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赵涛脱离群像而丽

赵涛

　　“她觉得应该由我一个人接受荣誉，所以怎么都不肯(和我一同上台领奖)。我知道她心里一直有一个东西，一直想往前走。”——贾樟柯

　　本刊记者/滑璇

　　从影12年，主演过的电影屡屡在国际电影节获奖，可是，国内知道赵涛的人并不多，更多人，认为她因贾樟柯而名。直到《我是丽》。

　　2012年，赵涛凭意大利电影《我是丽》，获意大利阿斯蒂电影节、意大利金像奖最佳女主角。终于不再只有“贾樟柯御用女主角”这一个标签，或许对她而言，这是一个足够长等待之后的再一次正名。

　　获奖之后，贾樟柯曾问赵涛想得到什么礼物，赵涛问，“可以买下《我是丽》中国的版权吗？”

　　生活里的赵涛，和银幕中很像，不急不缓，也没有太多的情绪起伏。采访赵涛，是在北京的一家咖啡馆里，此时恰逢戛纳电影节上女演员们红毯斗艳，赵涛安静地坐着，依然轻声慢语，简单的桔色长袖衬衫、蓝色牛仔短裙，一双白色帆布鞋，比电影中漂亮瘦小许多。她说话时嗓音清亮，语调平和，条分缕析，或许曾经当老师的关系，她善谈，且总是把叙述清楚地分割为“第一”“第二”“第三”。

　　“我非常清楚自己是谁，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演员的特殊性让我受到很多关注，但这是职业带给我的，而不仅仅是我个人赢得的。”虽然没有上过一天表演课，但如今的赵涛很自信自己演员的状态，也更确定合适自己的角色该是什么，无论电影还是生活。

　　这是众多艳丽争奇的演员们想而不得的。在众多女演员中，赵涛没有火辣身材，没有出格言语，更没有耸人的表现，连在电影里，她都常素颜出镜，充当贾樟柯镜头下芸芸众生相中的一个。这样一个人，在靠出位搏版面的娱乐时代，很容易被湮没，即使在她手持意大利金像奖影后小金人之后。

　　“这只是我的开始”

　　中国女移民孙丽从罗马流落到威尼斯小镇秋加的咖啡馆里打工，邂逅了老渔民“诗人”，并产生了朦胧暧昧的感情。但为了让儿子成功移民，丽不得不结束这段的萌芽之中的爱情。这就是《丽》向观众讲述的故事，赵涛在片中饰演女主角丽。

　　作为在意大利小镇秋加的咖啡馆里打工的中国女人，外形以及中国式的勤劳、隐忍让她与当地人形成鲜明反差。在拍摄现场，赵涛朴素的表演风格也与意大利式的夸张大相径庭。虽然环境故事、合作对象不同，赵涛不觉得孙丽和以往她在贾樟柯电影中的角色有太多差异，“丽也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下一个普通的中国女人，其他角色是在地方，丽只是来到了海外”。

　　在贾樟柯的电影里，赵涛演的一直是个普通人，毫不起眼。就像贾樟柯对她的要求：站在人群里不能让人看出你是演员，却又要表演。

　　对于与贾樟柯团队合作起来驾轻就熟的赵涛，与意大利导演安德烈·赛格亚的合作是一个新的考验。

　　赵涛曾经两次专门飞到秋加试戏。从没接触过意大利语的赵涛说，她一紧张反而很快读准了发音、背会了台词，双方原本对于语言的担忧一下烟消云散。正式接戏后，赵涛提前要来全部的意大利语剧本，死磕半年把自己的台词背了下来。她还请人把搭戏演员的台词用中文一句一句标好；没有自己的章节，就写好中文段落梗概。

　　这个状态也是以前和贾樟柯合作中从没有的，因为贾樟柯常在现场改词，熟悉他的演员都知道不用背词。“背也没用，反正现场要改”。

　　开拍前一个多月，赵涛飞抵秋加安顿下来，每天和安德烈聊天、和演员排练。安德烈详尽地讲解着关于电影和角色的一切，他们在一起时赵涛都不用说话，只需要聆听。这让一贯安静的赵涛非常高兴。

　　与贾樟柯随时推倒剧本重写的即兴风格不同，安德烈的拍摄永远按部就班地进行，制作安排也很周密。赵涛很喜欢这样的工作节奏，让她有充分的时间消化角色。“在《丽》里，我知道所有的前因后果。而《三峡好人》，我只知道我叫沈红，是个***，从山西到四川来找男人。其他——没了。”

　　但是，完全不用即兴创作的表演也让赵涛失去了新鲜感。她曾经向安德烈表示100%的按部就班有点没劲。结果第二天再拍同一场戏时，除了台词没变，调度、走位全变了。只是很小的变化，赵涛感受到了创作的乐趣。当安德烈再次问她感觉如何时，她笑着回答“感觉挺好”。

　　拍摄《丽》是赵涛非常享受的三个月。每天8小时、甚至6小时的工作时间，中午11点半准时吃桌饭午休到1点半，每周工作5天？???这些对中国演员来说都是陌生的体验。每次对着晴朗的天气和美丽的景色早早收工，让赵涛很不适应。一次，休息时间到了，制片人为了阻止摄影师给赵涛多拍1分钟而大吵了5分钟。赵涛很感慨，这是她第一次感受到有人为了保障演员的权利而努力。

　　由于前期准备充分，开拍后一切工作都很顺利。她一不留神，已经从贾樟柯电影里的1/N，变成了《丽》中的1，一个人挑起了一部戏的大梁。

　　不过对于这样的变化，赵涛似乎不很在意。“我一直都在演女主角啊。只是电影需要我突出的时候，我就会这么做。”她说。

　　情感在平静中抒发

　　《我是丽》中没变的，是赵涛体验式的表演方式。

　　赵涛没学过表演，她对电影的认识是在片场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饰演角色前，她会让自己身临其境地去感受，走进那种生活环境，走进那种情感氛围。她说，当她用人物的心境感动了自己的时候，情绪就会自然流露，通过表情和肢体表现出来。

　　即使情绪再激烈，性格如她在角色里仍不会太外向地表达，“如果我要抒发一种痛苦的情绪，不一定要通过流眼泪来表达。只要我的内心在真正的痛苦地挣扎，我的情绪就已经到位了”。

　　丽是一个在海边长大的女人，在剧本里，丽到了威尼斯见到海时欣喜无比，立刻脱下衣服换上泳衣，跳进海里尽情游泳。可赵涛觉得丽的欢喜应该含蓄地留在自己心里，“如果我是丽，我不会这样”，她找到导演，一番讨论后，安德烈采纳了赵涛的建议：丽没有下海游泳，只是挽起裤腿在水中自由嬉戏。

　　情感在内敛中抒发，为赵涛的表演带来很多触动人心的细节，它们通过大屏幕呈现出来，给安德烈带来意外的同时，也让她首次斩获影后。

　　这个特质恰也是贾樟柯一直很看重的，他认为这种自然是表演教学很难教会的，“她的表演一直非常电影化。而在表演教育里，谁也说不好会碰到什么样的老师、什么样的氛围。万一跑到另外一条路上去，这种适合大银幕的表演特质就可能会被破坏掉。”也因此，贾樟柯曾反对舞蹈演员出身的赵涛去电影学院进修表演。

　　1999年贾樟柯为了给《站台》选演员来到太原师范学院。赵涛符合戏中人物尹瑞娟的几乎所有条件：会跳舞，会说山西话，形象气质接近70年代的女孩。但让贾樟柯意外的是，她连性格都与尹瑞娟相似，平静得像她在《世界》里唱的那首歌——《乌兰巴托的夜》。

　　从此，赵涛开始了她的兼职“御用女主角”生活，直到2005年她才决定从太原师范学院辞职。那段时期赵涛的生活内容除了演戏就是上课、跑电影节。每次从电影节回来，她满脑子想的都是赶紧给学生补课，从来没动过找家经纪公司签约专职做演员的念头。学生们虽然知道赵涛拍了电影，但在国内看不到，也不敢多问，每次她回来时只是在她边上围成一圈看着她傻笑。那时赵涛一直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做演员，相比电影节、走红毯，和学生一起的日子来得更加真实，她明白，电影节再绚丽也只有15天，不可能陪自己一生。

　　和她的经历最接近的角色是《世界》。一次路过深圳，赵涛对贾樟柯讲起自己在世界之窗实习的经历，那种把整个世界浓缩在一起的空间环境与贾樟柯的一个电影设想一拍即合。开场戏中，小桃满世界嚷嚷：“谁有创可贴？谁有创可贴？”十几分钟长镜头里不间断地表演、精确地走位让赵涛兴奋异常。她在镜头里四处奔走大喊大叫，让自己过足了瘾。这是她众多平静的表演中少有的释放。赵涛说，在拍摄中有那么一刻，她突然迷失了，分不清是现实还是虚幻，只觉得又回到了18岁。

　　这是她少有的状态。赵涛说，觉得现实生活中自己最像《站台》里的尹瑞娟，永远四平八稳，她的情绪中很少有大悲大喜、大开大阖。就连在采访中，她也很少使用“非常”“特别”这样的副词描述自己的情绪，大多数时候都是“挺好”“挺开心”。

　　赵涛形容自己“遇到的事情越大心里就越平静”，有时候自己都纳闷“我怎么这么平静”。意大利电影金像奖颁奖礼上，她下台后就拨通了贾樟柯的手机，但两个人只说了三句话。“得了吗？”“得了。”“那好。”

　　群像里的主角

　　贾樟柯认为，赵涛的平静与清醒或许与身边的朋友有关。一次，贾樟柯、赵涛约法国著名影星朱丽叶·比诺什见面。三个人在巴黎圣母院旁边的一家小餐厅吃饭、聊天，然后离去。见惯了国内大牌明星身边永远围满助理、记者、粉丝的赵涛很感慨：哎呀，比诺什连个助理都没有。贾樟柯对她说：“欧洲演员都这样。他们拼命想要背叛自己的明星身份，不希望生活被它干扰。”

　　在《站台》里，她是山西某农村文化工作队的女演员尹瑞娟，喜怒不形于色，不需要释放胸中的情绪；在《任逍遥》里，她是小城野模特巧巧，在传统观念和自我解放之间挣扎游走；《世界》里，她是活在世界公园里的舞蹈演员，成天嘻嘻哈哈，过着不太真实的日子；在《三峡好人》中，她成了人到中年被丈夫冷落了好几年的妻子，无奈南下寻夫离婚。

　　在《三峡好人》里赵涛改变了发型，被化妆师化老了十岁，头发帘高高烫起，眉毛也被拔光，化成中年妇女喜欢的棕红色纹眉。她像导演手中的一颗棋子，任由摆布。她觉得这一切都很自然，“如果电影是为了体现社会变革中的‘群像’，我就应该为此改变”。

　　跟赵涛合作了多年，贾樟柯觉得她最大的特点之一是能和电影中的角色零距离。

　　她一直这样，作为一个很听话的演员，在贾樟柯光环里“隐藏”了多年。

　　不过，正是《三峡好人》打破了赵涛惯有的平静，让她感到表演的痛苦和纠结。

　　那部电影是贾樟柯拍摄纪录片时的临时创意，拍摄地奉节很快将被拆平。赵涛说，那段时间，她每天被贾樟柯骂到翻脸、离开，一个人狂哭一个小时再回来继续拍。她多次找到导演说“以后拍戏别再找我”，甚至想到跳江结束这一切——“是真的跳江，不是开玩笑”。

　　直到拍摄结束，贾樟柯才为自己的“恶行”道歉，说是自己的原因不赖赵涛。赵涛直到后来才从贾樟柯的一次采访中了解到真正原因。那时，贾樟柯看赵涛“太高兴”，不符合角色需要，才给她制造出一种被孤立的氛围，“让她在情绪上痛苦一些”。

　　赵涛说，那一次，她真的“不想演了”。可贾樟柯却不担心，他说“我会道歉，会跟她说明白怎么回事”。

　　这个郁闷一直到了2007年威尼斯电影节上，赵涛坐在贾樟柯旁边，心情忐忑，欧洲化妆师给她的妆也让她觉得很难看。当组委会宣布《三峡好人》获得金狮奖时，一贯平静的赵涛“啊”地一声叫了出来，吓了贾樟柯一跳。在贾樟柯的印象里，那是赵涛唯一一次高兴得近乎失态。赵涛说，那是最开心的一次，开心到第一次下舞池和人跳舞。

　　当贾樟柯按照事先约定，拉起赵涛想要上台领奖时，赵涛拒绝了。“本来说好的，但怎么都拉不上去。”贾樟柯说，“她觉得应该由我一个人接受荣誉，所以怎么都不肯。我知道她心里一直有一个东西，一直想往前走。”

　　“你的很多东西被群像掩盖了”

　　《三峡好人》之后，赵涛决定做一个专业演员，陆续收到别的导演的片约。她曾与彭涛等导演有过四五次合作，都是艺术电影，但每次都以阴差阳错的流产告终。因此，外人看到的，仍然只有和贾樟柯合作的赵涛。

　　2009年应张国立邀请，赵涛拍摄了电视剧《大生活》，出演与张国立、张嘉译具有双重感情纠葛的单亲妈妈洪雨。那是赵涛第一次接触电视剧，一些关注她的观众发现，没了贾樟柯，赵涛好像有点不在状态。

　　说起那次经历，赵涛也捂着脸笑了起来：“我当时很困惑，我觉得自己还没演呢，导演就说‘过了’。那个时候，我连着一个多星期睡不着觉，觉得自己进入状态太慢了。”

　　2010年英国导演艾萨克·朱利安找上门，请赵涛在具有实验性质的装置艺术电影《万层浪》中出演一个奇特的角色，只有肢体语言，没有台词。朱利安和安德烈一样，通过国外院线公映过的多部贾樟柯电影认识了赵涛。当他想找一个中国内地女演员合作时，第一个想到赵涛。

　　《万层浪》中的角色是一个演员，演员在镜头中演绎着阮玲玉，而阮玲玉又在拍摄电影《神女》。这一次，赵涛穿上旗袍，回到上世纪30年代的老上海，终于美了一回。

　　赵涛习惯的体验式表演在《浪》中很难实现，她只好找来各种影像和文字资料，反复阅读、揣摩。在拍摄前期的两三个月中，她在心里想象着阮玲玉的情感世界，揣摩她那段不幸的婚姻生活。她反复研究《神女》里的拉客片段，让这段情节烂熟于胸。一说起这些，赵涛瞬间换了一副表情，双手翘起兰花指，向《》模仿起《神女》里的阮玲玉。而《浪》的拍摄手法也让赵涛有了全新体验。

　　为了达到在9块屏幕上连续播放影像的画面效果，朱利安经常将多部摄像机同时对准赵涛，有时是3个摄像机竖着垒起来，一个拍脸，一个拍手，一个拍脚；有时是4个摄像机横着摆成一排，分别对准不同的焦点。等成片出来，赵涛看着一节列车从9块屏幕中依次穿过，觉得一切都这么神奇。

　　当作为旁观者欣赏逐渐走出自己影子的赵涛在大银幕上一颦一笑，贾樟柯发现这个女人和以往群像中那个淡然、平凡的形象如此不同，她有很多自己从没发掘过的东西：赵涛身上的风尘感以及沉默的力量，“那是第一部把赵涛拍得很美的电影”。

　　而朱利安也对赵涛表示，你这样的演员，如果埋没在群像电影里，可惜了。应该让别人看到你的能力。这样的鼓励让赵涛很感动。

　　在国内知名度不算高的赵涛，就这样迈进国际市场，开始从群像向个体转变。用贾樟柯的话说“她有自己的节奏，不紧不慢地往前走”。

　　在导演贾樟柯的评价里，他的女主角是位“很有想象力”的演员，她常会在看似平淡的情节里按角色特点增加合适的细节充实它。可14岁开始学习舞蹈的赵涛从没想象过以后会当演员。她毫不掩饰自己的幸运，自己在与电影初遇时碰到了贾樟柯。这个后来成为自己丈夫的男人让她认识了电影，也认识了世界。她爱上了在电影里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从角色中观察各类人群的生存状态。

　　“每天都有那么多普通人从你身边走过，你从来不会去想，但是因为要表演就要去感受，去思考。”赵涛的审美趣味和价值体系慢慢被电影改变，她开始像贾樟柯一样，关注那个被人们刻意回避掉的世界，那些并不美丽的人群。她想让别人也看到这些。

　　赵涛得奖后，贾樟柯有一次和她开玩笑：“你在意大利上台领奖的时候感谢我了吗？”“没有。”“为什么？”“因为这只是我的开始，我相信我还会有更多的艺术成就。那个时候，我会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