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因为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奇思妙想，让余隆、罗大佑、崔健、谭盾四位看似不搭界的人并排坐到了一起。一个是中国最活跃的指挥家、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创办者、一个是华语流行音乐教父、一个是中国摇滚的先驱者、一个是行走在古典与现代之间的先锋人物，在各自的领域里，他们都是“教父”级的人物，在生活中他们是孩子的父亲，在昨晚的围炉夜话中，他们是四个有故事的人，四个会聊天的男人。 在这场对话之前，我问余隆是什么灵感把这样一个组合搬到音乐节的舞台上？余隆的回答是“音乐”。谭盾自不必说，他是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老朋友，他源源不断的创造力给音乐节带来不少活力，罗大佑和崔健对于余隆更多的是一种情结，小时候余隆和崔健都是在部队大院长大的，比崔健小几岁的余隆整天看着他们大孩子们一起玩无比羡慕。伴随余隆走过大学时代的是罗大佑的歌，那些校园歌曲让他觉得生活特别美好，带着无限憧憬他成为最早一批出国追梦古典音乐的学生，尽管那时对未来一无所知。在德国留学期间余隆听得最多的是崔健，想家时迷茫时寂寞时，崔健是良药。
这是一场不用完全设定话题的对话，四个人就像四本书，从48岁到58岁的年龄跨度也刚好是最成熟的阶段，人生感悟一大把，但是两个多小时下来发现谈得最多的是“反叛”和“青春”。我最认同罗大佑的一句话，“清楚自己在干什么才能干得长久”，但是在这之前先要找到自己喜欢干的事，就算如崔健、罗大佑一样功成名就的人，在寻找中也没有捷径，甚至充满挣扎和痛苦。14岁开始吹小号的崔健，如果当年不被“除名”，他也许现在正坐在某个交响乐乐队里。罗大佑学医出身，做了8个月的放射科医生，还干过内科和妇产科，如果不唱歌也许如今就是一个不知名的大夫。在中央音乐学院那充满脚臭味儿的宿舍里，谭盾、郭文景、瞿小松、叶小纲四大才子年轻气盛，经常给老师上演恶作剧。用崔健的话说，有今天是因为“他们每次给你设障，你就不断地提高自己。一定不能妥协，你要妥协的话，下场就特惨。”
走出对话现场，三里屯village广场前的大屏幕上还在直播，晚上的风挺冷，但广场上还是有近百人站立观看崔健的表演，有人在随着节奏摇摆身体。屏幕上崔健正在嘶吼《红旗下的蛋》，依然充满一股不妥协的劲儿，一如他在对话过程中紧紧攥着拳头的手。 再不折腾，我们就老了。崔健说他希望有一天进国家大剧院唱摇滚乐。元芳，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