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结束的第37届香港国际电影节(3月17日至4月2日)上，一部名为《一个复杂故事》的香港电影颇为特别。
该电影改编自香港作家亦舒的同名小说，讲述一个“港漂”的大陆女生为富商太太代孕的故事。电影探讨了现代社会中的性别关系(包括同性恋问题)、家庭关系，以及金钱观、伦理观、个人身份的认同与选择等话题，是港片中较难得的一部轻缓、细腻但不失跌宕的诚意之作。
它更特别的地方在于，该片包括导演周冠威在内的主创班底是9位来自香港演艺学院电影电视学院的硕士生，他们分别负责导演、制片、摄影、声音剪接等工作。这是一部耗资700万港元的“学生电影”，由杜琪峰的银河映像和江志强的安乐公司以及香港电影发展基金合力投资，整个摄制过程完全按照电影产业的专业标准操作，除了演艺学院老师的帮助、张学友等零报酬出演，叶德娴、金燕玲、卢海鹏(《夺命金》荣获金像奖最佳男配角)等电影圈“大佬”也甘当绿叶，鼎力相助。
影片上映，毁誉参半。好评认为，影片制作精良，反映了社会真实，人情味十足，制作本身也是一段提拔新人的佳话；差评则指出，导演手法稚嫩，影片缺乏节奏，表演存在不足，影片虽然体现香港电影人对新生代的“扶持”，但也恰恰反映了本地人才的断层问题。
正如片名一样，讨论很快超出电影本身的范围，反映出的现状似乎没那么简单——这部看似“低成本”电影拍摄的背后究竟动用了多少人力资源？一个新人导演如何才能真正进入电影行业？电影的拍摄过程反映出的当下电影教育的复杂问题究竟如何？带着这些问题，早报记者日前专访了香港资深电影工作者舒琪先生。作为该片监制，舒琪是该片重要的幕后推手，他从剧本构思到写作整个过程都和学生一起参与，并动用身边一切资源替学生说服亦舒出让版权、四处寻找投资、动用人情邀请演员等。在此过程中，舒琪深刻体会到大学电影教育的一些“无能为力”。
改编遇困难，老师写初稿
：开拍前，如何和学生一起商量题材的选择和剧本创作的？
舒琪：每一个同学都可以提供一到两个想法做报告，包括很详细的故事、心目中理想的演员、 预算以及一些概念上的图像。当时有9个同学做了报告，然后由校内的老师，校外的导演、监制、发行一起打分。结果选择出来的是一个失踪警察的故事，讲一个职位很高的警察在登山途中忽然失踪，只留给警方两组很神秘的号码……写了两个多月大家都不满意，所以到中间喊停。
我就提出改编。原著小说我三四年前看就觉得不错，格局也不大，适合改编。几个老师看了都觉得不错，而且文艺片在规模上也可以控制，可是想不到改编实际也很困难。我们集体创作，每一个星期碰面聊一下，一直到有一个比较详细的分场出来。导演说想自己写，于是再找两个已经毕业的同学帮他写剧本。可是过了两个多星期，他再给我看剧本，人物细节都改了。问他为什么要这样改，他说感觉有一些东西进不了戏。我当时很生气，作为导演，如果进不了剧情应该讲出来大家讨论而不是独自擅改。
无奈之下我按照原来的架构开始写剧本初稿，写出来有90多个分场，先准备开拍。大家一边讨论，一边选角。来来回回真的花了不少时间沟通。
拍电影，实战经验第一
：导演有没有具体讲原剧本哪一些地方是他无法“入戏”的？
舒琪：第一，他认为这个电影是关于生命、怀孕这些道德层面的问题，跟女主角其实是同性恋的身份无关，可是在原著里这一身份是关键。作为一个导演不能总是说不了解就不能拍，真那样的话，除了日记体以外什么都不能拍了。
另外，跟这个导演受教育的背景有关。拍电影说到底就是一个资源(整合)，不可能很便宜就拍出一个电影。当然你可以说很多电影是不花钱拍的，可是不花钱不等于没有“投资”。比方说这个电影我们花了700万(港元)，如果所有人都按照正常付费的话，应该是1500万港元的电影。张学友、叶德娴都是零报酬。学校也提供了很多资源。很多电影没花多少“现金”，但实际动用了很多资源，包括人情。然而，学校也有很多的资源局限，能给予学生的拍摄经验很有限。比如我们现在本科4年，每个学生毕业时可能拍了四五个短片，毕业作品30-40分钟。但是三四年如果在一个很活跃的工业，作为一个助理，可能已经拍了20部电影了。如果作为一个导演，起码要拍一个完整的长片。
经验是要长久累积的，所以现在的毕业生和这个产业有一个鸿沟，那个鸿沟不单指现场的经验，还有题材的多样性和对人的经验。比方说这个电影牵涉到一点上流阶级的生活，电影里的每一个景，除了女主角的家比较小以外，都是很大的景。可是同学拍学生片时都是小饭店、公屋之类很小的景。怎么表现这么大一个空间跟人的关系，放两个演员进去应该怎么演戏？机器放在哪里？这些都变成了问题。很多时候剧本写好了给他们拍，可是他们演绎错误。每一场戏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考验。每次都要经过反复详细的谈论，他们才能掌握。
这就让我想到，到底怎么教电影呢？唯一一个可能就是跟工业结合，可是跟工业结合很困难，因为工业有工业的一套规律……电影到最后还是一门艺术，是思考的东西。我觉得对所有艺术教育来说，需要一个全新的观念，怎么样才真正能够让电影教育跟电影艺术、技术训练还有生活经验结合，那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最关键的，我觉得电影学校一定要脱离政府的架构。不可能按照政府规定的课程把不同部门的工作划分在一个课程表里，每天3节课，一节课3个小时，16个星期一个课程就期望达成专业目的。如果你学摄影就一定要上一整天，要9个小时才能学到东西，光打一个灯就要两个小时了。
念电影专业起码要5年
：国外的电影教育，从读书时就进入工业了吗？
舒琪：也不完全是。我看过一些外国的电影学校，进大学念电影是5年，毕业就是研究生。当然，念电影和学位高低完全没有关系，如果很关注学位那么根本就不应该念电影。但我的确觉得念电影起码要5年，甚至6到7年。那样可以有很灵活的调动，包括一整年的实习。我知道现在浸会大学也有类似的设置，但是操作起来很随便，不管学生到底做了什么。
其次，欧洲的学校鼓励来考电影的最好不是刚毕业的，一般是25岁以上，比较成熟的，有工作经验的最好。我很同意。现在我们念本科一年级的18岁还不到，之前根本没有任何电影拍摄的经验，看的电影也不多。100个里面大概只有1个是影迷。相当于进来是幼稚园，4年出来要变成大学生，简直是开玩笑。这不是学校推卸责任，是真的无能为力。
研究生这块也是，在外国，大部分的研究生在本科之后是因为想尝试另外一个课题， 才去考研究生， 学的是一个新的东西。香港没有要求研究生和本科必须是同一专业，但是仍然很难收到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本科生。我们学校第一届研究生招生时会锁定一些文学专业的，或是工作过几年，有起码两三年的社会经验。教学相对容易，尽管还是会出很多问题，但比后一两届大部分从本科直接出来读研的情况要好很多。
剧本和演员是港片短板
：都说“香港电影已死”，那么这些本土培养出来的电影人，他们未来的方向在哪里？是挽救过去那些香港电影呢，还是完全走一条全新的路？以这部电影为例，导演凭借这部电影就可以进入这个产业了吗？
舒琪：我对学生的要求是，第一，所有的东西出来起码要“看起来专业”， 不可以给人感觉业余、投机、随便。第二，故事题材上不一定要很商业，可是一定要从头到尾让人追看下去，要从情节、铺排、结构、演员表演各方面掌握观众。这两个要求是任何一个导演都必须达到的。如果懂得说故事、懂得掌握观众的“追看性”，不论什么类型都不会有很大的问题。
我不认为他们会继续拍以前的东西。首先，他们选择的方向是他们的问题。这部戏的学生基本已经掌握了一部长片的要求，但大部分本科毕业的学生仍没有具备拍长片的心理素质。一部剧情长片的要求很严格，比方说这部戏里，一口气拍5天的戏，对学生来说已经是个很大的考验。这表示5天的时间里没有任何可以思考的时间，只能准备头2天，后面随时会出问题，心理素质是很重要的。现在他们技术上准备得不错了，可是面对各种题材的处理还是有困难。这是个人的经验，作为老师无法再训练了。
其次，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进入这个产业，因为这个产业根本从一开始就没有很多机会。并不是这个产业不愿意提拔新人，而是拍电影最低也需要几百万(港元)，不可能投资在一个没有经验的导演身上，现在合拍片的投资那么大，更不可能给他们拍。对投资者来说，电影就是一个资本的计算方程式。给投资方一个很好的剧本，他们说必须让林峰(香港男演员)演，不行就不拍。比如《寒战》，对我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选角， 这里面几个演员显然就是老板的意思，但你说老板有错吗，没有。事实也证明老板没错，但对电影来说却很可惜，整个选角都错了，比如郭富城这个角色完全不可信。现在香港电影最大的问题除了剧本，就是演员，我们的演员只有50岁以上的。我为什么要用子义(剧中扮演代孕女孩的男友)，因为香港根本找不到一个可以演大学生的，干干净净的，像一个男人的男演员。
所以对于现在的新人导演，要先拿一个剧本出来，(可惜)没有人能拿得出一个好剧本。如果剧本真的很棒，对于新人导演来说，根本不需要产业的认同。你们新一代要有自己的工业，这个东西谁能帮你？这需要你们的自觉，是你们自己的决定。最后还是归结到一个问题：这一代到底有没有这个主动性、组织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