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岁红学泰斗周汝昌仙逝 遵遗愿不追悼

周汝昌资料照片(3月29日摄) 新华社发

　　据周汝昌女儿周伦玲消息，我国著名红学家、古典文学专家、诗人、书法家周汝昌于昨天凌晨1点59分于北京家中去世，终年95岁。周伦玲说，按照父亲遗愿，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让他安安静静地走。

　　今年的4月14日是周汝昌95岁的生日，而他在90岁时曾说过一段话：“我不是说我90岁了，就该自由自在地过了，我要利用我那点可能的时间和精力，把每天不断思考的新问题、新见解铺到纸上。不铺到纸上，我自个儿也忘了，这个消失了谁也替代不了，会让我觉得这是我研究了60多年的损失。现在的写作是抢救性的，每天几百字也写，一千字也写，主题很分散，我这个人就是这么贪得无厌。”直到最近，周汝昌仍在通过他口述、儿女们记录的方式进行创作，他的两本最新著作《红楼新境》和《寿芹心稿》于今年最新推出，这是他3年来研究的心血之作。

　　周汝昌从青年时双耳就逐渐失聪，左眼因视网膜脱落于1975年就已失明，右眼则需靠两个高倍放大镜重叠在一起方能看书写字。他已无法将字写在稿纸的方格内，而是在比一般标准稿纸大一倍的“稿纸”背面任意书写。没过几年，手稿上的字已大过核桃，而且常常串行重叠。近3年来，周汝昌右目仅存的一丝视力也不复存在，继而改成了向女儿口述。

　　周伦玲说，父亲前几日还在跟他们讨论新书的提纲，“他还有很多头绪，心里还有很多东西想写，但就是够不上了。”刘心武接受采访时说，老先生是在北京的家中去世的，“他大脑一点都没问题，应该是其他器官衰竭。他女儿告诉我，老人很多天都不能下床了，昨天半夜不行了，来不及去医院就过世了，这种情况叫无疾而终。”

　　□生平

　　周汝昌，1918年生于天津，早年考入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院。他在红学、诗词、文字学、书画、戏曲、音乐等诸多领域均有很高的学术成就。学术界认为，他是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

　　周汝昌一生致力于红学研究，其研究方法师承胡适，但又独树一帜。他重点考证了曹雪芹的身世与家世，并且仔细研究了大量清宫档案之后，得出了《红楼梦》是自传体小说的观点。2005年，周汝昌出版了20余万言的《我与胡适先生》，书中首次详细介绍了二人围绕《红楼梦》所进行的学术探讨，评说了胡先生与红学的渊源和贡献。

　　□亲人讲述(女儿周伦玲)

　　老友离去多不办仪式

　　对于父亲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的遗愿，周伦玲解释说，并不是父亲临走之前特意叮嘱的，而是在平常的交谈中多次透露的。她说：“这一两年老先生离去的挺多的，很多老先生都没有举行这些仪式了，我父亲非常赞赏，也非常同意。比如前一段徐邦达先生、黄苗子先生去世，父亲也知道是这些老友到了年龄了，但他还会表达出一种遗憾。他本来还说要好好地写文章纪念这些老友，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就放下了。”

　　周伦玲回忆说，父亲这几年生活得平淡自然，除了对做学问的痴迷，主要是家里人关系都很和睦，“家里人协助他出一些书，让他精神上感到愉悦，我觉得父亲能挺到今天也不容易。”周伦玲称父亲有个习惯，就是想到的文章、观点一定要落在纸上。她说：“在父亲双目失明后，他要做诗词了，写文章了，都是自己口述出来，我们再帮着弄，这对他来说是一种使命感吧。”

　　脑子一直都没有闲着

　　谈到周先生这几年的生活状态，周伦玲称父亲对于做学问一直想过要停下来。她说：“父亲平常就是不停地再规划、再创作，平常家里人每天都会读报纸、说新闻给他听，我们读到一些有关红楼梦或者他的其他著作时，他一听简直就兴奋极了，那个陶醉样儿，但是一听完了又开始没精神了。”周伦玲觉得，父亲长寿也是因为脑子一直都没有闲着。

　　问及周汝昌先生的最后时光，周伦玲表示，父亲在最后两天确实比平常没精神，起不来床了，“但是在床上他脑子也没闲着，我还在给他读东西。你想他95了，还这么辛劳，他一直都是玩命地做学问，天天就是弄他的著作，他睡觉脑子里都不停。我估计跟他的劳累、身体状况、年龄都有关系，这都是自然的趋势吧。”

　　让周伦玲觉得有点遗憾的是周汝昌先生生前的工作环境比较艰苦，她说：“我父亲不是说没有物质这方面的要求，只不过是他做学问那方面占得多了，对于物质这方面要求得就相对少了。谁不愿房子大点儿呢，现在家里连个遛弯的地儿都没有。”周伦玲说，她说这些不是想说自己家里经济多么窘迫，“我们生活得还不错，没有经济上的困难，我的意思是如果父亲的工作环境再好些，能更好地发挥余热吧。”

　　□各方追忆

　　刘心武：他用肩膀扛着我

　　作家、红学研究家刘心武称，他在第一时间就接到了周汝昌家人的电话，知道了老人去世的消息，万分悲伤。他感叹，周老对他的影响实在太多太大了，“我的全部研究成果，可以说是他用肩膀扛着我。我的讲座和书籍都在他同意的情况下，运用了许多他的研究成果，他一直无私地扶持我，甚至把他掌握的还没发表的研究成果告诉我。”

　　刘心武透露，两人主要通过信件和电话联系，见面次数不多。他说周老给他写的信有数十封：“我们之间的通信可以出本书。他的眼睛不行了，但还坚持亲自给我写，每个字都有核桃那么大，第二个字覆盖了第一个字的一半，辨认起来非常困难，但我读他的信非常快乐。眼睛几乎全失明的老人，这么坚持给我写信，我怎能不感动？今后我一定会为这些信出本书，但这需要一个整理的过程。”

　　2010年，刘心武推出《＜红楼梦＞后八十回真故事》时引起了争议，但得到了周汝昌写诗力挺。谈及此事，刘心武说：“他给我写的诗也可以出本小册子了，断断续续写过很多，经常鼓励我，2006年我应美国方面邀请到美国讲《红楼梦》，他还写诗给我送行。”

　　在刘心武的印象中，周汝昌就是一个“书呆子，纯书生”，“他不善于社交，不会经营人际关系。”谈及周汝昌对红学的贡献，刘心武侃侃而谈：“他是当仁不让的红学泰斗，当代中国红学研究的一个大家。他对红学每个分支都有贡献，第一个分支是作者研究‘曹学’，他的《曹雪芹传》举世无双。考据学方面，他的《红楼梦新证》1954年出版，至今还在再版，是开拓性著作。他还把红楼梦推向了民间推向了普通读者，在推广红楼梦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对《红楼梦》的贡献是全方位的。”

　　宋广波：一个孩子气书生

　　宋广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闻听周老去世的消息，他十分悲痛：“周先生在红学史上非常有造诣、有建树，是新红学的最后一员大将，他的去世对红学造成难以估量的重创。”

　　回忆起跟周老的第一次见面，宋广波说：“20多年前我就开始读他的书。2004年编写《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时，想把周先生跟胡适的信收入，因此去拜访了老先生，先生很爽快地就把授权书给我。这是我最早跟周老的接触。”他说最后一次联系是今年4月，“当时我给周家女儿打电话，想去看望老人，知道他情况不错，就没去打扰。现在后悔当时没去。”

　　问及对周老的印象，宋广波说：“他对自己的评价是‘一个孩子气的书生’，跟他当面接触就能验证这一点。如果谈到一个他感兴趣的学术话题，他会非常投入，显现出孩子气，完全不像八九十岁高龄的老人。”

　　邓遂夫：对年轻人很扶持

　　据女物娱乐报道，红学家邓遂夫与周汝昌私交甚深，他知道周老去世的消息后，感到十分沉痛。

　　邓遂夫十分敬佩和尊敬周老的为人，“周先生对年轻人十分扶持、爱护。他为人低调，一生都在做学问，90多岁还一直在写作，每年都在出新作。他真是一心一意都扑在学问上。”

　　在邓遂夫看来，周汝昌的红学研究贡献不仅表现在著作上，还体现在他对曹雪芹及其家世、时代背景的全方位研究、《红楼梦》版本研究、对红楼梦思想性艺术性的探索研究等，“抛开他红学观点的争议性，所有人不得不承认，他为后人提供了大量的研究资料和参考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