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从未真正无声，即便在默片时代，也有乐手在放映现场进行伴奏。今天我们能看到的默片中有一部分记录下了当年伴奏的音轨，而更多的默片则成为无声的沉默影像。而在欧洲，依然活跃着一批音乐家，他们热爱黑白胶片上的浮光掠影，选择将电影院作为自己开音乐会的舞台。英国钢琴演奏家约翰·斯威尼就是这类音乐家。
1990年，约翰·斯威尼在伦敦河畔工作室的工作是为芭蕾和现代舞等舞蹈做即兴伴奏。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被导演推荐为一部表现舞蹈的默片配奏，展现了其为电影伴奏的才华，随后他的身影陆续出现在包括国家电影剧院(BFI南岸中心的前身)在内的各大影院，并成为世界各地多个无声电影节的常客。
默片在上海放映的场次本来就少，现场伴奏机会更是十分难得。此次上海国际电影节致敬大师单元放映9部希区柯克早期默片，可谓一票难求。9部默片中《房客》、《下坡路》、《拳击场》为自带声轨，《水性杨花》、《欢乐园》等6部默片均由约翰·斯威尼现场伴奏。
斯威尼昨天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坦言，其实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将会在电影放映途中遭遇怎样的灵感，因为每一次的即兴，他都无法重复也无法预估。
把灵感留给现场的瞬间
：什么类型的电影适合现场伴奏？
斯威尼：其实所有的默片都有现场伴奏，即便在记录声音的介质被发明以前，导演在拍摄电影的时候就已经预设了现场乐队的部分，在电影放映时，他们会要求乐队配合他的指令演奏音乐。早期的默片类型很多，无论是剧情片、喜剧片、纪录片都能够找到音乐为之伴奏。音乐要在其中交代背景、烘托气氛、推动故事情节、表现人物内心。所有的电影都需要这些，也许有一些人觉得某些电影不适合，那是因为他们一时没想到合适的音乐。
我个人喜欢那些对人物内心探讨深刻的片子，这样我的琴音就能随画面进入人物的内心，把他的内心世界“外化”出来，这是非常令我着迷的过程。
：在现场伴奏中，你所弹奏的旋律是考据当年的资料，借鉴一些经典音乐，还是完全自发创作？
斯威尼：我喜欢自己创造新的音乐。当然音乐风格还是会和电影拍摄年代的音乐相吻合。当然，现在有那么多有配乐的电影，所有的电影配乐技法我都会借鉴，用于现场演奏。我一般会先看一遍电影，了解情节和节奏。但是我也常会被要求给从未看过的电影伴奏，那我只能了解一些这个导演的背景资料，他的风格。
：这次弹奏希区柯克你事先考虑过大致的风格走向吗？
斯威尼：希区柯克这些电影我都看过。但是我没有想我要弹成怎样的，我更愿意把灵感留给当下的瞬间。
：之前《敲诈》采用了FM3(中国抽象实验电子乐队)的电子音乐伴奏，评价两极，你怎么看？
斯威尼：我去看了那场，我个人十分喜欢。和钢琴完全是不同的体验，充满现代感和紧张感。我看过用各种各样新奇的音乐给默片伴奏，今天有很多音乐人致力于这方面的探索，有些让人惊喜，有些则让人惊恐，很难说。不过我的确不认为有某一种特定类型的音乐或乐器是适合默片的，我选择钢琴也不是因为我觉得钢琴最适合，只不过碰巧我本来就会弹钢琴。
：你的演奏每一次都会不一样？有没有判断失误的时候？
斯威尼：每一次都不一样。这正是我从事这个工作最得意的地方，也是这个职业的意义所在。这些电影80到100年前就拍出来了，如果没有音乐，它们将一成不变。而现在，不同的人来配乐就能赋予同一部电影完全不同的视听感受，同一个人也能给它带来不同的东西，那么它就是“活”的，而且可以永远“活下去”。
当然，失误有很多，尤其是给没看过的电影配乐时。有时候重要的情节没有突出渲染，反而在一些其实是无关紧要的美女身上耽误了不少功夫。有一次我弹美国的电影《Lazybones》(1925年)，上一秒是一家人很温馨的在一个屋子里，我就弹得很抒情很浪漫，下一秒画面就切换到了一战战场，我一下子脑子就断档了，不知道手上该如何切换。这样的尴尬时有发生，经常是电影结束后我才想到合适的诠释途径。可是这恰恰是我最着迷的地方。
最期待给中国默片伴奏
：在你伴奏的作品中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或者特别期待为之配乐的？
斯威尼：有，而且是中国的默片。几年前曾有一部中国默片在伦敦放映，请我去配乐，那部电影是阮玲玉主演的《神女》，讲的就是上海的故事。我对那部电影印象十分深刻，当时激发我无尽的灵感，到现在《神女》依然是我心目中的“十佳默片”之一。明年伦敦还策划了一系列中国默片的展映，到时候我也会去伴奏，我现在就非常期待。
：给中国电影伴奏，你会不会事先了解一些中国传统的民间音乐元素？
斯威尼：到目前为止我只配过《神女》，1930年代的上海让我觉得很现代，故事也是在世界上每个地方都能发生的，我看到的是全世界女性身上共通的特质。如果是一些更本土化的中国农村的故事可能会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