、善良的，如果给他们带来了伤害，这不是我们的本意”。
那么，《月亮熊》是否影响到了他们目前的本职工作？熊君慧表示最近的确非常忙，但除了接受东方卫视《大爱东方》外推掉了其他所有电视台的访谈，因此还算好，“我们的单位都非常支持我们做这件事，陈远忠所在的《深圳晚报》还辟出七八个版来深入关注活熊取胆”。熊君慧不知道国内是否有相关的基金会可以资助拍摄独立制作的纪录片，他们必须自己来面对市场、自己设法解决拍摄中的困难，而和他们相对的，则是以央视为代表的电视台纪录片团队，这些团队不愁资金，还会得到从上至下的配合，但熊君慧表示，自己的存在很重要，“国家队是必须的，他们从宏观层面纪录了大时代的变迁，而我们则是在一张空白的纸上填上几笔。就好比作家写作，有的作家隶属作协，有的则是单干，和国家队相比，我们从一个相对独立的视角去看问题，可以让这个社会得到更立体的呈现”。
“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 ”这句话令很多纪录片人充满自豪。然而，中国纪录片市场却因长期“低收视率”、“低票房”的状况而逐渐边缘化，令制作方过多地承担着经济危险、生命危险等多种危险。投资与成本回收之困、缺乏播映平台等，依然是中国纪录片的拦路虎。日前，纪录片《月亮熊》、《索马里***》因紧扣社会热点话题受到关注，晨报记者专访两片导演熊君慧、吕建民，分享纪录片导演乐与思的同时，也给出“纪录片商业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