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光用影像写作 超越常规纪录片(图)

《江湖》剧照，1998年，吴文光成为用小DV拍纪录片的先行者。

2005年，吴文光开始“村民影像计划”，图为他采访村民。

吴文光已不只是纯粹的拍摄者，他还动员村里的孩子拍摄自己的家乡。

吴文光在早报文化讲堂 早报记者 高剑平

　　早报记者 黄小河

　　4月21日下午，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做客早报文化讲堂，在爱尔兰中心举行了一场名为“我的纪录片创作与民间记忆计划同行”的讲座。虽然当天来的观众不是很多，2个小时的交流，吴文光还是坚持站着不用话筒，声音激昂地讲述了他25年来的纪录片的创作历程。吴文光一开场就对大家说，“希望今天的讲座是一场朴素的交流。”

　　一个男青年从背后拍吴文光的背：“吴老师！”吴文光回过头，兴奋异常，原来这是他在草场地曾经的学生，“我记得你，你是天津的，叫郭晗。” 郭晗现在上海工作，他是从微博上看到讲座消息从浦东赶过来的。他告诉早报记者，当时的他还是学生，因为在草场地度过的那段时光，对他后面人生影响颇深。记者问他，你有了什么改变，他看了看吴文光，回答：“我明白了生活比艺术更加重要。”

　　从1988年拍摄第一部纪录片《流浪北京：最后的梦想者》至今，25年过去了，吴文光仍对纪录片充满激情。“这期间我有过沮丧和困顿，个人作品的完成无法代替‘纪录片于他人于社会是否有用？’的回答。庆幸的是，2010年民间记忆计划的开始，我卷入其中，返回和我有关系的村子，返回到经历过悲惨记忆的老人中，我的纪录片创作开始获得新生命。”

　　因为不满足 所以拍摄

　　1988年，吴文光来到北京，那一年，他32岁。初来乍到，人有些自卑、很害羞，有了一个小想法，能把自己吓一跳。“在此期间，我有幸认识了一些胡思乱想、爱做白日梦，行为比较诡异的年轻人做朋友，他们有的喜欢画画、有的喜欢拍照片、有的兴致勃勃地要成立自己的剧团。从昆明刚到北京的我，觉得他们真敢说，每个人都是奥巴马！实际上后来我才明白，他们都是有梦想的。这些人最后成为了《流浪北京》里的主人公。” 吴文光的纪录片创作开始于一个无意识懵懂的状态，那时对自己的生活现实不满足，不想去在被安排好的状态里生活，他认为，《流浪北京》的产生就是这个想法的体现。

　　接着，吴文光为大家展示了一张照片。画面上的女孩站立在门旁，短发、眼神丰富。“她叫张夏平，是一个流浪画家。这张照片就是1980年代末的年轻人的形象，眼睛单纯执着，两句话不行就‘X你大爷’，手里端着的不是茶也不是咖啡，是白酒。蔑视、挑衅中又含着一种害羞的东西，也是典型的80年代末艺术青年的眼神。这张照片虽然不是我拍的，但是后来我把它作为了《流浪北京》的剧照。”

　　1989年，当吴文光进行《流浪北京》的第二次拍摄时，北京艺术圈的氛围已经彻底垮塌，艺术家们陆陆续续地出国。“所有人都出国了，凡是能去的地方都有人去了，我也想走了。”临走之前，却有一个问题困扰着吴文光：莫非就只有出国这一条路？

　　“我问自己，尝试过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没有？回答是没有，没有的话，我怎么会去抱怨这个环境没有给我自由呢？所以，自由不是想像或者在阅读的时候能够给你的，而是你在做什么的时候才能拥有的。”于是，吴文光决定把片子继续做下去。1990年，他回到昆明，在剪辑过程中，想到了这个名字《流浪北京》，副标题是“最后的梦想者”。

　　“这部片子是对整个80年代作了一个告别，片子做完了，我知道自己有这个能量，自己可以做这个事情。”吴文光说，“1989年，对于我来说是巨大转变的一年，到现在我再也不会去想我要到国外去生活或者居住，幻想那些我生下来的孩子，他们在草地上跑着，去到一个公益学校里边上课，这些都不在我的想像里了。中国非常美好，可做的事情很多。”

　　对常规纪录片深恶痛绝

　　今天，《流浪北京：最后的梦想者》一直被认定为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的纪录片。但在当时，吴文光把3个小时的粗剪片放给朋友们看后，他得到的是死一般的沉默，他知道自己做了一个垃圾影片，于是很不好意思地请大家出去吃了烧烤，喝了点儿酒，然后就把带子直接塞到了床底下。

　　此后吴文光拍摄了《江湖》，对于他自己来讲，这又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这部片子与以往纪录片不同之处是，吴文光第一次开始使用小DV拍摄。

　　从1998年8月到1999年4月，吴文光和他的助手苏明数次跟随河南的一个叫“远大歌舞团”的演出大棚拍摄，其间这个以“走江湖卖艺”为方式的大棚走过北京郊县、河北、天津、山西等地，两人分头带着微型数码摄像机交替进入大棚，以“单独交往”的方式和大棚人相处，近距离并微观地记录下一种“江湖生活”。

　　“从1998年开始使用DV拍摄，令我摆脱了摄影师，我可以一手掌控，想怎么拍就怎么拍。《江湖》里，大棚里的演员们在流浪，我是跟着他们在散步。”《江湖》的拍摄使吴文光被赋予了一个新的评价：吴文光开始从拍摄城市文化精英、关注“文革”历史题材转向关注底层。虽然赞美不断，但新的困惑来了：片子虽然拍好了，但并没有把终极问题解决。

　　在一次放映会上，当观众问到，你拍了片子之后，他们有所改变吗？吴文光沉默了。纪录片伦理话题被搬上了天平，正反两方的观众争论不休。

　　“我当时的心情是，我变成了旁观者，其实纪录片是不能改变和解决问题的，那作者能不能面对这个问题？作者该不该顺理成章地滑下去？国外的导演遇到此问题都会耸耸肩，可是我好像必须要去面对！”吴文光说。

　　于是，吴文光停止了常规方法的纪录片拍摄，他说，“我没办法把摄像机理所当然地轰炸下去，扫射下去，我找不到一个简单的理由做下去。”

　　其实吴文光没有停止记录，他的摄像机反倒一直开着，用他的话来说，“只是作为影像日记的方式” 。他一再说明，用“影像写作”的方式大有可为，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你在哪儿，你不知道要拍什么，没关系，你都可以拿起机器拍，就像你发微博一样简单。

　　常规纪录片往往是对他人的一种榨取，作者在拍摄完成后，参加各大电影节，获得荣誉。但被拍摄者生活无法被改变。贫困者依然贫困，流浪者依然流浪，问题依然存在。吴文光进一步强调说，“纪录片不是匕首，不应该是揭露，揭露是个闭塞的意识。你们可以多看看德国和比利时的片子，有些片子很短，有20分钟或者30分钟的，非常个人化。草场地最近收了30多部这样的片子，从来没有人去看，但这就是真实影像，这是超越纪录片的，是有坚硬的话题在里边。纪录片应该完全是作者虚构出的影像，就像我的学生郭晗，他在天津发现了一栋准备拆迁的楼，人都搬走了，但是东西还在，墙上的笔迹、丢弃的帽子、破吉他，这些都是真实的人在这里生活过的见证，他拍了一个短片，我看了非常好，于是我马上过去，拍了一个多小时，有些素材还用到了我的片子《治疗》里。”

　　在现场，吴文光用了“他的一种反动”来表示对常规纪录片的深恶痛绝。从《治疗》以后，吴文光彻底对以往的纪录片拍摄方法作了告别，也对过去的自己作了告别。

　　年轻一代的参与最主要

　　结束了自己1990年到2000年十年快进式介绍，吴文光看了看表说，“还是超了时间，我本想留更多的时间给观众，但是毕竟是20年，用十几分钟说完还真的比较困难。”

　　在谈到公共项目和个人项目参与到一起给他带来的变化，无疑是吴文光在2005年创办了草场地工作坊，草场地工作坊的建立，让吴文光有机会在一个公共平台上和更多不同年龄层次的人交流，他开始用影像、剧场、文字等多种方式做着纪录片推广的教育者、践行者。

　　“2005年，我一直想找个工作室，一个朋友在草场地找了几亩地，想让我来做些事情，他说不让我操心钱的事儿，我突然觉得一个巨大的肉包子砸在了我的头上。”后来，“村民影像计划”就这样开始了，这个计划是让农民自己拍电影，一年结束后，以“村民自治”的方式获得了10部来自全国不同村落的“村民影像”，而让吴文光欣慰的是最终坚持到现在的，还有4个人。

　　吴文光这时给大家展示了一张图片，“这是一个陕西的村子，一个村民作者去拍他们村子里面的一个人，村里面要搞选举，他们都很讨厌村主任，希望他下届不要当选，于是两个人在商量怎么找人拉选票。”吴文光兴奋地对大家说，“你们看，乡村里一个政变的故事就以一个日常的方式展开了，但这种方式只有村民自己才能拍到。” 村民作者不仅给吴文光带来新的思考，也给纪录片的拍摄带来新的表达方式。

　　于是，吴文光利用同期的素材做出了纪录片《亮出你的家伙》，在这部纪录片里，吴文光毫不回避自己与村民的互相怀疑和争吵。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吕新雨在看完后，重新定义了吴文光导演位置的“被剥夺”：“吴文光的纪录片最大的意义就是开放，开放了现实文本，让现实本身能够进入来占据导演的位置，让自己处于一种被撞击被打击的过程中之后再来看自己。”

　　但这一良性的创作状很快又被种种硬邦邦的问题打破。尽管农民有了自己的表达，但权利从哪里来，如果没有草场地的资助，没有外界资金的资助，他们能不能延续自己的创作，他们自身的创作局限性又反复出现，吴文光又开始左右为难。所以从2010年开始，吴文光不再组织村民拍摄。“当这个事情没有解药，我就宣布了‘村民影像计划’寿终正寝。”

　　于是从2010年开始的“民间记忆计划”成为了“村民影像计划”的延伸，从原来局限于村民这样的拍摄者，到后来更多的80后新一代卷入其中，大家返回自己的村子，记录关于三年饥饿记忆的拍摄。

　　吴文光在现场给观众看了很多关于“民间记忆计划”里的第一手图片资料，他介绍了一位80多岁的云南村落里的老人，照片上的老人就像罗中立所画的《父亲》，干瘦枯黄的脸上爬满了皱纹。“当她谈到三年饥饿，在云南这样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依然是在‘大跃进’和饥饿的控制当中，孩子刚生下来就被捆在床上，因为要出工，不出工没有公分，也没有饭吃，她的老公公最后因为挨饿去公社偷吃的，最后被拷打吊死。”所有的采访都是保持这样的格局，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保持一米的距离，静静地聆听……

　　从《流浪北京》到民间记忆计划，吴文光从未停止思考，在别人不知纪录片是什么的时候，他举起了摄像机，当别人以镜头为匕首对准别人时，他却又把镜头对准自己，甚至自己已经快要消失的记忆中。

　　从2000年至今，他还没有带着片子来到上海，这次的上海之行，能把他这些年做的事情和大家讲一讲，他觉得心里充满快意。在讲座结束后，吴文光告诉记者，他希望下次来，能够将“民间记忆计划”做一个集中展映。

　　当记者问及有没有想到这个计划何时结束时，吴文光回答说，“因为它是自发式的，所以它应该是无限循环的。就像滚雪球一样，虽然散落在各个村庄，但希望会随着时间慢慢壮大，最主要的当然是让年轻的一代多参与进来，因为历史需要链接，孩子们需要知道上一辈人身上发生了什么，因为我们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