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陈骏霖：在艺术和商业之间发展

陈骏霖作品

　　35岁的台湾导演陈骏霖有一个非常国际化的成长背景：在波士顿出生，在旧金山长大，求教于杨德昌一年半时间，接受对方的建议回到台湾担任制片助理，杨德昌的电影《一一》很大程度上激励了陈骏霖成为电影人的愿望。

　　陈骏霖的导演处女作《一页台北》入选2010年柏林电影节展映；第二部影片《明天记得爱上我》于今年2月入围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有别于《一页台北》的幽默逗趣，《明天记得爱上我》改谈爱情与婚姻，有些悲伤但更贴近生活。这部影片在香港国际电影节上进行了亚洲地区的首映。

　　：作为一个从国外回归台湾影坛的电影人，你如何在你的电影里处理台湾的社会文化和价值体系？

　　陈骏霖：我想我多少都是一个局外人的身份，但我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一件好事。我在台湾做的电影大部分故事来自我对这里的人和生活的观察，这些观察是站在一个外人的角度上的。就如《明天记得爱上我》这部电影，它的想法来自台湾的一个有趣现象，就是这里的男同性恋会趋向于把自己的取向隐瞒起来。站在一个西方人的角度来看，同性恋很平常。这样的文化对我来说是一种冲击。

　　：台湾电影在过去的三年中有些什么变化？你是否从中看到了更多新一代电影人的发展机会以及更多可以制作的电影种类？

　　陈骏霖：台湾电影的发展很快，越来越多的影片无论从它的种类，还是制作规模上来说都印证了这一点，因此我觉得很好。当然也有一些与日俱增的困惑，会出现一些反响不好或者我们还把握不好的电影，这很正常。它们都是帮助电影业发展的动力。也确实有一些制作者会着眼于市场趋势来做一些一味追求利润的电影，这都是电影市场中的现实。对于年轻导演来说，现在有很多的机会，这确实是一件不错的事。

　　：虽然你师从杨德昌，但是你们的电影风格截然不同，你从杨德昌那儿学到的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们这一代电影人会想摆脱来自台湾新浪潮电影导演例如杨德昌与侯孝贤的阴影吗？

　　陈骏霖：最初，我确实很想像他。后来，我决定忠实于自己。就像杨导一直忠诚于他自己一样，他只拍他自己真正想拍的电影。我从小在美国是看太空船、看机器人电影长大的，如果要我去模仿杨德昌，一看就不诚恳。如果你不是一个艺术导演，就不要去逼自己非要玩什么一镜到底。我相信，电影风格是学不来的。他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对品质的那种近乎极端的要求。他真的从来不知道“妥协”这件事情。

　　我回到亚洲制作电影的首要原因就是杨德昌与侯孝贤，所以我并不觉得需要摆脱什么阴影，他们的电影我都非常喜欢。

　　：要让一部电影既有艺术价值又能在商业上大获成功是否很难？

　　陈骏霖：我不会去担心在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上怎么划分自己的电影，因为到目前为止，我的影片总是处于两者之间，或许也是因为我是在实验电影和好莱坞大片的双重吸引下成长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