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公映的《毒战》是杜琪峰导演第一部完全内地取景拍摄的电影，也是他第一部内地公安题材的警匪电影，片中创造了不少第一次。电影从立项、剧本审查到上映经历了不少困难，电影上映后，不少观众发现，影片中塑造的公安形象跟以往的国内影视剧中塑造的同类人物有很大的不同，从故事情节的设置到人物个性都具有颠覆性。可就是这样一部“另类”风格的警匪片，却最终顺利过审。
杜琪峰说，可能十年以后，内地会出现很多真正的警匪片，那时候大家再拍，就可以拿《毒战》做一个参考。“从尺度来说，《毒战》是内地涉及公安的电影里面开枪最多的，所以我相信这是一种开放。”
禁毒队长以身试毒
《毒战》塑造了一个完全迥异于以往影视题材的津海禁毒大队长张雷(孙红雷饰)，这是一个狠角色，不浪漫，但对于毒贩子有着狼一样敏锐的嗅觉。为了追踪毒品、缉拿毒贩、倾覆毒窟，他钻研毒贩的运毒手法，赶赴禁毒第一阵线。在影片的开场，就凭着敏锐的嗅觉和第六感，判断出古天乐饰演的毒贩蔡添明涉嫌制毒。
更让人吃惊的是，在片中，为了取得毒贩的信任，他不惜以身试毒，亲自吸食白粉，最终赢得了毒贩的信任。
从张雷这个人物身上可以看到杜琪峰以往钟情的电影人物的影子，这些人物身上都有种对于某个目标过度沉溺的精神气质，比如，在《神探》中，疯探刘青云割下自己的耳朵，以示对对手的崇敬；《铁三角》中莫中原同样算是适应银河映像的一次试炼。
杜琪峰告诉孙红雷，演好张雷的唯一方法，没别的，就得真诚，“别去演英雄，去演一个人就对了，有的时候你演狗熊，才是一个真正的警察。”在杜琪峰的构思中，缉毒警和贩毒的人都一样，都是极端的人，张雷一开始抓住蔡添明，电影本可以结束，按理说可以喘一口气的，但是他没让自己喘气，接着这条路走下去，直至遇难。
正邪双方主角全死光
“自古正邪如冰炭”，泾渭分明，但这一条同样不适合杜琪峰的电影。杜琪峰的电影中，正反双方的厮杀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毒战》也不例外。片中出场的几乎所有的缉毒公安干警最后都英勇牺牲了，其中包括张雷、黄奕饰演的小贝、李心洁饰演的陈志雄。
在最后一场的双方枪击战中，蔡添明居然戏剧性地活了下来，成为了两队人马中唯一的幸存者，只是张雷死前用手铐将自己的手和蔡添明的足踝铐在一起，他才最终被赶来的特警抓获。
保持正面人物最后获得胜利，是主旋律电影最基本的一个条件。纵观国内电视剧领域，充斥银幕的公安干警们很少有在缉毒过程中牺牲的，更别提片中主要人物全牺牲了，从这一点来说，《毒战》是开了一个很大的先河，他将缉毒过程所要付出的代价做了一次残酷的展示。
小学外上演生死枪战
《毒战》最后的一场枪战是在一所小学校园外的马路上展开的，20多号正反两派的人物投入了枪战，其中精明狡猾的蔡添明不但劫持了大巴车上的多名小学生，还威胁诱导孩子们站起来为他自己打掩护。这个电影桥段本身不新鲜，拿孩子当掩护也是电影中那些歹徒和坏人常常施展的小伎俩。但将故事的发生地放在内地一所小学校附近进行，这还是首例。
杜琪峰说，香港警察不在意电影把他们拍成什么样子，说他忠也行，***也行，杀人也行，强***也行，贪污也行，他们明白这是看电影。但在国内警察就一定不能这样拍，尺度差很远。“国内的市场没有那么开放，他们就很当真，觉得很多写法会影响整个公安形象。不过即使有很多限制，也足够我写公安题材的电影，还是有足够的空间。”
这其中，有些观念需要澄清和修正。以前，很多人在看了香港的黑帮片后，会误以为香港在现实中也是一个治安秩序很差很乱的地方，直到有人真正去香港感受后，才发现，香港的社会治安秩序很好。而电影中展示出来的景象，终究是电影的想象，跟生活本身是不能等同的。
拿人民币当纸钱烧
片中有一场戏，蔡添明急于祭拜自己在制毒工厂爆炸中死去的妻子和两个小舅子，一时又找不到纸钱，两名徒弟“仗义”地拿出一堆真钱来烧。而边上监视的公安干警们全部掏出钱来，也只有区区的几十元，两者一对比，毒贩们的狂妄有钱立显。
《毒战》是杜琪峰导演在自己最拿手的警匪片领域中跟内地市场一次主动的试水之作，他在采访中说，在内地，喜剧是一个主流，有很大的市场。但他对于一个香港导演能否拍出像《泰囧》、《非诚勿扰》这样的生活喜剧片表示怀疑，“问题是，我们香港有多少个编剧能用普通话说一些笑话出来？所以在对白部分，我们是相对吃亏的。”
他认为，银河映像的警匪片和黑帮片比较具有代表性，“我们做这个类型也比较成熟，再者，时装警匪片在内地也是寥寥可数。我觉得，警匪片的好处是，既有动作，又会突出人性。现在我们欠缺的是，怎么在题材上找到跟内地的契合点。缉拿毒品，反毒这个题材本身是政治正确的，因为你不能否认国内也有毒品。所以，最重要的始终是，你想要讲些什么、表达什么、怎么去展现给观众看。”
他首先不挑战别人，因为别人也不让他挑战。政治正确就是，在内地拍戏就要守这里的规矩。其实，就算去印度拍戏，也要守印度的规矩。
罪犯注射死被故意渲染
杜琪峰回忆，“我们送审的那个剧本是完成的，拍摄的时候就是以那个完成的作为蓝本。”这部电影从三个小时剪成了两个小时，考虑到当中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先自我审查了，以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法递给了电影局审查。”
对于片中结尾处蔡添明被警方注射死的故意渲染，杜琪峰坦诚自己当初也担心会被剪掉，“所以我们一直都没说，直到拍的时候才说的，我觉得这样的东西对两地的观众比较新鲜，而且它不仅仅是一场死刑这么简单，更是一个电影的开放、进步。”
尽管如此，拍戏的过程中仍然有点战战兢兢，“如果这个题材乱了的话，很多东西都要重新设置，它不是改一点的问题。”
他跟编剧韦家辉也修订了很多细节。例如警察打人一定不能拍，就把片中改成了张雷用头撞人，算是做了一个变通。但是吸毒能不能拍呢？“我们只能试一试，因为中国内地电影没有分等级，这个场面可以给小孩子看到吗？没有想到通过了。”
尽管如此，跟以往银河映像的作品相比，《毒战》仍然算是一部积极向上的电影，乐观情绪大于悲观情绪，“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支持未来的。我觉得从现在整体来看，其中我们国家的改变只差了一步，就是一个清晰的法制精神。”
杜琪峰说，在香港拍，他可能会写蔡添明这个人最后成功逃跑了，因为他跑掉以后，大家才会更恨他，怎么能让这种人跑呢？效果其实比杀死他好。“但现在为了送审，不可能不让他死，因为法律在那里，我要尊重内地的法律。”
这部颠覆了传统公安形象的缉毒片过审得还算顺利。这其中，海润影视董事长刘燕铭功不可没，从剧本的立项到电影拍完之后跟电影局、公安部沟通，“都是他帮我们去讲，全靠刘总的能力，我们哪里懂得怎么讲？我们是拍电影的人，只会拍电影。”
不管张雷这个人物有多少的缺点和自以为是，但是他带领自己的部下为了将蔡添明背后的贩毒团伙一网打尽的决心和置自己个人安危于不顾的牺牲精神，仍然是内地公安系统一直宣扬的主旋律，相信这也是影片能够打动相关审查部门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这个前提下，《毒战》也在不经意间为今后公安题材电影作品扩大了一块创作上的空间。本报记者 王金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