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烨解禁归来细数五年经历及变化 称活着就ok
当年对娄烨的“禁拍令”宣读完，娄烨的第一反应是：“那吃什么呀？”对方回了一句：“娄烨，我知道你不可能没饭吃。 (梦想者电影公司/图)
《苏州河》 (梦想者电影公司/图)
《春风沉醉的晚上》 (梦想者电影公司/图)
2011年9月1日，威尼斯电影节开幕。娄烨执导的《花》是“威尼斯日”单元的开幕影片，全球首映。此前他接受国内一个电子邮件采访，对方提起，他身上为期5年的“禁拍令”就要到期了。
“我自己数着呢。”娄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不记得那一天干了什么，但“肯定是喝了一杯”。
2006年9月1日，娄烨和制片人耐安到电影局，听一位副局长宣读对他们的处罚决定。这年5月，娄烨导演的电影《颐和园》在并未通过电影审查的情况下参加了法国戛纳电影节的竞赛，违反了《电影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
他们得到的处罚是“五年内不得从事相关电影业务”。
制片人耐安记得，“禁拍令”宣读完毕，娄烨的反应是：“那吃什么呀？”对方回了一句：“娄烨，我知道你不可能没饭吃。”
的确，“被迫休假”后不久，娄烨又干起来了。2007年底他正式开始了《春风沉醉的夜晚》的摄制工作，去南京看景。2009年，这部影片以法国、香港联合制作的身份参加戛纳电影节竞赛，并获得最佳编剧奖。这一年，他又开始创作新片《花》。这基本上是一部法国电影，大部分拍摄在巴黎完成，90%的对白是法语。
2011年年底，娄烨的工作室从大运村搬到东四环外，一家名叫“梦想者”的新电影公司里——正式“解禁”之前的两三个月，娄烨已经按正规流程进行他新片的工作。现在，暂定名为《谜》的影片已在进行后期制作。
《谜》 (梦想者电影公司/图)
《谜》将是娄烨再度回到电影体制内的作品，它将正常地履行规定手续，如果通过审查，它要面对内地市场和观众。娄烨惟一在内地公映的作品，还是2003年的《紫蝴蝶》，全国票房仅约600万元。
中国电影市场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阔别10年，娄烨和他的新片要在其中找准位置，并不容易。对娄烨与耐安来说，被禁之后，“走出去”是一个课题；现在“走回来”，又是一个课题。
活着就OK
禁拍令生效，娄烨的“梦工作”在国内找不到投资了。公司要运转，导演得工作，他们必须转向完全的海外融资方式。2007年3月的香港电影节，娄烨参加了“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尝试为自己的新片计划《亚米娜》筹资。
2006年秋天，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邀请娄烨参加她主持的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在爱荷华大学的两个多月里，娄烨认识了巴勒斯坦作家萨阿德(Mazen A.L Sa'adeh)。萨阿德生于1960年，在约旦首都安曼的一所大学学习法律时，因为参与学生运动及巴解组织的活动，入狱9年。他与娄烨聊起自己的经历，聊出《亚米娜》的故事构思。这部电影本打算在耶路撒冷拍摄，全部使用中东演员，大量阿拉伯语对白和少量英文对白，是彻底的国际化制作。
但计划因故搁置。娄烨回到他和编剧梅峰自《颐和园》后期时就已开始讨论的一个计划，也就是后来的《春风沉醉的夜晚》。
《颐和园》 (梦想者电影公司/图)
“完全的境外融资，比较顺利，因为之前我的影片一直有国际市场。尤其是低成本影片的境外融资不是特别困难。”“春风”是娄烨第一部用高清数字(HD)格式拍摄的电影，此前都是35毫米胶片。使用HD，一是成本的限制，二是机器相对小巧轻便，不那么惹眼。虽然“春风”是法国、香港合资，但其实禁令中的内地导演在南京拍摄，理论上电影主管部门可以干预和追究。
2008年3月和4月，“春风”在南京拍摄，“也做了一些碰到麻烦的准备，但是很幸运，没碰到什么麻烦。”娄烨说。影片完成，在2009年的戛纳电影节参赛，国内外媒体都关注着国内会有什么反应。最终没有任何政府部门理会这件事。
“春风”在戛纳获奖之后不久，新片《花》的工作在巴黎开始。原著小说作者及影片编剧刘捷是旅法华人，硕士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娄烨在“春风”准备拍摄期间读到原著小说《裸》，故事讲述中国女留学生与法国男子马蒂欧的一场爱情角力。
“《花》已经是法国电影工业里面的一个事，我是作为一个外国导演在为法国电影打工。”娄烨笑道，“如果我们想在中国上映，还要向法国公司购买发行权。”
基本上非母语对白的影片拍摄，在娄烨是头一回。在现场他的耳机里一边是同期声，一边是汉语同声传译，与法方副导演的配合也非常重要。娄烨笑称这次终于体会到贝托鲁奇当年的路子——1986年意大利导演贝尔纳多·贝托鲁奇在北京故宫拍摄《末代皇帝》，娄烨正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上学。“那时候我就不明白，都是中文对白他怎么拍的。”
“法国电影业确实是作者电影导演的一片乐土。”娄烨这样总结为法国电影打工的心得。所谓“作者电影导演”，即艺术片导演，或作家电影导演。法国对创作者的尊重和保护首先体现在影片拍摄合同里，“在中国制片方跟导演或编剧签约，片子拍出来(版权)跟你没关系，但在法国，哪怕只占很小比例，你也是影片版权所有人之一。”耐安说。
禁拍令之初，娄烨和耐安明显感觉到了公司的经济压力。但禁令5年间，娄烨基本没有接电影之外的工作，比如广告。尽管有不少机会找上门来。“我的态度就是我能活着就OK了，要求不高，”娄烨说，“艺术片还是可以养活一个导演的。”
《紫蝴蝶》 (梦想者电影公司/图)
在影检制度下拍部新片
从《苏州河》、《紫蝴蝶》、《颐和园》直到“春风”，娄烨的电影始终描写无助甚至绝望氛围中的男女爱情(或者男男爱情)。各有缘故，只《紫蝴蝶》一部影片得到了内地公映的许可，其他影片都是通过盗版影碟、网络下载的惯常路径与内地观众见了面。
新片《谜》还是现代情感故事，编剧搭档梅峰的创作源自网络上的真实事件：女子在网络上发现丈夫出轨的蛛丝马迹，再匿名在网络上就此事与网友讨论，听各种人支招。
从剧本大纲报电影局备案，到最终获得电影拍摄许可证，《谜》用了五个多月。“要调看剧本，然后送剧本，按规定30天内要给回复，差不多就等足30天，拿到意见。我们修改再送，再等30天……我们一直在做，一直沟通，剧本最后通过了，特别高兴。”娄烨说。
5年禁令期内拍摄的“春风”和《花》是娄烨最自由和快乐的创作，因为“根本不用去想通过不通过”。
但现在，娄烨决定在影检制度下干一部片子试试看。“美国的电影审查一度非常严格，但是直接造成了黑色电影的出现。我们现在比他们那时候好多了。”
1930年，美国天主教教士丹尼尔·劳德提出电影败坏了美国人的道德观，他起草了一部影片检查法典，后来成为电影业自律的规范，史称“海斯法典”，是美国电影历史上最严厉的审查制度。法典规定了电影的许多“不能”，比如不能表现对犯罪、非正义行为的同情，不能鼓励模仿这些行为，不能让罪犯不受惩处，不能出现裸体、接吻、饮酒，不能让人反感婚姻制度……
随着公众价值观改变，“海斯法典”渐失人心，最终在1968年被电影分级制度取代。但法典实行的三十多年里，好莱坞除了制造出许多主流价值作品，也大量诞生了一种中低成本电影，它们并不违反法典中的规定，却弥漫着消极、颓废、宿命论的情绪，在价值观上与“海斯法典”的动机完全相反。无论犯罪片、西部片，还是科幻片，甚至动画片，具有这种价值观特征的影片日后被称作“黑色电影(Film Noir)”，拥有大量影迷，也成为一种美学现象。
5年来有哪些变化
《花》在威尼斯放映，娄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自己逃脱了电影审查制度，但已经不是中国电影的成员。“你是愿意完全逃脱，还是愿意成为一个所谓本地电影人，这个选择永远是一个悖论。”娄烨说，这需要电影创作者共同抉择，“韩国和日本都有这个抉择的过程，他们不愿意在审查制度下熬着，就这么简单。”
2012年1月8日，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在北京开迎新年会，会长李少红特别邀请了娄烨、李玉等还不是协会会员的导演参加。娄烨是第一次参加导演协会的活动，“我说组织终于找到我了。我终于有一个归属感了，感觉自己是中国导演的一员。”
娄烨上台简略讲了自己5年来在外拍片的经历，他见到不少多年未见的熟人。
在这之前的2010年7月22日，王小帅的电影《日照重庆》在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试映，他叫来贾樟柯、娄烨共聚。影片映毕三人上台，贾樟柯花整整15分钟念了他刚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文章——《我不相信，你能猜对我们的结局》。文章里写道：“我最难忘的是在2003年，在北京电影学院，那天大部分所谓的‘第六代’导演被宣布解禁。有一位政府官员说，今天我们给你们解禁，但你们要明白，你们马上就会变成市场经济中的地下电影。随后将近六年的时间，我亲身经历了新的、来自市场的冷酷。”
这几位“第六代”的标志性人物，娄烨当时还在禁令中，贾樟柯和王小帅坚持经营着个人创作，他们的电影本不属于商业片市场却只能在商业片市场里勉强挣扎，过得很不舒服。如今，进口分账影片年配额增加到34部，艺术电影或作者电影的空间势必更小，贾樟柯已经在北京东郊找地盖一间100座的影院，“好好为文艺青年服务”。
娄烨不太在意商业或艺术的取舍，“实际情况是90%的商业电影和90%的艺术电影都是赔钱的。你愿意做表达自己感受的电影，不一定挣很多钱，但是会得到每天累死累活拍大片的导演得不到的感悟。”
电影业内有观点认为进口商业片数量的增加，会间接推动国内电影审查的宽松。娄烨的看法显得“保守”：“从美国电影角度来说，我的片子要在中国放，你剪成什么样我都同意，因为我要你的市场。全世界都已经发行了，它根本无所谓在一个地区减少一点***或者别的什么内容。好莱坞影片大举入侵在即，可是我们还没解决自身的电影检查问题。”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李宏宇
(鸣谢U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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