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杨树鹏：我不怕跟好莱坞打(图)

杨树鹏

　　现在国内很多电影都是低智商水准，这让观众很窝火，也让所有的电影工作者感到耻辱。

　　必须庸俗地承认，一个长得比较帅的男人，通常情况下更容易讨人欢心，如果他又是特别能说会道，那估计能迷倒一群女人。

　　杨树鹏就是这样的一个男人。事实上，目前国内大部分跑电影线的女记者，只要提起杨树鹏这个名字，大部分都是赞美，至少不会贬低。

　　见到杨树鹏的那天下午，是在北京雍和宫附近的一幢写字楼里，他的新片《匹夫》已经公映。跟同期上档的《黄金大劫案》比起来，《匹夫》的票房不算太好。包括他的前一部作品《我的唐朝兄弟》，票房也不理想。再往前的《烽火》，基本没票房可言。

　　“很多投资方都想不通，为什么我的片子票房那么差，还有那么多媒体支持我。”杨树鹏认为这跟自己长得帅不帅没多少关系，更多在于自己对电影的那份热诚。“我拍电影都是在尊重观众智商的基础上拍的，现在国内很多电影都是低智商水准，这让观众很窝火，也让所有的电影工作者感到耻辱。”

　　早在中央电视台工作的时候，杨树鹏就想通了这一点。当年在网上流传甚广的搞笑短片《分家在十月》，就是杨树鹏捣鼓出来的，他很清楚观众早厌烦了央视那张一贯高高在上的面孔。

　　但最早进入央视的时候，杨树鹏还没有这样的胆量。“我都听不懂同事们在说些什么，他们开口人文关怀，闭口后现代主义，净搬弄一些大词，听起来很唬人，感觉完全不在同一个话语系统里。”但待了七八个月之后，杨树鹏就有了智商优越感，因为他发现很多人只会聊大天混日子，“早上来了就喝茶看报纸，下午继续喝茶看报纸，到点儿就下班走人。”

　　直到认识崔永元，他开始在《实话实说》栏目做编导。后来崔永元做《电影传奇》，杨树鹏顺理成章地干起了总导演的工作。“跟小崔做《电影传奇》的那段经历，对我后来从事电影行业是种非常好的训练，让我在现场不会糊涂。”

　　而在这之前，杨树鹏完全是个门外汉。

　　街头混子 亲眼看到过有人被活活砍死

　　杨树鹏1970年出生于陕西宝鸡，满族。

　　从小他就是个街头混子，“每天在街上跟人打架，也没好好上过学，就是大人眼里的坏小孩”。那时候杨树鹏是学校里的小霸王，每天中午他负责帮全班去学校总务处领面包，“我每次都多领几个，比如班上45个人，我就领55个面包”。多出来的面包，杨树鹏有两个用处，“可以多分几个面包给自己喜欢的女同学，剩下的面包就捏成一团，最后捏成一个球，看谁不顺眼就打谁。这种面包做的球，打人特别疼，还不会受伤”。

　　长到十五六岁，杨树鹏已经是他们那一片街道的孩子王，“整天带着一群差不多年纪的小孩，在街上晃荡”。有一次他们碰到一个二十多岁的壮小伙，“他觉得我是小孩，就来欺负我，我们一堆人冲上去，把他按在地上一顿暴打”。直到有路人在旁边喊：“别打了，再打就要出人命了。”杨树鹏他们才停手，那个小伙子爬起来，然后在摇晃中继续倒下。

　　现在听起来很残暴，但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打架这件事，是很多人当时唯一的娱乐方式。杨树鹏说：“我还亲眼看到过有人被活活砍死。”

　　杨树鹏为自己的这段人生做了总结，“那时候刚发育，全身都是荷尔蒙，不知道该怎么发泄，只能发狠”。

　　长大成人后的杨树鹏，跑去甘肃做了消防员，“还是四处打架，那时候就是有一股无名的怒火，除了喝酒打架，还能做些什么？”

　　幸运的是，杨树鹏找到了一些别的事情做。

　　上世纪八十年代，全中国都刮起文艺复兴的风潮。杨树鹏虽然没好好念书，但他对文学有天生的热情，于是跑去参加一些文学活动，“还在西北一家叫《飞天》的刊物上发表了诗歌，这把乡亲们都惊着了，心说这SB居然还写诗？！”

　　文学青年 花5毛钱买一份报纸进入文化圈

　　本来按照这样的人生轨迹，杨树鹏最多也只能做个业余诗歌爱好者，然后跟大多数文学青年一样，最后结婚生子，默默老去。

　　杨树鹏的父亲是一名电影放映员，“我特别熟悉电影的那种氛围和质感，从小就知道电影的声音是藏在一框一框的声道里，也知道为什么银幕上的人会动，可能很多人到现在都不一定知道。”当然，对身为消防员的杨树鹏来说，电影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太遥远了，像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但他不甘心自己就这么在大西北生活下去，上班下班，喝酒打架，偶尔写诗，“我想做个有文化的人”。为此，他自费跑去四川美院听了一整年的课，发现没有绘画天赋，又跟随时代的浪潮，前往海南发展。“其实有点儿理想主义色彩，我记得小时候买过一个本子，里面有张图片是海岛风光，天空特别蓝，云朵儿特别白，冲这个就去了海南”。

　　但现实一点都不理想，在海南的时候，杨树鹏陷入窘迫，“连看报纸上的招聘广告，都要事先在报摊前翻一翻，看到有合适的才掏钱买，就图着能省5毛钱”。

　　终于有一天，他花5毛钱买了一份报纸，上面有家影视公司正在招编剧。“我从十几岁就偷偷写剧本故事，写一个警察怎么追囚犯，一直追到沙漠里，然后两人必须共同面对生存问题。”等他进了这家公司，发现完全不是想的那么回事，公司的业务范围是替企业拍广告，而他所做的事情就是为企业写广告文案。

　　不过这至少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也是一块很好的跳板，杨树鹏总算进入了跟文化沾边的圈子，也为自己找到了新的机会。在一次他去新华社借用机器的时候，没有正经文凭的杨树鹏，居然获得了新华社的工作岗位，接着就从新华社转到央视，成了真正的文化人。

　　电影导演

　　离开崔永元是因为说完了想说的话

　　在央视干了6年，杨树鹏一直跟着崔永元。离开《电影传奇》的时候，外界盛传两人之间发生了极大的矛盾冲突。杨树鹏说不是这么回事，“我离开是因为说完了想说的话，而且觉得自己必须要弄自己的电影，没法再等了”。

　　杨树鹏跟女朋友说了想拍电影的念头，然后两人分头找投资。事实上，跟大多数年轻导演比起来，杨树鹏找资金的过程并不坎坷，甚至可以说一帆风顺，反倒是拍片的过程中，历经了各种艰难。“第一次拍完之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剪，电影胶片跟电视台用的磁带不一样，声画不同步，处理起来特别难”。

　　就这样，他的第一部电影《烽火》出炉了。“死文艺死文艺的一个电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拍成这样。我朋友说都不像我拍的，我说我就是这样的人啊，这是我内心的另一面”。

　　从一开始，杨树鹏就定位自己是给院线拍片的导演，而不是地下导演。“我觉得任何一部好看的电影，就是商业片。商业片的属性就是获得尽可能多的观众认可，也就是用最通俗的故事给最大可能量的观众看”。《烽火》没做到这一点，票房自然很失败。

　　“如果说《烽火》是打了我一巴掌，让我从一厢情愿中清醒过来，那么《我的唐朝兄弟》像狠狠地揍了我一顿”。在前期筹备《我的唐朝兄弟》时，杨树鹏尽可能考虑到了商业因素，“我尽自己最大的能力，请了能找到的最大牌演员(胡军、姜武、李立群)，电影拍得不错，但找的发行方是新手，最后的运作毫无章法”。

　　必须得说，杨树鹏是个幸运的家伙。尽管连续两部电影都遭受市场打击，但他迎来了中国电影突然资金喷薄的好时代，于是有了现在的《匹夫》。“在我的想象里，科恩兄弟和昆丁·塔伦蒂诺的电影都是有智商水准的，《匹夫》也是。当然，相比之下，《匹夫》更商业化”。

　　虽然目前《匹夫》的票房数据还没有全部出来，但杨树鹏下一部甚至下下部的电影都已经找好了投资，“我现在的困惑在于，不知道中国观众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我不怕跟好莱坞打，我怕的是别人不理解。大家一边看你的电影，一边骂你大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