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是盛大新丽影视举办的“2012中国编剧营”最后一天，在论坛环节，好莱坞编剧大师罗伯特·麦基与中国著名编剧芦苇对类型电影的产业之路进行了探讨。就最近王全安与芦苇在电影《白鹿原》上的编剧纠纷，麦基介绍了好莱坞如何保障编剧权益。
罗伯特·麦基：
作家、导演、剧作家、写作导师。1981年起开设“故事”培训班，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故事写作机构，累计向6万多名编剧、作家、电影电视从业者等授课。上过麦基课程的学员，至今获得过35次奥斯卡奖、170次艾美奖、30次美国作家协会奖、50次导演工会奖。由麦基领衔的“中国编剧营”今年已是第二届。
芦苇：
西部电影集团(原西安电影制片厂)编剧，中国影协理事，国家一级编剧。主要剧本作品包括：《黄河谣》、《霸王别姬》、《活着》、《秦颂》、《红樱桃》、《图雅的婚事》等。原系电影《白鹿原》首任编剧，先后创作7稿，但因与导演王全安理念不合，主动要求从编剧名单中撤下。
以下为二人的对话。
创造完善制度，保证编剧权益
麦基：我听说你退出《白鹿原》电影编剧。你看过几个版本的电影？如果把你的名字作为编剧放在名单里，你会作何感受？
芦苇：因为我是陕西人，白鹿原是我的故土，我当过农民，读小说的时候，也是读我自己的生活，也许是入戏过深，爱之愈深，痛之愈切。看了电影之后，我非常失望。失望跟我投入过深有关系。我看的是3个半小时的版本，看到王全安使用了我24个情节点，他给我署名，也算客气，也算公正，但我自己实在是不喜欢这个电影，选择主动退出。
我从来不上网。听朋友说现在网上有一些争论，因为我在媒体上发表了对电影《白鹿原》的一些看法，可能后来对票房有影响，大家心态不是特别好，演变成了一场吵闹。我还是退出争论，等票房尘埃落定后，彼此心平气和、客观地做一次对电影本身的艺术研讨。
《白鹿原》我先后写了7稿，具体参与了四五年时间，最早参与是在1993年，有19年了。拍电影一定是很多人付出很多心血，这一点无可厚非，但是艺术上，可以仁者见仁地进行争论，为电影发展起到台阶作用。电影在我看来，本身就是让大家说长论短的、让人夸让人骂的。只要在合理的讨论范围内，不是人身攻击，都是正常的，有助于电影发展。
我对电影《白鹿原》的失望，是拍史诗片、爱情片，乃至传奇爱情片“田小娥传”都可以，问题是必须拍得精彩，把类型分清，故事讲顺，观众看到可以接受乃至感动，融入电影之中。现在是观众跟影片有距离，产生了各种议论。因为有票房压力，制片人会比较过敏，听不得反面意见，这也是人之常情。
如果我们尊重小说的原意，拍正剧、悲剧，带有史诗性质；如果是“田小娥传”，也可以加入时代背景，拍出大时代剧烈变迁下女人的命运，也可以成立。我遗憾的是电影这两点都没有做到。分析其不足的话，是类型不清，把控能力不够。
麦基：这件事给我面对中国的未来电影拍摄一个启发。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第一导演不该随意改编，第二不该偷窃编剧创意。在好莱坞，导演、编剧、演员、制片人等都有自己的行业工会保护自己，每次拍片也都会跟主创人员有相关责权的合同签署。如果有人违反合同，第一可以罢工，第二可以对簿公堂。如果没有这样的制度，篡改、盗窃之类的行为经常会发生，使编剧遭受损失，因此必须创造完善制度，保证编剧权益。在电影创作中，任何主创人员，在编剧动笔之前称不上艺术家，编剧是最有原创力的，导演主要是演绎的功能。一部电影的成功必须是基于原创作者、编剧和导演的合作，导演能够对原创作者、编剧剧本进行好的演绎，才是佳作。
另一方面，必须体现的是制片人的作用，制片人保证整个剧组的***运转，保证艺术家得到回报。我的个人观点，制片是非常重要的艺术家，特别在电影拍摄过程中，制片人从头到尾都需要跟着电影制作。我不知道《白鹿原》的制片人是谁，谁买的小说版权？
芦苇：事实上，电影的导演、编剧、制片人是一个人，王全安雇了目前的制片人给他打工。
麦基：这就是混乱。没有高瞻远瞩的制片人在，没有真正的负责人，从开始拍摄到结尾都没有清晰愿景。好莱坞也有这样的问题，很多烂片都是这么拍出来的。弱制片强导演，永远是烂片，全世界都这样。艺术家总有不理性的地方，我们希望有一个制片人能把握全局。但我们处在的时代，制片人弱势，导演就造次，我自己也没什么真正的解决办法，但我知道要成功必须有强势的制片人。但现在很多制片人只为挣钱，连许多演员都冒出来要当导演。现在好莱坞的怪现象，演员自己蹦出来当导演，乔治·克鲁尼就像慈禧太后一样，雇个编剧、导演、制片人，自己在幕后操作。这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出来做强势制片人，出现权力真空，导筒落到演员手里。
好莱坞的例外是电视剧，编剧非常强势，利用自己的原创能力，电视剧编剧可以成为制片人。美国电视剧能称霸全世界，电视剧编剧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不太清楚中国电影存在哪些问题，但我知道中国电影要成功，需要各位艺术家精诚合作，编剧是其中的关键人物。我无法给大家提供解决问题的答案，但可以提出几点：第一，权力归属的问题；第二，经济上的回报；第三，对原创作者的尊重。
中国也有聪明的编剧
芦苇：有说法说是我写了两个版本都没通过，王全安写了一个就过审了，我必须说这不是事实。我写完的7稿都是交给厂里的(指西安电影制片厂)，但没有听说交给电影局。当初送审，是送他(王全安)的剧本。送审剧本是导演和制片人的事，编剧被排除在外，我在电影局讨论的时候才发现不是我的剧本。说我的两稿没有通过，是误传。
麦基：美国电影送审是送给投资公司审，美国法律上不允许政府干涉，送审是从商业角度考虑，必须对得起投资人的钱。
在美国，电视剧不送审，可以拍任何题材，因为电视剧的投资不靠投资人，而是收费，比如频道的会员定制，获得定制费用。相当于在拍之前已经卖了票，拿到了投资，所以不需要任何意义上的审查。我不想大家嫉妒美国，但这就是美国的现实，编剧非常幸运。
关于中国的喜剧片问题，我认为并不是因为中国文化过于温和，其中一样有玩笑、幽默，跟我上课说的笑话一样。至于为什么电影中采取温和的一面，是情有可原的，中国的现实环境也许并不理想，但是我们也有聪明的编剧，笑着走过苦难。我看过中国最佳的喜剧片是周星驰的《功夫》，在我看来是非常愤怒的片子，充满了对高雅高尚、令人坐立不安的上层文化的讽刺，所以这部片子可以在全世界畅行。在某种情况下，愤怒对个人是危险的，但没有愤怒，你的喜剧就没法通向世界，让全球观众在愤怒之后大笑。
一个“曲线救国”的办法是做动画片，或者魔幻片，把各种各样的人物做成动物，通过动物来表现世界，用符号性的东西而不是直接说明。比如美国的《快乐的大脚》(Happy Feet)，讲一个跳舞的企鹅的故事。其实它讲的是快乐的同性恋故事，只是用跳舞来表达这样的意思。它喜欢跳舞，但是受到家庭、社会的阻力，但它希望快乐，得到社会承认。从市场的角度来说，社会还是反对同性恋主题的，创作者便大逆不道地塑造了这样一个快乐的同性恋人物。这样的动画片，表达传递着很丰富的信息。而背后的动机所在则是有强大的愤怒。不要说中国人性情温和，中国有很多艺术家。一句话：别跟我装蒜，抓紧找好题材拍好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