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颁奖季圆桌会议·导演篇】
“下一部作品”是最大动力
文/Matthew Belloni Stephen Galloway 译/翌安
1997年，格斯·范·桑特导演的《心灵捕手》不仅捧红了名不见经传的本·阿弗莱克和马特·达蒙，更是把当年的奥斯卡最佳剧本奖收入囊中。15年后，40岁的本·阿弗莱克带着自己的导演作品《逃离德黑兰》来到《好莱坞报道》颁奖季圆桌会议。与他一起分享导演经历的还有：《悲惨世界》导演汤姆·霍珀、《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导演李安、《乌云背后的幸福线》导演大卫·欧·拉塞尔、《被解放的姜戈》导演昆汀·塔伦蒂诺。谈话中，演员出身的阿弗莱克连连打趣，说自己是“在座惟一一个可能被其他人雇用的人”。
问：作为导演，你们经历的最艰难时刻是何时？
汤姆·霍珀：我14岁的时候和哥哥一起拍摄我的第二部电影《飞行夹克》，我任导演兼摄像，他主演。当时我准备了100英尺的胶片，按1秒16帧算，成片率大概在1.2比1。结果哥哥突然发现他有机会凌驾于我之上——如果他在拍摄中故意出错，我的胶片就全部白费了。那次，他把我弄哭了。
昆汀·塔伦蒂诺：可是，本·阿弗莱克还是让他哥哥（卡西·阿弗莱克）出演了他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失踪宝贝》。
本·阿弗莱克：我哥哥常说：“你这是占我便宜。”
昆汀·塔伦蒂诺：讲故事也好，和演员、剧组打交道也好，对我都不是难事，在我看来都是分内的工作。承担整个制作任务，正确引导团队，每天想方设法鼓舞大家才是最难的。有时我很想发飙，想撂挑子大喊“我受够了”，但我不能，因为整个剧组都指望着我。
李安：主创人员发生更替会让我很难过。有一次我不得不换掉配乐师，具体是哪部电影就不提了，那滋味很不好受。卖座和不卖座的电影我都拍过，我真心为剧组所有人的工作自豪，但有时不得不把个人感情放到一边，选择相对热门的人选。每到那种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很失败。
问：预算高于以往的作品会不会让你感到压力倍增？
李安：预算数字确实会让人抓狂，不过一旦开工后，冷静下来，状态就不一样了。从影以来，“想做的下一部作品”是我的永恒驱动力，那是一种让你不得不集中精力的危机感，甚至是恐惧感。这些内心深处的情绪让我保持清醒。
问：你们都可谓功成名就，会担心头上的光环在某一天消失吗？
昆汀·塔伦蒂诺：完全不担心。我可没打算一辈子都当导演。
大卫·欧·拉塞尔：真的吗？这可是个晴天霹雳。
昆汀·塔伦蒂诺：我也许会去做编剧，或者写小说，或者写写电影文学、电影论著、评论文章之类的。让我产生这个打算的一部分原因是，我不能忍受那些数字化的玩意儿，我当导演不是为了拍这些。如果还要做和银幕相关的事，我宁愿把剧本拍成HBO的迷你剧——没有有时间上的压力，可以从容地忠于剧本精髓。我的剧本内容总是比实际拍摄出来的多，惟一能完整呈现我整个剧本的电影是《杀死比尔》，因为我把它拍成了两部曲，那个本子我足足写了一年。
问：是不是得“疯魔”到一定程度才能当导演？
大卫·欧·拉塞尔：需要极大的热忱和极强韧的神经。
汤姆·霍珀：拍《悲惨世界》的时候，很多人认为我让演员现场真唱是疯了，他们劝我放弃现场真唱，但最后我还是遵从了自己的直觉。
本·阿弗莱克：作为导演，必须够疯狂才能承担如此多的责任。当然演员里的“神经病”也不少，我就碰到某人把测量辐射指数的计数器带到片场测量戏服的放射性，够神经质吧。
问：你们遇到的最古怪或者最好玩的影迷是什么样的？
李安：我最近接受过一个女记者的采访，采访快结束时她说：“我希望你能执导《爱与痛的边缘》（编者注：美国畅销***小说）。
昆汀·塔伦蒂诺：有个14岁的小女孩写了一个《杀死比尔3》的故事大纲给我，并说她想出演长大后的“黑蛇”的女儿。我认真读了她的来信，并给她打了电话感谢。我很感动这样的小女孩能如此喜欢这部电影，并希望这个故事继续下去。
大卫·欧·拉塞尔：其实我很希望昆汀能够继续拍电影，我喜爱你的作品。还记得10年前我跟戴安·基顿聊起导演伍迪·艾伦，我们有些担心他的创作状态，但事实上他至今仍保持着几乎一年一部的创作速度。我赞赏这种生活方式，也非常喜欢他去年的作品《午夜巴黎》。
昆汀·塔伦蒂诺：巧了，那也是2011年我最喜欢的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