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片方要量不要质 写剧本要钱不要名———
翻拍、跟风、胡编、乱改，电视剧市场呈现一片粗俗的忙碌。在钱面前，制片方急功近利，剧作方见利忘义。大家只对钱负责，却没人对观众负责。的确，有环境的问题，有体制的问题，但不管外界怎样逼仄，无视观众却是大家亲自作出的选择。然而，欠下的，总是要还的。观众再宽厚，也有扔下遥控器的权利。
原创少，创新难，国产影视剧剧本的困局已经严重影响了行业的生态健康。近日，中国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悄然举行了2013年第一期沙龙。去年下半年，广电总局批准设立中国电视剧优秀原创年度剧本大奖，奖金高达1000万元，沙龙的主题本是借此契机“如何让原创剧本走出困境”，但是自由发言很快就跑题到对编剧来说更为现实的“如何维权”上，上至功成名就的大编剧高满堂、刘和平，下到还在起步阶段的小写手，都有一把辛酸血泪史，近期频繁曝光的编剧公开维权事件似乎也印证了个中矛盾的尖锐性。
但是，编剧的“弱势”真的是“钱途”决定的吗？除了知识产权的法律意识和保护措施薄弱，国产剧严重畸形的产业链要为中国编剧的囧境负多大责任？
“弱势”：上半年写剧本 下半年要稿费
电视剧行业其实不缺钱、不缺明星、不缺播出平台、不缺观众，最缺的就是好剧本。但是目前中国编剧的生存现状非常不容乐观，去年通过微博这一公共平台维权的编剧此起彼伏，冰山开始浮出水面。比如，李亚玲的《北京爱情故事》，谭岚的《家有双妻》，吴迎盈的《十指连心》，刀寒的《微爱时代》，汪海林的《楚汉传奇》都爆出了编剧与出品方的版权纠纷。
与此同时，编剧维权确实面临着非常实际的困难，除了微博上诉苦喊冤，得到同行的声援，很难收回实质的权益。专门负责处理此事的编剧协会副会长、著名编剧刘和平说从去年开始，维权的官司明显增多了，“很多公司拍摄根本不是奔着繁荣电视剧去的，是奔着数目去的，为了上市，今年必须拍15部、20部，后面就出现种种不规范，各种矛盾随之产生，关键是出了版权的事他们还觉得只要找到好的律师能把事情摆平……”各种“欺负”编剧、不尊重知识版权的案例也越来越恶劣，“有个编剧前面写了十多集，从制片人，文学策划，责任编辑，甚至老总都认可，后来来了一个导演说不认可，那你提出哪儿不好，然后要求编剧怎么改？他不是，说只有我姐姐才能改好，我说他四个字：岂有此理！”
编剧张晓芸说，现在编剧过的日子是上半年写剧本，下半年要稿费。归其根源主要是游戏规则决定的，“因为这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事”，而编剧维权往往是个体告团体，非常不利，即便赢了，也付出非常多的代价。“我们国家的医疗官司以前是谁主张谁举证。但是现在改了，是举证倒置。就是病人告这个医院，医院举不出它与这个有关联，那么就判原告胜诉。我觉得编剧维权是不是也可以举证倒置。”编剧谭岚说，这个行业里所有的人，哪怕场工，都是利益共同体，“这个行业需要规范，从个人做起，尊重个人，这是最起码的前提，因为法律不是万能的，它真的是迫不得已的手段，在法律以外我们要规范的是行规。”
刘和平说，为了给同行提供维权支援，编剧委员会伤透了脑筋，“我们确实不愿意得罪任何一家制片公司，都是兄弟，都是战略合作，你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但是观众是你们的衣食父母啊，你们制造那么多垃圾，观众也不会饶你。”
“自残”：挂名总编剧 剧本找枪手
很多处在生物链底端的编剧会认为，他们才是最大的弱者，而像高满堂、刘和平这样编剧协会的“领导”早已跳出了受欺的泥潭，被制片方供着、抢着，可以强势到不许他人改动自己的剧本。“不是这样的”，刘和平说，当年写《雍正王朝》，他严格按照史实写了年羹尧西北大战，但投资方提出要节约50万，“能不能不打，我给你五万”，当天晚上刘和平就把戏改了，“当然最后一份钱也没给我，这就是制片方”。在刘和平看来，编剧本能的追求和保护原创，而制片方也有为了它的利益不惜降低质量来改动剧本的本能，“作品等于作者加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尤其当你把一个剧本交给一家公司或者一家电视台投资，人家拉出形来，然后要考虑投入市场，这中间就开始种种的社会关系都会进来，我们要用到最大的公约数。人家说高满堂、我，绝对不敢欺负，其实我们也经常被人欺负，只不过是主动让人家欺负——你别开口，我知道你怎么想，免得你到时候开口，搞得我更乱。”
不可否认，在急功近利的整个影视大环境下，编剧行业也有很多有违职业道德、同流合污的陋习存在，诸如雇枪手现象，有的一线编剧因精力有限只当挂名总编剧，剧本找枪手写，从而陷入粗制滥造抢快钱的泥潭不能自拔，最终也造成了与制片方矛盾的总爆发。因此，行业自律问题也在沙龙上被一些有正义感的从业者一再提及。
刘和平强调，“打铁还要自身硬”，他说，公平公正是互相的，它是个约定。当你自己有能力，有底气在约定的时间内给人家完成；当你完成不了，也给对方一些余地。“我也说句实话，时间签得那么紧，我真是不相信三十集半年就能写完，我是没那个本事。我们现在很多编剧，居然敢在委托合同上签，三个月完成，半年完成。你一集一万五千字，半年写四十五万字。当你这样签合同的时候，就不要过度维权。一方面编剧委员会要帮助编剧维权；一方面我们要告诫编剧自己，我们要认真地，努力地，刻苦地去深入生活，思考生活，去提升我们的创作价值观，包括提炼台词。真的写到人家改不动了，没人想主动改你的东西。”
模式：屈从于金钱 背叛了精神
目前，电视剧编剧的创作模式基本都是“委约制”，即根据制片方的委托定制来完成。在剧情设置上模仿热播剧、在桥段设计上不吝洒狗血，常成为很多编剧在片方要求下的无奈之举，委托定制虽有助于保证剧本投入拍摄，但往往会迫使编剧涉足自己未必擅长、没感觉或不想写的故事和情节，而且，制片方出于资金考虑总是力求保险，对创新缺乏动力，“制作方的要求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能不能尽快回笼资金，怎么把一般的事情做到‘极致’，例如家庭矛盾、爱人死人都得很‘极致’，这些要求提出来之后，编剧就有些抓瞎了。”
参与沙龙的很多编剧都有一个共识，这种现行的违约模式对原创剧本非常不利，刘和平说：“我们编剧协会此前做过调查，委托定制的模式对编剧们的束缚太大了，大家都希望自己在创作时能够过滤掉一些来自于电视剧产业链下游的投资方和电视台的不当干涉。”沙龙上，有位编剧引用罗曼·罗兰的话与同行共勉，博得了满堂掌声，她说：“这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你看透了这一切，并且还能热爱它。我们有血有泪，但是我们依然爱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