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纪周谈《番号》：只有偏执狂才能成功

撰文/白郁虹

　　“我还年轻，还不用太早复制自己，如果我继续拍打仗，肯定会产生惰性，会按经验走，会流于干‘行活’。”所以，当《永不磨灭的番号》(以下简称《番号》)大火，许多投资人争相请导演徐纪周拍摄类似的抗战剧时，都被他婉拒。此时的徐纪周，正尝试踏进一个多年来无人敢碰的禁区，他说：“必须把自己重新逼到绝境，才可能出一个让自己满意的作品。”而这所谓的禁区，就是正在北京、安徽卫视播出的电视剧《战雷》 。

　　“地雷已经跟当地的生态连在一起，长在树上，长到石头里，漫山遍野。”

　　5年前，徐纪周接触到一个有关拆弹排雷的故事大纲，作者非军人出身，故事也显陈旧，但却勾起了他的创作冲动，他说：“这是一个可以创新的方式，但骨头很硬，就像当年的《暗算》，谁也不相信监听监控能拍出一部电视剧，但人家拍出来了，而且还挺好。所以，我想尝试一下这个禁区是否能进去？”

　　一次去机场的路上，徐纪周偶然看到小说《我雷了》，小说内容单薄，但可以肯定作者出身于工兵部队，熟悉排雷环境。于是，徐纪周辗转找到当时在军艺读研究生的80后学生冯骥，简短沟通后，两个年轻人一拍即合。此后的几次成稿，不是写得高大全就是写得太“飞”，写作陷入了一种无解状态。项目暂时搁浅，两人转向《番号》，之后，冯骥被调到海军，创作《火蓝刀锋》，徐纪周则改拍其他电视剧。

　　再见面时，彼此心中“排雷”冲动依然强烈。“小冯有一点特别棒，坚持。一般作者折腾成这样就不行了，他说：‘哥，只要你做，我就做。’你说作者没放下，我能放下吗？”徐纪周说。

　　2011年年底，写到7稿大纲，徐纪周终于看到希望，他决定去云南边境实地走一圈，而这一走，也让他最终找准了创作的方向。

　　汽车沿着中越边境盘山路行驶，车轮压着山崖边缓慢行驶，旁边即是万丈深渊。遇上大雾，往山上送给养，车灯开到最亮，一名士兵在车前带路。前方随时有塌方发生，士兵走走停停，车子便也跟着停停走走。一路开上山，有时需要耗时三四天。

　　这是徐纪周随车前往中越边境最前沿时遇到的最大危险，但这并不让他心悸，让他震颤的，是漫山遍野的雷区以及麻栗坡与蒙自烈士陵园里密密麻麻的墓碑和一腔热血的士兵留言簿。

　　“虽然我们现在过得很委屈，虽然我们吃了很多苦，但是站在这里，看到我们曾经保卫过的国土，我依然想说：我的青春无悔。”这是一个中越自卫反击战中某老兵留下的一段文字，连同那些通往天堂或地狱的猫耳洞，勾起了徐纪周少年时代的记忆。“你会想起80年代很多东西，比如小时候看的《高山下的花环》 《凯旋在子夜》。”

　　一个大多数人不了解的事实是，漫山遍野的地雷触目惊心地存在且根本无法肃清。放眼望去，铁丝网将山峰封锁起来，上面写着：雷区，禁行。

　　“排雷任务从1998年开始，一直到2006年左右，排了将近10年。”直到走进云南边境当地，徐纪周才发现，地雷在当地边民中是一个到处肆虐又被看做是司空见惯的家伙。

　　“中越停战之后，地雷对边民影响特别大，经常有村民赶着牛，雷就炸了；或者钻到雷区里出不来，多少人看着他死在里面……”

　　“一个村子，83个人，81条腿。”这是电视剧《战雷》里提及的一组数据，但这不是空穴来风，而是血淋淋的真实存在。

　　对外，雷患被宣称肃清，实际上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它已经跟当地生态连在一起，长在树上，长到石头里，漫山遍野，而且你不知道哪里有，再排下去，对生态的影响更大。”

　　回到大都市，徐纪周的思路变得逐渐清晰起来，使命感和责任感徒增。

　　“我更明确自己想要表达什么，我不想直面战争，我更希望讲战争对人的伤害，身体与心灵的伤害。”

　　前面7稿全部推翻，徐纪周与冯骥决定重头再来。

　　“最终让我找到方向的是做人物，做一群我们当下的军人群像。在排雷任务面前，我们把天南海北带着各种目的、各种性格的人硬性地聚在一起，看看他们会发生什么？排雷只是表象行动，除了排脚底下的雷，更重要的是排我们心中的雷。”

　　拍摄难点重重，开句玩笑话，排雷就像挖土豆，过程极其单调枯燥，怎么把相对静止的排雷过程演绎得惊心魂魄，是摆在徐纪周面前的难题。

　　“排雷这事儿很枯燥，很多导演想做，但始终没有做出来。它不像城市反恐，或者像《拆弹部队》，是在一个大的战争环境里进行，戏冲突比较多。”

　　为了营造“步步生死步步命”的紧张感，徐纪周想出各种招数。“越战中实际只有三四种雷，很容易枯燥，我们就把地雷家族里的所有雷都放进去，包括一些想象中的鬼雷。同时，把排雷跟战斗结合在一起，排雷过程中有狙击战、激光战演习，还有水雷、空雷，各种各样的雷全都有。最终，是希望把经历过战争的人的心理和战争对他们的创伤尽我所知、所看、所感地展现出来。”

　　“我为电影而生，我会成为最好的导演。”

　　《战雷》《番号》《杀虎口》，被看做是徐纪周的军旅三部曲，此前的十多年打拼，已将他从一个“孤独自卑、被轰出剧组的胖子”，历练成深谙市场规则又不失个人情怀的70后新锐鬼才导演。

　　1976年，徐纪周出生在皇城根下一家普通人家，高三毕业前，徐纪周将自己想报考艺术院校导演系的秘密和盘托出，被老师、父母极力阻止，在他们看来，这孩子好高骛远、不务正业。瞒着所有人，徐纪周偷偷跑去报考中戏，名落孙山。父母很生气，却也无可奈何，铁了心想做导演的儿子，你拿八抬大轿抬也抬不回来。

　　1997年，徐纪周再次报考中戏导演系，这一次，他要背水一战。按惯例，中戏导演系每3年招一次，如果被拒，不但要等到3年后的21世纪，还可能成为很多人的笑柄。出人意料的是，这一次，徐纪周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导演系。从那时候起，他潜意识里就告诉自己：“我为电影而生，我会成为最好的导演。”

　　入学后的种种并不顺遂人意。先是1998年学院扩招，门槛降低，教育演变成量产化后，让他有种“导演瞬间不值钱”的感觉。更严重的心理障碍是，周围同学不是白富美、高富帅，就是文艺世家出身，他这个普高出来的男吊丝，更像是一个异类，与周遭格格不入。“当时就感觉到，要想在这个行业混，一定要靠人脉，没人带，你很难有机会出来。”

　　导演系老师也怀疑当初的决定是否正确，他们说：“我们看你考了很多年，文笔还不错，就把你招进来了。但到现在，我们觉得，你是误招。”

　　那时的徐纪周，与中戏的斯坦尼教学体系总唱反调。老师说：“做导演首先要做演员。”老师又说：“导演是二度创作，要在剧作家提供的剧本基础上展开想象。”徐纪周当场反驳：“剧作家应该按照导演的要求展开想象。”惹得老师怒斥道：“你放肆！”

　　“我们那时的教育是表演压倒一切，我觉得堵得慌，当年老师不鼓励学生自己写，但我觉得，剧作功力对导演特别重要。我到现在都认为，导演就是一支笔，用笔展开蓝图，向人们讲述精彩的故事。就像黑泽明的自传《蛤蟆的油》里写的，很多人都有导演梦，但你没有机会拍，但任何人都买得起一支铅笔和一卷白纸，你可以在白纸上先把你的蓝图画出来。”

　　“去现场跟上刑一样，天天挨导演骂。”

　　实现导演梦遥遥无期，于是，徐纪周决定从写剧本开始。“我坚信一条，你只有向投资方证明你有帮人家挣钱的能力，人家才会把戏给你拍，而你证明的唯一方式就是把剧本写好。”

　　2000年，徐纪周写了一部电视电影，四处拉人找钱，后被导演高群书看中，高导实话实说：“你这个电视电影我没把握拍，但我马上有部《中国刑警》要拍，你愿不愿来？”

　　对于初出茅庐的新人来说，这样的大好机会当然不能错过，徐纪周二话没说，背着包就去基层采风。

　　随后，徐纪周跟随高群书接手另一个项目，此时的他已升至副导演，这却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快感，相反他经历了人生中最狼狈不堪的时刻。“剧组环境比我预设的恶劣，这里很像江湖，讲规则，讲先来后到，很欺生。”

　　文人气质的徐纪周在这样的环境中茫然不知所措，他很快发现，自己空有头衔，却支使不了任何一个人，别人都拿他当空气。一个月后，高群书下了逐客令。

　　“那时去现场跟上刑一样，天天挨导演骂。你一个生手，所有人都排挤你。现在想想，当时确实没经验，不知道怎么跟人沟通，其实哄着点、抬着点他们，也许会好过很多。”

　　直到今天，徐纪周都要感谢高群书，因为他锤炼了一个生瓜蛋子的成长，在他的高压下，徐纪周更坚定地要将剧作能力发挥到最强。“他把我这个艺术学院的学生硬性地拉到了比较商业的环境，让我了解到商业片的规则。”离开剧组时，徐纪周记下了高群书的一句话：“回去写本子吧，什么时候我随便在街上拉一个人，站到机器前，照台词说了，戏就能挣钱，我就让你单独执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