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志娄烨：我接受修改，我宣布不署导演名

　　娄烨开心笑容

娄烨侧影

娄烨对话女物娱乐

娄烨在他的工作室

娄烨开心展笑颜

电影《浮城谜事》上映许可证

用微博呼吁对话：因为人和体制的对话困难重重

　　陈弋弋：那你是怎么想到开微博直播审查过程的呢？

　　娄烨：我是没办法了。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我只能用这个方式来要求对话。

　　陈弋弋：你在开通微博之后，他们有跟你沟通吗？

　　娄烨：我第二篇微博之后，北京局就给制片人打电话，星期三都快解决了，然后又反复，又说不行，又开始一轮一轮的沟通。

　　陈弋弋：跟官方的沟通交流过程中，你们有变得彼此更加了解吗？我常常听很多导演跟我说，某某官员其实人非常好，非常帮忙，他们也是制度下的无奈。

　　娄烨：沟通确实促进了双方的了解。我有时候会特别生气，有时候也会请求谅解。我说：“请你们理解一个两次被禁，十年没有在自己国家电影院上映自己影片的导演，对审查制度的不适应。”这都是我说的话。短信，电话都说过。他们希望我理解，我也希望他们理解。整体感觉就是——人和体制的对话要远远困难于人和人的对话。不管是我作为体制外的导演，还是“他”作为体制内的一个官员。

　　不要忘记：中国电影人都是审查制度的共谋者

　　陈弋弋：那你觉得这个问题的症结还是在体制上吗？但体制不就是人在创造和维护的吗？

　　娄烨：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以自己的极限尽量去做，那每一点小的进步最终会换来体制的大改革。当然，如果所有人都不相信，那就所有人都往恶性里走，体制也会越来越恶性循环，一直到它崩溃。电影审查制度是双向的，如果没有被审查者，审查是不存在的，所以中国有电影审查制度由中国电影人负责，你不能说由美国电影人负责，也不能说由官员负责。我现在不也是主动送上门去了吗？我也是一个共谋者？但不要忘记，共谋的方式，我们是有选择的。

　　陈弋弋：其实你遇到的这种情况，很多导演都遇到过，但是他们最后的选择了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与制度共存。电影照拍，电影节照去，但是你，好像不能？

　　娄烨：（长时间沉默）我可能特别敏感。举个例子，拍《花》的时候，我在巴黎地铁拍亚洲人会被重点查票的段落，其实就是表现他们歧视亚洲人。当时巴黎地铁公司特别紧张，怕影响巴黎地铁的形象。他们老板很担心，等我们拍完以后就通过法方公司来问，“能不能把你拍的那段给我们看一下？”当时我的制片主任就跟他说：“你没戏，中国政府也一直想看他的片都看不到，你肯定不行。”给打回去了。再比如《春风沉醉的夜晚》戛纳放映之前在巴黎做拷贝，技术不合格，我没有认可，差一点我就打电话取消戛纳放映。后来制作方马上找到解决方案，完成了一个能放映的拷贝，我才同意去。

　　陈弋弋：有没有人说你很轴？

　　娄烨：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我看来，电影本身就是一个消耗资源非常多的工作，所以电影导演的责任也就比较大。我的决定是涉及金钱和所有人劳动的，我的责任就是不能让这些人的劳动成果失控。我不可能在影片开始的时候打一个字幕，说因为困难重重，因为我碰到了不合理的电影审查制度，导致这部电影不好了，请大家原谅。完成片就是完成片，我对这个完成片负有绝对的责任，这是最基本的行业规则。我更不可能把这责任转嫁给电影局，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争取不做修改的原因，因为一旦我同意这个修改，责任就在我，而不是在电影审查。就是这么残酷。

　　陈弋弋：你考虑过不上映吗？

　　娄烨：我考虑过不上映，但是我觉得这个决定还是很难做出的。

　　电影审查制度影响创作：不是做不好电影的借口。

　　陈弋弋：电检制度的不合理实在已经被说过太多次了，多到虽然官方从未正式说明过无法推行分级制的理由，但我们都快要理解了。

　　娄烨：对于不分级，我一直打的一个比方就是——本来是可以把孩子放到孩子房间去睡觉，父母在自己的房间***就很正常。现在的前提是有房子，但非要把孩子放到父母的房间，然后派一个警察站在这儿，不许父母***，因为要保护儿童，这个警察就是审查制度。而且警察还换班，每一班警察的标准不一样。没有分级制，实际上最大的风险不是针对导演的，实际上是针对整个行业的。电影审查对整个行业来说就是一个最大的风险，而这个是对于本国行业的，对国外没有意义，因为任何一个美国片在全世界销售以后，到你这儿，他会知道中国是一个电影审查地区，你随便剪，我能赚多少钱赚多少钱。这不是自残吗？

　　陈弋弋：你的电影总是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它会影响你以后的创作吗？

　　娄烨：电影审查肯定是影响创作的。

　　陈弋弋：它会成为你今后电影一旦不好看的理由吗？很多导演总说作品不好都怨审查制度。

　　娄烨：当然不是。比如说美国海斯法典盛行的时候，黑色电影（1930年，美国天主教教士丹尼尔o劳德提出电影败坏了美国人的道德观，他起草了一部影片检查法典，后来成为电影业自律的规范，史称“海斯法典”，是美国电影历史上最严厉的审查制度。法典规定了电影的许多“不能”，比如不能表现对犯罪、非正义行为的同情，不能鼓励模仿这些行为，不能让罪犯不受惩处，不能出现裸体、接吻、饮酒，不能让人反感婚姻制度……随着公众价值观改变，“海斯法典”渐失人心，最终在1968年被电影分级制度取代。但法典实行的三十多年里，好莱坞除了制造出许多主流价值作品，也大量诞生了一种中低成本电影，它们并不违反法典中的规定，却弥漫着消极、颓废、宿命论的情绪，在价值观上与“海斯法典”的动机完全相反。无论犯罪片、西部片，还是科幻片，甚至动画片，具有这种价值观特征的影片日后被称作“黑色电影（Film Noir）”，拥有大量影迷，也成为一种美学现象。）就产生了。电影审查制度绝对不是做不好电影的借口，但电影审查制度确实让我们一直停留在海斯法典的时代。

　　（陈弋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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