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新父子：《愤怒的小孩》打开隐形的门

　　由黄雷执导、其父黄建新担任监制的电影《愤怒的小孩》明天将在全国上映，日前，主创们来到上海，黄建新黄雷父子接受了晨报记者的专访。

　　看看这部电影的演员阵容：江珊、张嘉译、陈坤、范伟……个个都是腕儿，不可否认，新导演黄雷能请到这些演员，是仰仗了父亲的面子。不过，对于黄雷而言，他更心心念的是和父亲共同工作的这61天，“这是我们30年来唯一一次在一起超过两个月”。

　　黄雷平静说出这话时，一旁的黄建新笑盈盈的——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父亲，16岁当兵，几乎没有什么家庭观念，不曾彷徨人生的每一步，却错过孩子成长的第一步。黄建新会标榜自己的成长经历，认为儿子也该按照这个轨迹成长，但他不知道，黄雷特别期待父亲的拥抱和肯定。黄建新坦陈，他之前对儿子几乎一无所知，这部电影打开了他和儿子之间一道隐形的门。

　　父子不避嫌？“越回避越心虚”

　　记者：怎么想起父子合拍一部电影的？

　　黄建新：黄雷大学学的是数学专业，研究生才读的电影，毕业前要交作业。我看了一下剧本，觉得这种《小鬼当家》式的电影类型是可以面对市场的，于是建议他们看一些动作喜剧电影，不靠台词，靠故事、动作和细节，打造好的视觉效果和喜剧效果，这对于中国的喜剧片也是一个新的尝试，因为我们大量的喜剧片都靠台词。于是，他们推翻第一稿重新做，越做越好，只是我觉得没有到达类型电影的高度，等他们第六次拿来的时候，我很喜欢，就把剧本给演员和投资方看，他们也很喜欢，就顺利促成了这部电影。我不主张花几十万交个学生作业，这实在很可惜，你面对市场，失败了也不怕，失败了，你也知道失败在哪儿。

　　黄雷：剧本最早是关于孩子离家出走引起父母关注的故事，有点公路片的感觉，有很多冒险的经历。编剧是我电影学院的同学，我们的东西一定会有很多硬伤，但自己看不出硬伤有多严重，一定要找一个有经验的人来把关，所以我就找到父亲。父亲不停提出问题，我们回答不上来就要推翻重来，他促成剧本往更成熟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很享受。

　　记者：父子为何不避嫌？

　　黄建新：江志强(《卧虎藏龙》监制)是我三十多年的好朋友，他的观点我非常赞同——但凡你起用一个新导演，你一定争取给他配最强的班底，倘若班底弱，加上没经验，他把所有精力都挪到技术层面的时候，这个新导演就死了——强力的班底是保护想象力完成的后盾。所以，演员我给你保证，绝对是对你有帮助的，他们个人能力都非常强，而且这次都给足了时间。我从监制角度出发，支持青年导演是最好的责任。

　　黄雷：这是回避不了的，越回避越心虚，越心虚就越要借助更多父辈的力量。我的优势是父亲是电影圈的人，你一定在进入行业时比别人有更多优势，可以把这种优势变成成绩。我觉得这样很不错。

　　以后电影路？“早点摆脱阴影”

　　记者：对儿子进入电影圈有共识么？

　　黄建新：我不赞成他进来，我的经历告诉我，这个职业很辛苦。他大学专业是我选的，数学是基础学科，学了以后做什么都可以，我希望他做工程师。他本科毕业后在电影频道做了6年工程师，我认为他一辈子就这样了，他突然告诉我去读研究生，又说是电影学院……这个时候他已经26岁了。我16岁当兵，21岁以后都是我自己做的主，他电影学院读了三年，我没有过问，现在30岁更没必要过问，就按自己的想法来。

　　黄雷：虽然我学的是数学，但我工作单位是在电影频道，节目内容还是电影。做了这么多年工程师，我发现我的个性更喜欢去表达，而不是去专注完成别人分配给我的工作，所以我考虑改变，也是受父亲影响，导演是我优先考虑的职业。数学我读得比较辛苦，我不是时刻都能在一个特别理性的状态，似乎个人的天分不在这个方向，但是我当时没意识到自己更大的能力是表达。不过，数学培养了我理性的思维习惯，当有问题来了，我必须冷静分析，哪怕在我没有经验的状态下，我也会尝试想出一个方案。

　　记者：未来的路怎么走？

　　黄建新：我可能在他下次有比较大投资的作品时，如果他觉得能力还不够，就藏在后面再帮他一次，以后都是他自己的事了。我跟他说年龄是个宝，也是个糟糕的事情，经验很多的时候，极为自信，可能会有排他性和强权话语权，这很糟糕。你要我克服，我心里明白，可我一旦介入就不明白了。一开始，知道是拍青年人电影，我就不介入了，只是从技术层面保护，而当我能说上话的时候，有时会过于控制，这就很糟糕。这时，你到底是听我的还是不听我的？我这样的介入就很不好，我很清楚，所以这个事情不能多啊！

　　黄雷：父亲的影子很大，我只能说对自己要求高一点，早点摆脱在他阴影下站着的状态。我父亲曾说，年轻的一代电影人起来的时候，中国电影会有完全不同的状态，当我们大家出现完全不同的思维状态的时候，还是蛮快能走出这影子的。

　　两人相处？“突然可以坦诚地对话了”

　　记者：父子之间有没有重新认识？

　　黄建新：黄雷小时候，我就把他交给我妈妈。这次我们一起工作61天，他说，“老爸，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跟你超过两个月”。我心里咯噔一下，开始反思自己，很年轻你就成功了，渐渐地，“工作重要”成为你的说辞，渐渐成为你人生的理由，这个理由把你自己异化掉了，觉得这是你全部价值，把很多东西忽略掉了。当你有一天明白，你会觉得一家人出去玩，离了你不行。

　　跟黄雷在一起有这样的感触，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对黄雷的印象，就是这孩子不错，爱好也很广泛，但说具体的我不知道。张建亚拍《钱学森》，黄雷去玩，张建亚拿了索尼D50介绍他听，他说，“这我知道，进国内试听评价就是我写的”。他为专业音响杂志写专栏，现在还是耳机设计师，在美国得了许多大奖，张建亚跟我说的时候，我很吃惊。我自己没带过他，他的成长都是我妈跟我讲的。这部戏之前，我对黄雷没什么特别印象，就知道他自立了，永远都在做自己的事，他的朋友很多。我觉得，做这部电影最大的收获跟电影本身无关，是我们父子之间隐形的门被打开了，我们突然可以坦诚地对话了。

　　黄雷：父亲在我心目中是个符号，或是影子，缺乏足够的细节。我父亲根本不知道我在干吗，因为我会想“我告诉你干吗”？我清楚地记得他就给我过过一次生日，14岁初三，他送了我随身听，我永远都记得。我其实很渴望父亲给我鼓励和拥抱，包括那天上电视节目，主持人问我现在最希望父亲跟你做的一件事，我写的是“我们一起去玩吧”。这点我随父亲——我也不擅长表达，而且欲望特别不强烈。别人问我：“你爸坐你旁边，你紧张么？”我说我不紧张，我特别高兴我爸在我身边。拍摄的每一天都是能看到他的每一天。在我的人生经历中确实很少能看到他，在一起的时候，虽然我们就是聊工作，但我也挺知足的，起码我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