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辛作品大盘点:多种类型片的尝试

2013/5/27 15:12:01 作者:nvwu 来源:女物娱乐网
陈可辛生于香港,长于泰国,在美国学电影,《中国合伙人》中孟晓俊在美国餐馆打工,正是他本人的真实经历。陈可辛决心为了这个题材解决自己拍现实题材影片的第三个障碍--香港导演在内地必须面对的\接地气\困局。

电影剧照

电影剧照

  香港导演陈可辛拍了一部颇具内地感的电影,讲述了几个小人物在中国改革的大时代中成就商业梦想的故事。有微小的个人命运,也有磅礴的时代流转。

  本刊记者/万佳欢 本文刊于《》第611期,转载请注明。

  黄晓明饰演的成东青连续两年高考落榜,第三次搏命背下整本英文字典才终于考上。为了筹到大学学费,黄晓明"噗通"一声,跪倒在村里人面前。

  二十多年后,这个"土鳖"的农村孩子被媒体称为"留学教父",春风得意地站在体育馆里向几万名学员挥手致意--他与两个大学好友创办的"新梦想"英语学校在纳斯达克上市。

  热血、梦想、励志,这就是陈可辛在影片《中国合伙人》中讲述的"丝逆袭"故事:"土鳖"黄晓明、"愤青"佟大为和"海归"邓超三个小人物在《中国合伙人》里白手起家,最终实现了"中国式梦想"。

  故事取材于"新东方"三位创始人俞敏洪、徐小平和王强的创业史,可陈可辛非但不想把它拍成一部企业传记片,甚至也不想把它拍成某几个人物的传记,而是试图做一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传记",跟自己的成名作《甜蜜蜜》一样,把个人经历、小情趣放进一个更大的时代格局。

  陈可辛想将电影的英文名取为《AmericanDreamsInChina》。有趣的是,"中国梦"从去年11月正式进入官方词汇并且成为时下热议的话题。陈可辛不太清楚官方阐释中的"中国梦",他只在意如何把个人成功的故事拍得接地气。

  《中国合伙人》关乎时代,它的出现本身也有时代的印记。在大片渐渐没落的今天,北上7年的香港导演陈可辛才终于告别古装大片,回到了他喜欢和擅长的领域。

  小人物的"中国式成功"

  佟大为饰演的王阳在1980年代是一个留着长发、背英文诗、交美国女朋友、读卡耐基的"愤青"。第一天为佟大为试造型时,造型师把头套剪来剪去,陈可辛都不满意。最后,造型师干脆剪了个跟陈可辛一样的披肩发,后者一看,点头满意,"这个感觉不错。"

  为了体现不同人在时代背景下的命运变迁,陈可辛刻意选择了三个完全不同的人物,他承认三个角色身上都有自己的影子。

  "导演私下里是一个话很少的人,但心里特别明白,"佟大为告诉《》,"这跟后来的王阳有相似之处。"后来,王阳被美国女友抛弃,剪掉了长发,与自己过去极致而浪漫的青春岁月彻底作别。

  同样剪掉头发的还有孟晓骏。这个由邓超饰演的、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海归"一直自信满满,但在美国只能在实验室喂小白鼠、在西餐厅打工。他受挫后回到国内,用剪发来告别美国,重新在国内寻找成功。

  同样有美国经历的陈可辛自认跟孟晓骏最像--真正要融入美国时遭遇尊严困境。在一场孟晓骏在美国餐厅打工的戏里,导演甚至加入了一个自己做杂工时碰到的场景:硬塞给自己小费的英国老太太。

  相比前两人,黄晓明饰演的成东青显得"土鳖"很多。两次高考失利、想留学却几次被拒签、好容易留校任教,又因在校外私自授课被开除。"失败"把他逼到了悬崖边,他不得不厚着脸皮赖在肯德基里开起了英语补习班,凭借自嘲教学法吸引了不少学生。

  这三个典型的"失败者"最后成为成功的典范。然而在影片后段,成东青和孟晓骏两个合伙人之间撕破了脸。陈可辛把两人的矛盾形容为"中国式中庸之道"和"美国式争取"的之间的矛盾。"美国人讲自信、讲争取,可中国人从小受的教育是要谦虚,要孔融让梨,"他对《》说。陈可辛想表达的"中国式成功"其实属于成东青的。他努力、拼命,更单纯,更"轴",也更凭直觉做事。

  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愤怒的人们在"新梦想"学校门前示威,高喊"打倒美国走狗"。知识分子孟晓骏眼睁睁地看着成东青冲出去,对激愤的抗议人群大叫:"中国人就会窝里斗!你们跟30年前有什么区别!"

  但成东青身上还有一种"中国式中庸之道"。"老实说,一直到拍完,我对这个人物的理解都不是很透,"陈可辛说,"尤其是在中国,成东青是一个典型的会成功的人。他不只靠做的事,还可以靠为人去成功;而我的为人更像孟晓骏,不会在中国取得成功的。"

  陈可辛在《中国合伙人》中加入了苏芮的歌"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这首《一样的月光》不仅成为一种时代标志性背景音乐,更成为主人公们的内心拷问。

  "我其实是一个特别守规矩的人,"导演并不认为自己更想强调个体的力量,"要是世界的规律是这样,我们只能跟着世界的规律走。不过表面上你是可以被世界改变的,但里面你可以有一些坚持,其实改变世界和被世界改变还是有一个中间点的。"

  "难道我一辈子拍大片拍到老吗?"

  陈可辛自己也无奈地找过那个"中间点"。2007年,不喜欢拍大片的他推出了由刘德华、李连杰和金城武出演的古装大片《投名状》。其实他本人一直喜欢年代跨度大、描写时代动荡、有唏嘘感的作品。他的代表作、拍摄于1997年的《甜蜜蜜》是一个爱情故事,但他借用香港回归时港人的末世情怀,让故事具大格局。影片曾破天荒地囊括香港电影金像奖九项大奖。2002年,陈可辛监制的影片《金鸡》再次折射20余年香港社会变迁,表达在逆境下乐观勤恳的"香港精神"。

  2005年,陈可辛开始北上做合拍片。内地对于喜欢年代戏的创作者有更为广阔的空间,但他同时也开始遭遇行业内的"大片困局"。彼时,内地电影市场还属于《无极》或《十面埋伏》--2002年《英雄》大获成功,把中国电影带入产业化、商业化元年,拥有大场面的大片才能把观众拉进影院。陈可辛曾描述过一个吊诡的局面:如果你要拍一个几亿的电影,很多人排队投资,但一个几千万的电影却没有人投。

  陈可辛只能选择也在内地拍大片,并尝试在大制作中装入一个"中等成本的文艺故事"。2007年的《投名状》投资达到4000万美元,"香港人做事讲变通,我再不改,很有可能就改行了,没电影可拍,"他告诉《》。

  虽然《投名状》和他后来监制的大制作电影《十月围城》都取得了不错的票房,但陈可辛仍表示,自己更喜欢拍小片。

  幸运的是,这个困局在近一两年来渐渐解除--很多只拥有大片表皮的作品引起了观众的反感,人们开始能够为了一些有话题性中小成本电影进入影院。从2010年《杜拉拉升职记》和2011年的《将爱情进行到底》等电影便可以看到这样的趋向。

  但对于陈可辛而言,第二个障碍随之而来:个人审美。他看过《将爱》和《杜拉拉》,发现整个内地似乎都喜欢比较浮夸、亮丽的东西--也许是因为"在过去刚刚赚到钱,财大气粗"。但这样的风格完全满足不了陈可辛自己美学上的要求。他开始害怕,回头去拍自己喜欢的《甜蜜蜜》类型,可能注定失败。

  直到2011年底,陈可辛看到《失恋33天》,才终于觉得自己可以着手做现代题材电影了。这是近年来第一部他完全能接受、与自己审美接轨、并且票房不错的电影。就在此前几个月,陈可辛正为影片《武侠》做后期,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找到他,给了一个讲述新东方创业经历、名为《中国合伙人》的剧本,编剧是新东方"三驾马车"之一的徐小平。

  陈可辛看完,大呼自己"终于找到了"。新东方的发展故事从1980年代的出国潮到1990年代的下海潮,再到后来的企业股份化、国际化发展,讲的正好是传统中国价值观和西方、尤其是美国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完全符合陈可辛的喜好和强项。

  陈可辛决心为了这个题材解决自己拍现实题材影片的第三个障碍--香港导演在内地必须面对的"接地气"困局。

  "这个是早晚的事。现在不克服,难道我一辈子拍大片拍到老吗?"他对《》说,"只有克服了,我才能回归到我最喜欢、最擅长的题材上去。"

  一个香港导演眼中的内地变迁

  对于一个香港导演来说,在内地"接地气"不容易。陈可辛找来《疯狂的石头》的编剧周智勇和另一位编剧张冀重写剧本,又让内地的剪辑在最后阶段把关。此外,他也在电影中加入了自己对内地三十年的认知。

  《中国合伙人》里,成东青1993年被远在美国的女朋友苏梅甩掉,正好是中国首次申奥当天。成东青接完分手电话,垂头丧气地往回走,身后有一处标语:"给中国一次机会,还世界一个奇迹。"

  其实,这句标语是陈可辛本人对中国内地的第一个印象。他12岁随家人移居泰国,18岁赴美研读电影,21岁返港,几乎跟1980年代的内地毫无联系。1993年,时年31岁的陈可辛才第一次由香港回内地。从机场到市内的路上,他第一个看到的"内地形象"便是这句申奥标语。

  巧合的是,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让陈可辛留下了另一个内地印象--那天晚上,他跟冯小刚开车想去天安门,却在长安街上被欢庆的人群堵了足足三个小时。看到冯小刚,老百姓把他们团团围住,"就好像他是哥们儿"。他从没见过一个导演竟然能被那么多普通人认识。

  那之后,原本谨慎的陈可辛开始常来北京,2005年推出了首部合拍片《如果爱》。他虽然是最后一个北上拍戏的香港导演,但在北京又做工作室、又做公司,算是来得最彻底的一个。

  陈可辛还记得,《如果爱》也要拍摄一些1990年代的戏份,但整个拍摄简直成为自己跟北京赛跑的过程,每一个很漂亮的老楼都必须赶着拍,"不拍就拆"。那几年,他想,"全世界的吊臂都在北京了吧?"

  "我见证了北京那么快地把所有的老东西都拿掉,疯狂地重建,"陈可辛说。建好的地方都是CBD,都是三里屯,每一个建筑物独立来讲都是艺术品,"漂亮得不得了",可在他的审美里,这样的漂亮都跟那几部浮夸的现代题材电影一样,没有"淡定的美"。

  但留在北京的陈可辛也"见证了那个时代慢慢过去"--奥运过去以后的这几年,他感觉,整个内地社会都在沉淀并开始正常化,就连电影也回到一个可喜的状态,观众们正在接受各种类型的现实题材电影。

  "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能维持多久,但我觉得是挺好的。不只电影市场,整个社会都挺好的,尽管很多人对现实不满、很绝望,但我还是觉得挺有希望的。"他说。

  正因为此,陈可辛才选择在一个温暖的情节点上结束《中国合伙人》:影片末尾,为了解决一档与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的法律纠纷,三个关系破裂的主角一起前往纽约。谈判间隙,他们来到孟晓骏曾经打工的餐厅,听他回忆自己在美国自尊受挫的经历,感慨不已。三人终于重修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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