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匆匆向前，总有一些要落在身后。
就像十多年前，有一首歌名叫《露天电影院》。歌中唱道：“我家楼下的空地是一个电影院，在夏天的夜晚它不再出现，如今的孩子们已不懂得从前，那时候的人们陶醉过的世界……”
可落在身后不等于忘记，忘记不等于消失。
就像十多年后，那首歌已不再流行，电影院已遍布城市。但总有人在夜色降临、华灯初上的某个瞬间，脑海里闪过星空、蝉鸣以及摆着小板凳坐在银幕前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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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9日傍晚，杭州转塘桐坞村，空地上竖起了牌子：今晚放电影，请不要停车。
根据我国农村电影“2131工程”规定，像桐坞村这样的村落，每个月都会有一场免费的露天电影。
下午5点，电影放映员杨志平从家里准时出发，放电影30多年，他保持着提前1小时抵达的习惯。几百斤的放映设备，过去要用自行车一路驮来，8年前改为和住在西穆坞村的高师傅合作。高师傅有辆五菱面包车，开起来有点颠簸，看样子有些年头了。每次放电影，他都先把杨志平送到目的地，自己再去隔壁村放另一场。
提前到达放映点，这是杨志平多年来的习惯，这次也一样，电影7点开始，6点钟不到，杨志平就到了目的地。
桐坞村三面环山，离市区有15公里。放映地点就在村中心，100多平米的泥土地，村里人都叫它“农会道地”。
“就是原来村委会办公的地方，唱戏、放电影也在这里。”桐坞村纪委书记黄忠孝，从小就在这里看电影。空地南侧是一面老房子的侧墙，墙上划了块长约3米、宽约2米“白色方块”，这块“银幕”已经用了4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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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工作开始了，按习惯，杨志平总是先用音响放几首歌曲，《南泥湾》《我的祖国》《学习雷锋好榜样》……赶上高兴，他还会在现场清唱几句《采茶舞曲》，因为“这首歌是周总理特别关心过的，要让现在的人多听听……”
歌声回荡在淡淡暮色中的乡村里，带来的是一种节日的感觉，和很多回忆——露天电影当年的盛况，或者是更早的国家农村文化政策“村村通广播”的年代，那时的广播里放的大多是这样的歌声。
歌声也通知了村里人杨志平的到达。
最早来的是孩子们。他们蹦蹦跳跳，满脸好奇，“有没有奥特曼？有没有喜羊羊？有没有变形金刚？”
然后是村里的老人。他们踱着步子，用外人听不懂的土话问，晚上放什么片子？
天色更暗的时候，外面工作的年轻人也回来了。他们大多开着车，探出脑袋看了看，默不作声，一溜烟走了。
杨志平手头有一份影片放映单，上面列了二三十部电影。片子大多都是几年前的，《让子弹飞》《阿凡达》已经算时髦的。按照规定，在农村放映的影片，都需要去电影公司拷贝。不过电影公司的片子通常不太新，为了吸引观众，他会试图找一些新上映的影片。
桐坞村这天要放的电影是《泰囧》，杨志平特意准备的新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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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6点半，准备工作差不多完成，村民黄浩章过来喊杨志平去家里吃饭。黄浩章的家，大门正对着空地，每次放电影有什么事，村里都是安排他招呼。
看到家里有客人，女主人把在山上新采的嫩笋炒了炒，还拿出了自家酿的杨梅烧酒。难得遇着有菜有酒，杨志平挺高兴，一连喝了整两杯。
一边喝酒，两人一边聊些关于露天电影的事。
“今天还算热闹，但现在家里有了电视、电脑，总归是不能和以前比了。”虽然出门就是电影，黄浩章却没有看的打算。他说桐坞是个大村，观众还多一些，隔壁村前几天放电影，看的人才4个。
听到这番话，杨志平有些急，“那个村人本来就少，还是有很多人喜欢看的……”
这时大门外面，几十位村民已经从家里取来了塑料板凳，早早摆在银幕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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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坞村的露天电影和一个名为“2131工程”文化政策有关。
它指21世纪初，在广大农村实现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的目标。1998年由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提出，2000年12月，国家计委、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文化部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实施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的通知》，此项工作在全国进一步推开。
据杭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科技处处长郑智伟介绍，“2131工程”的推广，是为了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旨在确保农民的基本文化权益。
2008年，杭州市组建了“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该机构将杭州119支放映队、120多位放映员组织起来，通过招考培训，重新签约上岗。所有片源由国家广电部门统一提供，放映次数由放映员提前确定，这也相应避免了影片放映的版权问题。
当了35年电影放映员的杨志平，一直属于留下电影放映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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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点过10分，小小的银幕下聚集了百来个人。
电影开始前，一般有10分钟左右的科教片。杨志平在村里放的是“防止短信诈骗”，在学校放的“怎样紧急避震”，虽然有观众抱怨烦人，但他坚持认为这些片子都是有用的。
银幕前的人们却没有被科教片吸引，孩子们站在银幕和投影机之间，玩起了投影游戏；大多数人在稍远处，走来走去，大声聊着天。
前奏音乐响起，电影开始了。人群依然躁动，欢笑此起彼伏，其中也不乏“剧透”一族，大声喊着，范冰冰最后才出来……
电影开始后，杨志平四处张望，一直没看到分管文化的村干部。按照有关规定，每放一次电影要由村里在表格后面签字敲章，证明放映员完成任务，这样才能拿上政府补贴。
一连打了几个电话，村干部都没接听，不过杨志平早有准备。他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上面贴了邮票，写了自家地址。他把表格放进信封，交给黄浩章，拜托他盖好章后直接寄回给他。
有了这个表格，杨志平才能拿到政府补贴。按照“省、市、县”三级政府补贴政策，目前杭州地区每场电影补贴200元以上，其中包括租片费、设备磨损费以及放映员劳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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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2131工程杭州地区的执行者，郑智伟也了解这一点，不过他有着自己的理解。
“大部分农村看电影还是不方便，尤其是偏远地区，谁会为看场电影专门跑到市里？”在郑智伟看来，就算家里有电视电脑，对大多村民而言，出门几步就能看场免费的露天电影，无论电影本身还是现场气氛，依然有不小的吸引力。
两个身份不同的人，黄浩章和郑智伟在谈到露天电影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及了电视和电脑。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作为现代文明标志物之一，电视和电脑确实极大地冲击了乡村的公共文化生活空间。
不仅仅是露天电影，也许还有从前人们在村头聚在一起的聊天闲谈，还有社戏，还有种种正在消逝的民俗，种种种种。
中国乡村的生活，正在变得和城市一样，人们更少往来，生活环境日益原子化和疏离化。
或许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尽管情况远远谈不上完美，但我们可以明白作为放映员的杨志平们多年坚持的意义所在。
一个电影放映员的人生
信息爆炸的今天，我们都生怕被落下。用最新的手机、追最新的电影、做最时髦的工作，就算匆忙慌张，也要紧跟时代的步伐。
对58岁的电影放映员杨志平来说，坚持内心，远比追随外在重要。他从35年前开始从事露天电影放映，见证了行业的繁华与没落，也目送着同伴一个个另谋出路，自己却始终不曾离开。
“我想把事情做好，总归有人会需要。”正所谓“满足别人也取悦自己”，在杨志平心里，放电影是工作也是生活，更是一份实现自身价值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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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每个看过《天堂电影院》的人，都会对电影放映员有几分想象。我们会感慨这份职业承载着多少记忆和梦想，也会猜测那些躲在放映机后面的人，是不是格外神秘和浪漫……
当我在西溪路杨家牌楼见到杨志平时，觉得有些猜想都是一厢情愿。作为杭州现在仅存的几位农村电影放映员，他性格温和、讲话不多，举手投足透着那一代的人特有的认真和朴实。
“我是西湖区留下电影队队长、全国优秀电影放映员、也是杭州十大平民英雄。”谈话正式开始前，杨志平先提上名片，小小的卡片上排列着三个头衔，足以看得出他的骄傲和珍惜。
当然，这份骄傲和珍惜不是随便得来的。
时光倒退到1978年，杨志平只有23岁，是留下人民公社文化站站长。和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看一场露天电影，是平日生活里难得的消遣。
“觉得放电影就像明星一样，看着看着就想学了。”因为是当时少有的高中毕业生，又是搞文化工作出身，杨志平很顺利成为留下人民公社的一名电影放映员。那时的他，心里只有“人往高处走”的自豪，对未来可能面对的起伏没有丝毫预感。
在物质和精神都不是那么丰富的上世纪七八十代，放电影是辛苦的，也是风光的。
20来岁的杨志平，总是用自行车驮着上百斤重的放映设备辗转在不同村庄，放映的时候提心吊胆，怕出差错更怕下雨。要知道，一场动辄好几百位观众的电影，容不得半点扫兴。
这份职业也是有成就感的。放一场电影，住在10公里外的人都会赶来。一部京剧电影《白蛇传》，吸引了上千号人观看，中间下起了滂沱大雨，也没几个人舍得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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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每一次“新旧交替”，上世纪80年代末期，露天电影遇上了最强劲的对手——黑白电视机。随着电视机的普及，人们更习惯在晚上守着电视机，看《大侠霍元甲》和《射雕英雄传》，原来放电影的稻谷场，逐渐冷清起来。
虽然心里急，杨志平一下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他只好一遍遍往村里跑，追着分管宣传的干部问要不要放电影。
“第一次人家说开会，第二次说要下雨了，第三次又说农忙。”想到过去是别人求着自己，现在是躲着自己，杨志平着实挺伤心。
电影放得少了，最大问题就是收入。上世纪80年代末期，留下公社早已成为留下镇，电影队虽然还隶属镇政府，但经过改制，经营主要靠自负盈亏。
“给村里放一场电影40块钱，少的时候一个月三四场。”杨志平介绍，80年代初期，他的收入是基本工资和奖金组成，每个月加起来大约60块钱。后来，电影队由他个人承包，刨去承包费和租片费，基本所剩无几。
生活关上一扇门，总会再打开一扇窗。1988年，随着录像厅开始风靡，杨志平想了个主意——他借着老房子重建的机会，将一楼全部打通，按照电影院的要求设计，办起了家庭影院。
“凳子是用家里的旧木料亲手做的，电影机是现成的，影片是从电影公司租来的……”精打细算的杨志平，没花几个钱把就家庭影院办了起来。每晚两部电影，每人票价2元，生意好的时候，一晚上就有100多块钱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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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了后顾之忧，杨志平又能带着他的放映机走街串巷了。每隔半个月，他就给每个村轮流打电话，如果对方点头，家庭影院就让妻子守着，自己再蹬着三轮车去外面流动放映。
也是这段时间，不善言辞的他开始学着游说别人。比如冬天征兵季到了，他就建议村里放场电影欢送新兵；比如谁家建新房了，他建议上梁时放场电影图个喜庆；再比如谁家老人要做寿了，他就动员这家人请全村人看场电影。
“不出去放场电影，好像缺点什么。”杨志平说，有了家庭影院后，他其实可以更专注于赚钱。但赚钱好像永远没个够，露天电影却能带给他更多满足。
上世纪90年代末期，杭州市区已基本没有露天电影可看，昔日和杨志平一起放电影的伙伴，有的去跑运输、有的开起了饭店，还有的承包工程，当上了“包工头”。
看着别人都富起来，杨志平心里也挺痒痒，可一来舍不得丢掉电影，二来天生谨慎小心。他想了想，觉得别人挣大钱是别人的事儿，自己衣食无忧、有电影放，过过踏实的小日子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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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开始启动。它是指在21世纪初，实现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的目标。
杨志平不用再担心没地方放电影了，他请了帮手高师傅，两人一起在周边17个村轮流放。到了年底，政府还发给他一些补贴。
与此同时，他也没忘记拓展放映市场。不太忙时，杨志平就写一封类似广告的推荐信，寄给上百家企事业单位和学校。放一场电影800-1000元，有需要的人自然会找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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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电影带来的那份回忆，有星空、蝉鸣以及肆意的喧哗——那是人们在电视或电脑前、或是走进影院都难以拥有的惬意和自在。
也因此，人们会找杨志平来放一场露天电影。
5月4日傍晚，浙江科技学院西河学生公寓篮球场，白色的幕布已经挂在围网上。邀请杨志平的是一个名为“和山影院”的学生社团。
社团负责人李俊锐告诉记者，社团每学期都要放1-2场露天电影，因为比较受欢迎，就成了“保留节目”。
不过，和去乡村放映不同，在这里杨志平放电影是收费的，每场800块钱的报价，对没有太多收入来源的社团是个考验。一个多月前，李俊锐拉赞助没成功。他咬咬牙，自掏腰包出了这笔钱。
于是就有了那个风清月明的夜晚，篮球场上200多个塑料板凳，密密麻麻坐满了结伴而来的同学和周边居民。
看着人越来越多，站在角落的李俊锐松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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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怀旧的可不只是学生，有时会有一些广告公司找上门——这通常是为了配合企业的宣传活动。
5月8日，杨志平下午3点就出了门。客户要推广新楼盘，请他去下沙的社区放一场周星驰的《唐伯虎点秋香》。因为数字电影机里没这部片子，而他又恰好有老的电影胶片，于是就带上了两台20年前买的35mm胶片放映机。
或许正是因为少见，它的出现才显得稀罕。下午6点多的现场，大红横幅、五彩宣传页、声嘶力竭的活动主持，都不及两台胶片机更有吸引力。“能不能放得出来？”“这东西有些年代了。”人们围着它热议。
杨志平不说话，忙着连接设备。他有些不明白，为什么有了先进的数字电影，大家反而觉得胶片电影才“有味道”。对放映员来说，胶片机体形笨重，操作复杂，有时还会出故障，用起来远没有数字机方便。
晚上7点多，放映机的灯光亮起，齿轮“咕噜咕噜”转着，好像能把时空都拖回过去。因为中间要换片，杨志平一直守在机器旁边，他盯着银幕，嘴里念叨着，“还是数字机好用……”
但客户对放映效果很满意，希望后面几场露天电影，都能用上胶片放映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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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平的脚步还在继续。夏天是他最忙的时候，只要不下雨，差不多天天都要出去。
随着收入压力减轻，他把家庭影院搬到了新建成的社区活动中心。空下来时，他就去那给大家免费放电影，也算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35年，6万8千多场电影，380万观众……在很多人都在担心露天电影处境尴尬的今天，杨志平乐在其中。
“我不需要收入很多，也不需要人人都来看我的电影。”相比观众多不多，杨志平更关心怎么把当下流行的3D影片带到农村，让那些偏远农村的老少都能乐呵乐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