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我们需要关注没有理由的暴力

特约撰稿 王诤

　　法国当地时间5月26日晚，第66届戛纳电影节落下帷幕。中国导演贾樟柯凭借自编自导的《天注定》摘得最佳编剧奖。这，也是中国电影近4年在戛纳电影节取得的最好成绩。

　　贾樟柯回到北京，在他自己的工作室，接受了笔者专访。

　　1 社交网络改变了我的生活

　　记者：来之前，我在您关于电影《天注定》的微博中，评论道“对比《天注定》和《了不起的盖茨比》，一部是反映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国际暴发户’——美国的上流社会的迷茫史诗，一部是反映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的当下中国都市边缘人群的生存悲歌。此次，它们同时出现在了戛纳。个中意味，颇值玩味。”

　　贾樟柯：这个主题我觉得是电影一直以来持续讨论的一个问题，包括社会的快速变革给个体带来的重压，对人的重新塑造。对人的重新塑造可能是往好的方面也可能是往坏的方面。《天注定》其实是在讲每个人都有暴力的种子，一个正常的社会可能压抑了这个种子的萌芽，一个压力巨大的社会会助长它的萌发。这次戛纳电影节很多电影的主题都是这个。二十部参赛作品中，暴力的主题有十几部之多。

　　记者：《了不起的盖茨比》有一个非常暴力的结局。回到这部片子，我了解到社交网络对您的这部片子的创意有一个很大的刺激，并关注到对于重大的社会事件，你一般都会转发。

　　贾樟柯：微博刚兴起的时候，我一直不清楚它是怎么回事，后来因为做《语路计划》跟潘石屹接触，他很喜欢社交网络，他跟我讲，你可以不写，只是看。他觉得如果不接触新的媒介，你就跟不上这个时代了。我回来就试着玩儿，一玩儿就玩儿进去了。这样一来，我觉得我的生活被改变了，我理解跟认识这个社会的方法都不一样了。有了微博之后你就会发现，其他人经历的很多东西你也在经历，有些东西可能以前不会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边，但它确实是我们生活里的一部分。这几年能震动我的除了观点之外，就是这些突发事件。我开始留意到突发事件里边的个人暴力的问题。这是我这几年来越来越强烈的一个感受，为什么很多人对社会对自己的生存采取了一个暴力的反应。

　　记者：你怎么定义“个人的暴力”？

　　贾樟柯：就是他本来在一个日常的生活里边好好地生活，突发的重压使他在那一瞬间没有想到采取别的方法来解决，他想到的是用暴力来解决，这个就是所谓的“个人的暴力”。当然，这是从内容上面说，更主要的还是我一直在思考，电影的叙事要做怎样的一个改变。我必须找到目前我理解这个世界的新的方法，就是混杂的叙事，需要观众自己去发现人物中间的关联，表面上他们是没有关联的。所以这个剧本后来就采用了四个人物四个事件，天南海北，从北方一直到南方。这个模式本身很让我满足的地方就在于，它是我这个生活阶段很真实的生活感受的体现，包括我接收信息的方法都是这样子的。

　　2 《天注定》会在十月份上映

　　记者：实话实说，看预告片觉得《天注定》和你以前的视觉风格是一以贯之的，和所谓的“武侠”联系不大。

　　贾樟柯：视觉风格肯定不可能有太大的改变，因为现实中国的面貌就是这样。

　　记者：你怎么定义自己的“侠”？

　　贾樟柯：所有的武侠片都是在一个大的变动里边，个人的生存受到巨大的挑战，结局都是悲剧，悲剧在于个人使用暴力对抗的回应是失败的。我觉得武侠自己也需要反思，就是一直以来崇尚的以暴制暴是有问题的。最大的一个反思还是应该改造社会，让社会变得更合理。

　　在一个社会氛围中，有些事的发生可能是没有原因的，好比一个人发飙了，他可能没有原因，只是一个生存氛围给他带来的一个没有理由的暴力。这些“没有理由”的暴力，我们要思考它的理由，它不是没有理由的。包括个人丧失了上升的空间，资源高度的垄断，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通不畅。不要说别的，一个户籍制度都阻碍了一个社会正常的人的流动和上升，一个人到了一个陌生之地连买房子的权力都没有，这些东西都是问题所在。

　　记者：这部片子审查过程中被要求删什么了吗？

　　贾樟柯：任何审查都会有意见，那些意见接受之后，经过协商，就是去戛纳公映的那个版本，在内地公映也会是那个版本。预计国内会在十月份上映。

　　记者：到10月之前这段时间你要做的是什么？

　　贾樟柯：我要做的是跟上影一起来确定发行的方案。海外的市场我们投入得很少，因为都是传统市场都很良性，发行了三十多个国家。国内市场我们还把它当作是新兴市场看，因为我上一部故事片发行是2008年时候的事，5年过去了，市场变化很大，而且我电影的自身的类型也发生了变化，当然还有就是要重新启动《在清朝》。

　　3 我不悲观 虽然常悲伤

　　记者：你一直在说这次你要改变风格。

　　贾樟柯：我觉得这个很容易，因为我自己对电影类型的兴趣比较广泛，我一直开玩笑说只有两种类型我不想拍，一种是喜剧，一种是科幻片，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那种才能，因为那真的是要有独特的一根神经才能拍这两种类型。除此之外我都有兴趣。所有的类型里我对武侠片、黑帮电影是最感兴趣的，其次是公路片。所以这次是很自然地就溶进了一些武侠片和黑帮电影的方法。因为毕竟是在讲日常生活里突然爆发出来的暴力嘛，那些暴力的瞬间都是戏剧性的，都可以类型化。

　　总之，我有两个类型的电影，一类是纪录片，一类就是剧情片。说白了，我对人自然的状态最感兴趣，我不希望我电影里边的人不说人话不走人路，就这么简单。

　　记者：这次你在里边演了吗？

　　贾樟柯：其实，之前我的片子我也都有出演，但是都是演得比较隐蔽，比方说在《站台》里我演一个满脸涂黑的矿工，涂得已经认不出是谁了。《三峡好人》里我演一个考古队员，这一次演的是一个比较脸谱化的人，在夜店里面。我想找宁浩，听说他在海南，我当时在广州，很近，但找不见人就自己演了。

　　记者：来之前也看到你最新的一条微博，“不悲观，虽然常悲伤”，这有什么触发点吗？

　　贾樟柯：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基本上进入到了一个搞笑的时代，我觉得这个也能理解，但是如果整个社会都回避悲伤的东西，所谓的“慈悲”在哪儿呢？如果你没有“悲”怎么会有“慈”呢？我觉得基本的善良和善意一定是建立在一个感同身受的同病相怜的悲切上面。没有这种内心的触动，整个社会散发不出慈悲来，人也散发不出善意来。

　　我很喜欢悲剧是因为它能触发我的一种善意，这个跟悲观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有一种勇气去面对悲凉的东西，痛苦的东西，其实并不是悲观的。就像是面对中国一样，我很乐观，我觉得中国反反复复的问题特别多，改革也积压了很多的问题，社会也充满了矛盾，阶层之间充满了对立，但我觉得它的确是逐渐在往好的方面走，起码可以言说，以前我们连言说都不能，有了社交网络，媒体也渐进地在开放。我觉得这个大的发展趋势我并不悲观，但是你很难言每天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反过来说你不能因为对大的中国社会有信心就无视这些个案，无视这些让人悲伤的事情，我觉得那是更大的一种铁腕，就是一种来自个人的铁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