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人吐槽合拍片 揭示纪录片生存现状

张经纬是香港为数不多的纪录片导演

杨紫烨生于中国香港，后移民到美国，现居北京。

作为香港艺人曾志伟之子，曾国祥一直投身于电影

《麦乐伦事件》的另一位导演尹志文

　　自2003年内地与香港签署了CEPA协议(《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来，香港导演几乎倾巢出动“北上”发展。内地与香港合拍片一般有比较充足的资金支持，而广大的内地市场也为低迷的香港电影市场开拓了新的天地。但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内地的电影审查，纯正港片也在逐渐消失。

　　电影监制、导演、编剧郑丹瑞曾直言不讳地表示现在为了符合“合拍”条件，时刻都在想“行不行”，创作自由度不如以前，但他也说：“我对‘活化永利街’(见文后“注”)的倡议有所感触，香港电影就像永利街，需要活化。永利街代表香港电影工业，曾经风光一时。每位电影人心中都有一条永利街，很想拍香港电影。”

　　第十届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HAF)大奖于前晚揭晓。作为亚洲电影的融资平台，HAF每年吸引了不少亚洲电影人的参与。今年入围的几位香港导演带来的作品项目，志在发掘合拍片以外的市场空间。HAF的常客彭浩翔的新项目是悬疑、灵异题材《碟仙》。他很懂得向投资人推荐自己，“秘诀很简单，我不会只单纯地给他们讲故事，而是告诉他们市场定位在哪里，能收回多少钱，是否有机会赚更多钱。” 获得本届HAF大奖的新锐导演曾国祥慨叹市场上有太多相似的片种，他的新作是根据香港历史上的政治丑闻改编的，他表示：“想拍香港电影的原因是可以发挥自由创作精神，不受限制。”HAF今年首次接受纪录片提案，曾夺得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的香港本土纪录片导演张经纬也带着作品来参与。他坦言，虽然找投资很困难，但“纪录片在香港是在进步的”。

　　(注：为保护历史建筑，香港推出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由政府与非政府机构共同合作，并加大公众参与的力度。永利街位于港岛上环，那里完整保留着旧香港街景。拍摄于2009年的港片《岁月神偷》主要在永利街取景。影片在柏林影展得奖后，全港轰动，舆论呼吁“停止拆卸重建、完整保留永利街”。当时永利街的拆除重建已成定案，后来在多方努力下，重建方案被迫修改，永利街得以保留。)

　　张经纬是香港为数不多的纪录片导演，他的第二部纪录长片《音乐人生》获得第46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他也凭借该片在第2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中获新晋导演奖。张经纬也是一位优秀的编剧，其根据香港天水围发生的家庭伦理惨案写成的剧本《天水围》获得2005年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的最佳故事奖。该剧本由许鞍华拍成了两部电影《天水围的日与夜》和《天水围的夜与雾》。

　　张经纬：纪录片在香港是在进步的

　　：先介绍一下这次拍摄项目的题材。

　　张经纬：《音乐中国》是通过琵琶大师方锦龙以及他所经营的女子民乐组合“芳华18”，探讨中国改革开放后，艺术家失去国家扶持，走进杀戮战场般的市场时，如何千方百计求生的生存状态。

　　：拍纪录片对你来说找资金困难吗？

　　张经纬：找人要钱，不会容易的。

　　：有没有基金资助纪录片的拍摄？

　　张经纬：还是困难的。(香港)电影发展基金帮你出三分之一的钱，但制作上要剧情片，不支持纪录片。希望它能改咯。纪录片只能去找艺术发展局，发展局给的资金不太多，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就希望电影发展基金能改善一下。

　　：香港纪录片市场如何？

　　张经纬：客观来讲，纪录片在香港是在进步的，和九七回归有关。1997年回归之前就有一些纪录片挺好卖的，譬如云南女儿国之类的题材。九七回归之后，社会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自以为很熟悉的环境变得不熟悉了，有人拍中心，有人拍喜帖街。作为工具，纪录片一直都在行进。

　　：纪录片是否能给投资人回报？

　　张经纬：我很少想商业回报的问题，就像《音乐人生》，当年很明显投资方是有一个回报的，还有《歌舞升平》(2007年)现在都会有电视台去买。虽然过程比较长，但是慢慢大家都收回成本了。好的作品都会赚回来，只是时间问题。

　　杨紫烨生于中国香港，后移民到美国，现居北京。2006年，她的纪录片《颍州的孩子》以艾滋病孤儿为题材，获得第79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杨紫烨还在1997年陈冲导演的《天浴》中担任剪辑师和副制片；在陈冲导演的另一部好莱坞电影《纽约之秋》中担任剪辑师。

　　杨紫烨：《桃姐》的成功让我看到信心

　　：新项目的灵感来自于哪里？

　　杨紫烨：我看过一个视频，是一种非法手段拍摄的，讲的是广州三元里有许多非洲人居住，因为他们的肤色，的士司机叫这里“巧克力之城”，但对来自非洲的淘金者而言，这里是他们心里头的迦南——应许之地，因为你能想象到的，都能在这里找到。《巧克力之城》讲述的就是三个在广州谋生的异族人在当地欲望与现实的冲突。

　　：为什么这部影片以故事片形式呈现而不是你之前擅长的纪录片？

　　杨紫烨：其实我一直在做纪录片，而且也带了不少青年导演。虽然包括美国在内，全球纪录片市场都不是很景气。早前美国有很成熟的市场，公共电视台给资金，美国政府也会有扶持。但是现在这方面都在削减预算，包括一些网站占领市场，纪录片也没什么人看，新导演很困难，比10年前困难了很多。这个故事比较适合拍成故事片，《桃姐》的成功让我看到了信心，这样虚构和真实结合的现实题材影片能有这么好的商业回报，其实观众挺会看的，他们喜欢这样接地气的电影。观众是需要慢慢培养，成熟起来的。他们需要看有营养的东西。

　　：目前对你这个拍摄计划有兴趣的人主要来自哪里？

　　杨紫烨：大部分都是欧洲方面的，法国人有兴趣的比较多，他们也是有很多外来移民者。

　　：你是否一开始就确定了主题毫不动摇，会为了迎合市场做妥协吗？

　　杨紫烨：我还是希望能在内地上映。其实我的作品主要讲人性，人与人的关系，包容的地方，找到爱、理想。内地方面的审查制度似乎也开放了一点，《让子弹飞》都可以，我应该不需要妥协。

　　曾国祥：找投资不难，只要剧本好、市场定位明确

　　：你这次的电影计划是什么？

　　曾国祥：这个题材是来自“麦乐伦事件”，是香港历史上重大的政治丑闻。我主要是想让这个事情还原真实，其实大家都不记得这个案子了，发生在1980年代，我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听说的，非常有兴趣，我就去查很多资料。本身就是一件很戏剧化的事情，为什么会有一位警察在暗室里面身中五枪，而被宣布是一次自杀事件，慢慢发生了很多事情，大家有很多隐忧在里面。

　　(注：1980年1月，隶属新界指挥控制中心的麦乐伦督察因涉嫌强***同性华人青年未遂被检控。同月15日，他被发现反锁在宿舍内，身中五枪身亡。当时舆论怀疑麦在被调查期间，泄露了警队高层有多名同性恋者，才被人谋杀灭口。此案激发起香港同性恋者采取行动，推动同性恋非刑事化运动。)

　　：这个故事的新意在哪里？

　　曾国祥：这个题材有很多元素在里面，有阴谋论，有警察，有法律，用一种罗生门的方式去做，演不同的人口中的麦乐伦。其实事件本身就有很多吸引观众的戏剧化成分，很真实的呈现，就已经能满足到观众了，是个很成熟的题材了。

　　：对于一个新导演来说，找投资难吗？

　　曾国祥：我5年前想做电影的时候是很困难的，大家也知道我爸爸的人脉关系 ，但是我一开始就决定不要靠他。我自己找老板，被拒绝，被要求改剧本，这样反复进行有4年的时间。当时他(曾志伟)也看不下去，说如果你准备好了，我就帮你找投资。但是我就是觉得这样不舒服，我要自己找。现在回看，要有这样的经验，就会珍惜。

　　：为什么会想到在HAF寻找投资？

　　曾国祥：我第一次听说(HAF)是从彭浩翔那边，他每年都来这里得奖“骗钱”的。我这次试过也觉得这里的方式比较开放，有效。

　　：你觉得现在香港电影的投资环境如何？

　　曾国祥：其实香港电影的投资比较多元，内地市场、海外市场，都会有接触。现在来说，我不觉得有困难了，只要有好的剧本，有说服力，只要你看清楚你的市场在哪里。譬如(麦乐伦)这个题材稍微有点偏锋，如果没有内地市场的话，预算来说就打低一点。这是现在香港电影面对的一个事实——你在自己的创作里面要考虑预算这个事情，我想如果写一个比较偏激的剧本，那么就一定没有内地市场，整个预算就一定有上限。你自己在写的时候就要知道，如果预算不多，就不要写一些会很花钱的情节。但是从找资金来讲，我觉得不算难。

　　：你觉得现在香港电影人找投资的方式有变化吗？如何推荐自己的作品吸引投资？

　　曾国祥：其实很多时候都是闲谈式的，或者有时会稍微正式一点。我会上公司去讲一遍给他们听，但是通常是在一些聚会上大家碰面，就会互相询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