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乐队主唱丁武：不献媚听众 为自己服务

　　丁武认为，当下中国唱片市场，知识产权保护尚不完善，造成音乐质量下滑、精品少，很多音乐人为了生存远离了当初的理想。

　　姓名：丁武

　　职业：唐朝乐队主唱、画家

　　年龄：50岁

　　梦想：带着乐队一直往前走。

　　经历：1984年，组建不倒翁乐队。

　　1987年，担任黑豹乐队主唱。

　　1988年，组建唐朝乐队，任主唱和节奏吉他手。

　　1989年，唐朝乐队遇到困境，临时性解散，远走新疆。年末，重新组队参加了北京首都体育馆举办的“90现代音乐会”，演唱了两首歌曲。

　　1990年，与滚石唱片签约，出版唐朝乐队的第一张专辑《梦回唐朝》。

　　1994年，唐朝乐队与魔岩三杰一起在香港红墈演出“摇滚中国乐势力”大获成功，成为唐朝乐队鼎盛时期的标志。

　　6岁随父母下放东北

　　我前年第一次办画展，从童年画起，今年展的20多幅，画到七几年，延续了我的生活故事，以后所有作品，基本都延续我的童年、青年、中年时期，我把这些生活中的小插曲小故事串联起来，从中反映我的态度。

　　六岁之前，我住在空军大院，之后随父母去东北下放，一家五口在黑龙江大山里一下待了5年。在大山里不用上学，无忧无虑，父母在干校每天挨批斗，喂鸡喂猪，根本没时间管我们，所以我童年记忆都在那边。我四五岁就喜欢画画，在东北时弄点纸笔画给他们看，家里觉得，反正没学上就画着玩呗。1972年回北京后，还给我报了少年宫，一直学下来了。

　　那时，父母管得比较严，院里的孩子可以玩，外面的孩子不能玩，“文革”时期外面比较乱，他们觉得部队里的孩子和家长都认识。其实部队里的孩子也老打架，空军的和海军的打，海军的和陆军的打，陆军和地方的打，菜刀队、斧头队经常约到大黑山打群架。我那时候还小，跟着我哥屁股后头看看，父母比较担心，希望我在家好好画画，别出去惹事。

　　唐山大地震那年接触吉他

　　我1976年开始接触吉他，那年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大家都搬到地震棚里了，当时有个小孩在地震棚里老弹吉他，就觉得这个挺好玩儿。那一年，主要国家领导人相继去世，国家出现变化，文化上也出现了新事物。

　　在我印象里，当时社会有三类人，部队、高干子弟，改革开放初期，去广州贩个表，做点生意，后来这批人都发了；另一部分因为家里的约束，正常上班；还有一批人，喜欢画画弹琴，发掘点电子产品，每天在大街上串来串去。我属于第三类，发蔫，什么事都往后躲。

　　我报了吉他班，从这之后，就有两拨朋友，一拨是美校画画的同学，一拨是音乐班的朋友，我们经常互借资料，上美校第二年，我已经萌生组乐队的想法。

　　父亲让我别钻牛角尖

　　我的父亲是个好父亲，但不太理解当时我做的事，他不明白我为何不好好画画却去搞摇滚，也看不惯我留长头发、穿皮夹克，他经常会对我嚷嚷：“都夜里3点了，还梆梆梆瞎弹什么吉他。”那时我们父子之间战火不断，气急了我就砸吉他。

　　另一方面，他能通过我的表情了解我的心态，毕竟我是他的儿子，藏不过他的眼睛。1992年，刚录完第一张专辑，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觉得很多东西做得不到位。父亲每天会临王羲之的字，有天他问我：“你看，《兰亭集序》通篇下来我写得好吗？”我说：“写得好！”他又说：“其实里面有个别字写得也不好。”我一下明白了，父亲想让我知道，很多东西要从大的角度看，不要钻牛角尖，不要太追求完美。

　　后来我写《浪漫骑士》纪念去世的父亲。

　　靠扒国外摇滚带子学习

　　我自己做过鼓、效果器、吉他，刚开始没钱买，什么都做过。当时就王府井有个琴行，走到那，最起码要待半个小时，那有把蓝色的国产吉他，好像是鹦鹉牌的，现在扔给谁都不要，但那会，北京市只有那一把电吉他。

　　通过两年多的努力，我们把这点家底都攒齐了：两把吉他，一个贝斯，两个音箱，一套鼓，三个麦克，若干功放，这些钱从哪来呢？我父母会给一些，多数消耗在美术上；快毕业时，关系网比较广，总是想办法画风筝、小人书插图、广告，挣钱买音箱，我等于是用美术来养音乐。

　　不是我一个人，上世纪80年代玩摇滚的都那样，而且没有资料，都是自己摸索，那时常常扒国外摇滚音乐的带子，一首歌要扒两周到一个月，完全靠自己俩耳朵，一小节一个音符地听，一个音符有可能听一晚上，因为听不准。

　　艺术家不能自己上钩

　　我们的唱片市场一直不好，90年代时海外公司看中这片市场，所谓“市场”指刚改革开放，他们断定在这股动荡的大潮里，文艺青年中会涌现出一批人，对这个社会发声，催生出新的文化。每个国家或地区都会有这样的时代，他们提前走过，所以做为生意人，他们来做投资和企划，但是不规范，产生的东西到中国马上面临盗版，他们可能也知道，以为经历两三年就会遏制，但中国这个市场人太多，地太大，控制不了，他们就撤了，整个中国唱片业在这个基础上变成恶性循环，导致现在这个状况。不是说音乐人的水平下降，是整个音乐行业的环境都恶劣。

　　很多传媒公司想让我出来单干，或者写点好卖的歌，商人要回收快利润高，他自然要用商业运作的方法去引导，这很正常，上不上钩是艺术家的事，虽然放弃了很多机会，但我觉得自己的选择是对的。画画也一样，有的画家会马上转舵，变化非常快，什么好卖就画什么，物质的东西满足了，精神就会损耗一些，都是公平的。

　　5年后，人们会接受

　　《梦回唐朝》专辑出版后，我只拿到几千块钱，而外面很多人以为我们发了。当时我工作也辞了，没有收入，还经常向家里要钱，但这种压力促使我去创作。说实话，那时的我们是一群乌托邦。

　　我在美校时期学的是艺术理论，它让我在碰到选择时，能够判断出什么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什么会被时代淘汰，美术和音乐在理论上是相通的。我坚持做自己想做的，而不是迎合观众的喜好，我为自己服务，可能辛苦5年甚至10年不被人理解，但5年之后，人们会接受。

　　我还有个梦想，争取我们自己制作一个专辑。现在的中国唱片市场，知识产权保护尚不完善，造成音乐质量下滑、精品较少，很多音乐人为了生存远离了当初的理想。制作专辑的过程更像是导演，光有艺术家不行，还得有装裱师，中国音乐市场在这块特别匮乏，所以我现在正自学。

　　我们乐队不算长久，现在还有乐队保持了30多年，我的任务就是让乐队往前走，别出什么事，这是最重要的。

　　晨报记者 王文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