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选秀节目、神话雷剧当道的暑期档,由陈小艺、冯远征、辛柏青等主演的《我的父亲母亲》正在北京卫视播出。在聒噪的大氛围下,这部踏踏实实讲述父辈一代30年因城乡差异造成错位婚姻的故事,虽然很有生活质感,但却显得安静甚至孤立。“这两年我在创作上是比较困难,遇到了很大的困惑。”就当下整个大的创作环境,编剧赵冬苓感慨地说。
赵冬苓既创作过《孔繁森》、《任长霞》、《郑培民》等主旋律的影视作品,也写过《沂蒙》、《中国地》以及《我的父亲母亲》等兼具商业性和艺术性的剧集。无论哪种类型,赵冬苓透露自己每一部戏都会去采访,唯独《我的父亲母亲》是个例外,“这部戏是我唯一一部没有去做采访的戏。跟制片公司定下这种人物形态之后,我很快就把大纲写出来了,剧本也进行得很快,可以说是一气呵成。尽管没采访,但是我对这种独特婚姻生活的观察和积累已经有几十年了。从我当年下乡的时候起,我就看到过男知青娶了农村女孩的婚姻,最后成为了悲剧。包括我工作以后,看到单位或者同学的一些经历,身边类似的婚姻有太多了,非常令人感慨。当时感叹一番就完了,现在要写了,所有这些东西一下子就都回想起来了,非常顺畅。”
的确,相比主旋律电影,《我的父亲母亲》显得要更接地气儿,更有感而发,赵冬苓并不避讳自己近两年向商业上的调整,或者说妥协。“有制片方很直接地跟我说:‘赵老师,在这样的市场背景下,像你这样认真写作的人会比较吃亏。’这个问题我也反复思考过,但是我有一个坚定的想法,就是我这一生就是以写作为业的,我会坚定地写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
一方面,要坚守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还要向市场和商业性上倾斜,否则会离观众越来越远,“我现在也不断地在向市场学习,向年轻的编剧学习。我现在写的东西,商业性会越来越强,对于观众的考虑会越来越多。举个例子,就我目前正在写的剧本,几乎任何一对人物关系拉过来,他们都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的,都是能够引发冲突的。这样带来的效果就是,就像打台球一样,我发起一个动作,所有的球都会转起来。情节的密度非常大,矛盾冲突也非常强烈。”具体到正在热播的《我的父亲母亲》,赵冬苓仍在商业性上做着反思,“如果今天来处理这个题材,我可能会在商业性上考虑更多。比如说,剧中我给翠花设计了六个哥哥,但是我着力写的就那么两个,但是我今天写的话,估计会把六个哥哥以及由此引发的矛盾全部都写上。”
评论者一句话“商业性和艺术性要平衡”说起来简单,然而创作者在践行的过程中却绝非易事,圈内人现在经常说道“像《甄嬛传》这样口碑和收视兼具的作品多少年才出一部呢?”一句话道出了其中的艰难。赵冬苓对此也深有体会,“迎合市场和艺术创作本身是一对矛盾,我一直在艰难地寻找其间的平衡点。既要使自己的作品保持一定的品位,又尽量争取最大限度的观众。我经常用林语堂先生的一句话自嘲,‘傻瓜才考第一’。就是说,我不会去争收视第一的成绩,但我还是希望自己作品的收视排名能够比较靠前。我会放弃一部分观众,但是我会想办法留住另一大部分观众。这其中的分寸就是‘得失寸心知’,创作之中需要自己去慢慢地摸索和把握。”
赵冬苓
反思影视剧常见婚姻观
“城乡差异、时代使然、错误婚姻、心灵疏远、寻求解脱”……情感伦理戏《我的父亲母亲》正在北京卫视热播。虽然上述元素称不上新鲜,但却难得在导演刘惠宁,陈小艺、冯远征、辛柏青等一众主演的诠释下透出一股子质朴、生活的味道,能让观众产生一种久远的亲切感。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编剧赵冬苓对剧本的把控。
全剧展现了上世纪70年代一段颇具代表性的“中国式婚姻”,下乡知青陈志与农村姑娘张翠花的家庭背景、生活志趣和理想追求都截然不同,却因为时代造就的阴差阳错走到了一起,演绎了一场跨越30载的“婚姻保卫战”。赵冬苓试图通过该剧对最为常见的婚姻观进行反思。比如,两人是应该凑合过一辈子,进而传达出“人生、婚姻多如围城,不过如此”的理念;还是应该勇敢分开,给自己和对方一条生路。这部戏讲的不光是婚姻家庭故事,其实讲的是从“文革”结束到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之中,社会的发展与个性的解放。
谈剧情 离婚反映社会进步
:全剧呈现了上世纪70年代的错位婚姻,这种年代背景造成的错误能否引起当下人的共鸣?
赵冬苓: 现在社会相对宽松了,自由空间更大,像这种“错位婚姻”不多见了,但在部分年轻夫妻中仍然会存在,不过解决方式会简单得多。首先,过去那种“人情依附”和社会束缚的情况已经不多了,如何解脱完全取决于个人,要么弱势的一方自省、调整、进步,要么分手。而50、60年代的人遇到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他们会面临很多社会的束缚,要这样生活一辈子。
:结尾处,为什么没有处理成两个人虽磕磕碰碰,但仍是在一起,而是处理成了离婚呢?
赵冬苓:这点正是这部戏和其他婚姻题材剧不同的地方。在中国传统的婚姻观念里,很多夫妻都是打打闹闹在一起过一辈子;而离婚反映的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女性不再依附于男性,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人。所以,最终翠花愉快地选择放手,她和陈志各自去寻找新的生活。通过这部戏,我想对中国过去的婚姻模式,或者说是对在影视剧中时常被表达的一种婚姻价值观进行反思。
:电视剧都讲究大团圆结尾,相对现实和残酷的结局会不会有风险?
赵冬苓:其实这部戏中的“离婚”写得并不残酷,并不是那种悲悲切切的。制片方对我提出的要求是,要把这部戏的“离婚”段落写成全剧的华彩段落。最终离婚那段简直像一场“欢乐颂”,比他俩当年结婚还要热闹,情绪还要好。我觉得,这场戏我们是在庆祝人性的解放,蛮好的。
:除了对错位婚姻要勇敢解脱的主题外,您还想传达给观众什么?
赵冬苓:我希望呼唤情感的解放。陈志和翠花一辈子都把自己搭在另外一个人身上,老了也自立了。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像剧中的男女主人公一样,很勇敢地活着,做自己,去追求自己想要的。
谈演员 偏爱反派冯远征
:陈小艺和辛柏青是否符合您心目中母亲和父亲的形象?
赵冬苓:翠花这个角色最难把握的特质是她身上的“简单劲儿”。如果“翠花”这个人物演得复杂了,演得有心计了,那就不是“翠花”了。这一点上,陈小艺做得很好,她到位地诠释出了那个又憨直又勤劳又能干的姑娘。辛柏青我是第一次合作,他非常契合我心目中陈志的形象,很有文人气。在他身上有很多中国旧式知识分子的东西,甚至有些时候稍显懦弱。这个人物很难演,如果演不好的话,观众会觉得他就像个“陈世美”,但陈志这个人,人性是非常好的,他想努力维持住这个家,想凑合着过,甚至为了翠花放弃城里的工作到农村。我对这个人物充满了同情。总的来说,我觉得辛柏青演绎得很贴切。
:几位主角出场时都是二十上下的小青年,您有没有感觉演员们年龄过大的问题?
赵冬苓:当你用明星的时候,就会遇到这个问题,因为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他们的年岁有多大了。这个时候,我们关注的可能不是他的真实年龄,而是能不能把那个年龄段的精神气质表现出来。我很喜欢冯远征出演的反面角色马庆生,虽然冯远征年龄稍微显得有点大。他的演绎把马庆生的孤独、卑微和挣扎融合得非常好。
冯远征
不戴有色眼镜看反派
在《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之后,冯远征用“安嘉和”一角奠定了自己演技派地位,但同时也用了很多年才逐渐摆脱掉这一有心理问题的“家暴男”形象。在《我的父亲母亲》中,冯远征再度饰演一个有严重瑕疵的角色马庆生,一个品德上工于心计、野心勃勃;事业上热衷升官发财、妒忌同窗同事;感情上,备受妻子冷落,愤而造谣中伤……
“我认为生活中的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优点和缺点。英雄人物,我也希望他身上有一些常人的小毛病,或者是他自身的一种个性;常态意义上的坏人,我希望大家看到他身上有善良的一面,或者说好一点的东西。”冯远征认为只要去演一个活生生的人,观众就会接受。
在观众看来,马庆生是个“大反派”。而在冯远征看来,他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真实的人,“我相信马庆生这个角色在观众心目中一定会激起一些波澜。现在,无论是在机关、公司,或一个单位,都会有马庆生这种人。另外,我自己感受马庆生并不是个坏人,只能说他是一个道德上有缺陷的人。”
正因为对角色抱有一颗平常心,冯远征在演绎时并没有悲悯的心态,而只是尽量让人物合理化。“我不会说刻意演绎马庆生的钻营,或者马庆生的挣扎,而是注重演他的合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生活中肯定也遇到过你非常讨厌的人或者同事,你会觉得他的行为挺怪、挺可笑的。但是你没有站在他的角度去想,你如果站在他的角度去想,其实,他的一切行为都是合理的。他在内心认为这是合理的,才会这样做。在我看来,他所有的行为都是合理的,他为什么不可以追求自己认为漂亮的女人呢?得不到的时候,我为什么要让她舒服呢?人的正义、美好与邪恶、阴暗是共存的,只不过有些人身上美好的东西更多一些,放得更大一些,而有的人身上的缺点和邪恶面会放大一些。”
冯远征表示,他不会用“有色眼镜”去看待角色,“如果你本身就觉得这个角色是个坏人的话,你的表演会符号化。那你演出来以后可能就会挤眉弄眼、吹胡子瞪眼的,那就是概念化的表演了。”
剧中,陈志和翠花是城乡差异的失败婚姻的典型代表,而马庆生和叶秀萝的婚姻则是涉及爱情本身的悲剧,“两个人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强求,你不能娶一个你不爱或者不爱你的人。我觉得既要找一个你爱的人,又要找一个同时也爱你的人,这样双方才能达到一种***,双方的情感才能更持久。面对一个自己不爱的人,早晚一天你会对这种生活生厌的,而对方感受不到你的爱,随着时间增长也会产生很多矛盾。”
人到中年,冯远征也谈了生活中对于婚姻的感悟,“年轻的时候可能把婚姻想得很美好。婚后几年,可能会对婚姻有一个重新认识,重新去看待自己在婚姻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到了中年以后,有的人可能想摆脱这个婚姻。我觉得自己的婚姻能够走到今天,还是两个人两情相悦吧。实际上更多的时候,所谓的婚姻,所谓的夫妻,更多的是亲情,但这个亲情不单单是夫妻情,可能还有母子情,父女情。”